法国摄影师让-克里斯蒂安·布卡尔

    来到北京的最初三四天，布卡尔都待在草场地准备展览。采访期间，他的助手拿来5000元人民币，说是作为这几天的生活费。他惊呼：“这么多钱！你要吗？我在草场地这么便宜的地方根本用不完。”不过，展览正式开始后，他就有时间到北京市中心去继续他手头的一个拍摄项目《我拍摄人群》（I Shot the Crowd）。这个项目始于一个法国摄影师团体TENDANCE FLOUE的邀请，他们总是作为团队去拍摄某一个主题的照片。布卡尔笑说他当初之所以接受邀请，是以为他们要他跟拍街上的女人，可惜实际上只是在世界各地的地铁站和市场入口处拍摄闯入镜头的人流。他为这组未完成的照片所写的笔记里，有这样一段话：“通过外表、衣服、肢体语言，我们可以看出不同地区人们的差异和全球化的影响。”然而布卡尔坦言，虽然每一张照片上人们的表情各不相同，但把它们排列在一起时，它们并不能说明什么，也没什么逻辑。“不同人的组合，其实只是同类事物的重复而已，我暂时还没找到让它们看上去更有意思的方式。”布卡尔说，“我想，可能我需要的是这一张照片、那一张照片和另一张照片，独立的照片，而不是一堆照片。就像画一样，要一幅幅展示。但是如果真的只选择其中一张，我会更加不知道它要干什么，因为全世界都有这样的表情。”
    对摄影作为思考与表现工具的反思贯穿着布卡尔的摄影生涯，因此他总是有意识地在不同的项目中尝试不同的拍摄状态。当摄影不足以表达他的所见所想，他还会动用文字、影像、装置等手段“尽可能去接近现实”。尽管布卡尔在根本上认为“现实远在摄影之外”，甚至说过“文字比影像更重要”这样的话，他仍然热爱摄影，并认为坚持拍摄像《我拍摄人群》这样目的不明确的项目是值得的。“因为它的面貌会随着时间展现出来，你会开始看到它的有趣之处。很多项目都是这样，一开始你并不知道它会走向哪里，我想这本身也是它有意思的地方。”
    拍摄美国最危险的地方相比《我拍摄人群》，布卡尔对《康登县》显然满意得多。他说：“《康登县》是一组更正式的作品，也更多样。有人像、有风景、有细节，还有视频和书，它们会共同勾画出某种东西。”
    作为摄影师，布卡尔时常需要一些新鲜的刺激，比如去到陌生的地方，尤其是那些因为社会规则和约束被削弱而意外频发的地方，感受“混合着危险气息的自由”。有一次他在网上搜索“美国最危险的地方”，搜到了新泽西州的康登县，于是就去了。
    从2007年开始，他频繁往返于家和康登县之间，每次去两三天，住在教会提供的房子里，持续了两年。为了保护自己，布卡尔随身带着防身喷雾，基本不在夜里独自出门，也并不在拍摄对象不知情的状况下抓拍照片。他会先征得对方的同意，然后付两块钱的报酬。“我向他们介绍我的项目，问他们是否感兴趣。有些人为了两块钱而同意被拍摄，有些人对钱无所谓，但喜欢拍照。”在下一次回到康登县时，布卡尔会带着冲印出来的照片给他们看，他说他们在审视这些照片时，夹杂着很多惊叹声。“有一个女人看着她的照片说‘这是我！这是我！看，这是我！’就像她从来没有在照片中见过自己一样。另一个女人拿起照片，走开了几步，仔细又看了看，然后痛苦地把它撕成碎片。”还有一个女人在布卡尔忙于拍摄其他人时，主动走过来要求成为他的模特，布卡尔认为她可能想知道自己长什么样子。她摆出姿势，让他拍下了这组作品中最著名的一张照片。但是布卡尔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过她：“她是一个神秘的人，是一个礼物。”
    在这个被媒体渲染得臭名昭著的地方，布卡尔也遭遇过暴力。施暴者是一个妓女。在当地的“百老汇”，女孩们像往常一样在拉客，他对其中一个胖胖的女孩说：“我想给康登县的人们拍照。”她表现得挺喜欢拍照，但多少有点犹豫。不过布卡尔还是坚持让她带他到了一间荒废的房子后面。女孩让他等一会，然后穿上了丁字裤，让他到房里拍她的臀部。布卡尔说：“我当时并不想进入那间房子，也真的不想拍她的臀部。当她试图说服我时，我轻率地按了一下快门，她立刻扑了过来，一手抓住我的手，一手敲碎了一只瓶子，顶在我脖子上，向我要50块钱。”奇怪的是，当她拿走了布卡尔钱包里所有的钱回到大街上时，又还给了他10美元。“我想知道她这么做是不是怕我没钱回家，或者她认为我是个好顾客，想让我以后再找她。”
