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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哪，就要面对那里的问题，有问题就有艺术，好的艺术家能够因对社会的敏感而导致对旧有的艺术方法论的改造。徐冰的早期作品《我的七十二年书》就是以一种新的艺术语言来表达这些感受，体现一种对社会的敏感。
在当代艺术家中，艺术手法的多元性，并不妨碍他们对现实的介入。尽管他们使用的艺术语言和媒材，与早期鲁迅所提倡的新兴木刻相去甚远，但并不妨碍他们的现实情怀。如于洪的《树人：七巧板中的鲁迅》等。于洪利用七巧板这种鲁迅非常喜欢的中国传统游戏形式，搭建高近两米的立体七巧板形状，组合拼成“人”字，将不同时期的若干鲁迅肖像局部置入七巧板的各个面中，拼贴成一个更“全面”的鲁迅，从而在视觉上将鲁迅与其“树人”的宗旨显现出来。鲁迅肖像由黑白木刻与历史照片组成，以黑白与木刻向鲁迅致敬，用历史照片勾连出历史情境。“树人”是鲁迅先生的原名，从某种角度说鲁迅毕生的奋斗目标就是“树人”，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树”在直观形象上即为“立”，“立”的是堂堂正正的“人”。
1930年1月16日，鲁迅完成了对日本电影理论家岩崎o昶的《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一文的翻译，文中明确指出电影在大众宣传上的绝对优势：“电影所支配的这庞大的观众，以及电影形式的直接性，国际性，——就证明着电影在分量上，在实质上，都是用于大众底宣传，煽动的绝好的容器。”然而鲁迅却选择了版画作为他文化策略的一部分，那是因为电影这一艺术载体，它昂贵的成本不是一般有责任的艺术家所承受的。然而今天，动漫却成了最为活跃的艺术媒介。刘健、雷磊等年轻的艺术家都为这次活动制作了动画作品。雷磊以一只夜行的恶鸟为喻，用书籍装帧的语言创作了短片《恶鸟》。刘健以《鲁迅、鲁迅》为题的动画短片，通过对鲁迅先生肖像进行的100次反复描摹来完成作品，从一个正常的线描鲁迅肖像，在不断地描摹和重复之下被一次次异化和扭曲。作者通过这种形式追问：鲁迅，真实的鲁迅究竟是怎样的？
展览中还有一个亮点就是征集青年学生，反映鲁迅肖像的作品，呈现