    更为严重和隐蔽的暴力每时每刻都可能发生，但是它们往往发生得太快，作为外来者的布卡尔，只能通过随处可见的“纪念墙”上新增的名字知道，又有人被杀了。他有一张照片拍的就是这种纪念墙，墙上挂着鲜花和娃娃，周围留有“爱的回忆”、“安息”等字样，他介绍说：“他们把怀念的文字写在这里，就表示命案就是在这里发生。”
    尽管如此，布卡尔并不认为康登县的人们比别处更暴力。“仅仅是因为这里的暴力不受束缚，比其他地方的更原始，更少伪善。”他还在那里结交了至今还在往来的朋友，其中一个是他在路上偶然遇到的。当时那个男人正在为他怀孕的女友找药，布卡尔对他很感兴趣，问他能否拍摄他的家。“他说他可以带我去别人的家，但需要我支付20块钱。我们就这样开始了合作。他想象力很丰富，总是编故事来说服人们让我拍，比如说我是艺术系的学生，正在做什么项目。所以我就拍到了很多人家里的样子。”
    由于在两年之中对康登县和那里的人们产生了感情，布卡尔更加不希望为了博取眼球而展现恶心的场景。“并不是拍下一个醉汉蜷缩在堆满垃圾的床上，就叫‘再现’。”他想要展现的是人类的共性——比如他非常喜欢那张一对同性恋人接吻的照片，但他也承认摄影的悖论在于，“拍下的往往是差异”。
    偷拍法兰克福的妓院布卡尔第一次获得摄影界的关注，是因为一组以妓院和妓女为题材的作品《无法生育的女人》（Infertile Madonnas）。该系列作品是他在1992年受法国《嘉人》杂志委托拍摄的，当时这本杂志有一个栏目是用影像表现女人的生活。照片的主题很容易让人想到南·戈尔丁的《性依赖的叙事曲》等作品，事实上这些照片集结成册时，正是南·戈尔丁为他写的序。布卡尔回忆了他与南·戈尔丁相识的经历。当时他们的作品在巴黎是由同一家画廊代理的，南·戈尔丁对女性题材的摄影作品非常敏感，当她在画廊里看到《无法生育的女人》时，便想在类似的题材上与布卡尔进行合作。有缘的是，布卡尔后来与南·戈尔丁的助手结了婚，并搬到美国居住。布卡尔说：“我很喜欢南·戈尔丁的作品，它们是伟大的作品，她也总是说我拍的照片很棒。”
    为了拍摄这组照片，布卡尔在法兰克福的妓院里徘徊了一个星期。那里有三条规定，禁止女人进入、禁止拍照和禁止摄像。原本《嘉人》和布卡尔的想法是，找一些妓女来摆拍一些照片。然而布卡尔一进入那个环境就被吸引了，因为他知道那是禁止的，“那是交易之地，不得参观”，但是做违禁之事总能让人感到刺激。“于是我决定藏起我的相机，我不想让她们面对镜头搔首弄姿，因为一旦这么做，一些东西就改变了。”
    “到处都是指示牌。妓院老板带着枪，女人们则用高跟鞋作为武器。从一个早晨到另一个早晨，男人们络绎不绝地穿过大厅进入房间。”“我对他们也很感兴趣”，布卡尔说，因此他也拍下了他们的身影。
    他将他的胶片小相机藏在口袋里，假装是嫖客中的一员。为了拍照，他不得不在经过每一扇门的时候停下来。“女人们在等待。没有客人时，她们的门是开着的，我看到她们有的在做针线活，有的在说笑，有的麻木地盯着电视。她们被分为西方人、亚洲人和黑人，分别待在不同的楼层。但我无法凑近去观察和拍摄。”通常，如果男人在门口停下，就表示他有兴趣，所以女人们会抬头看他。布卡尔必须在这个短暂的瞬间拍下照片，为了掩盖相机快门的声音，他还得假装咳嗽。
    与南·戈尔丁的“私摄影”性质的照片不同，也与布卡尔自己花费两年时间完成的《康登县》不同，《无法生育的女人》在某种程度上只能算是他的玩票之作。他并未与拍摄对象发生真正的关联，也不了解她们的生活，正因为匆匆而过，许多照片是失焦的，“但那是那个场所的氛围，也是我与它的关系的一部分”。对于自己的作品，布卡尔从不指望它们“替别人表达”，或者改变他人的处境，他说：“我不想假装去讲别人的故事，只想拍出我和他们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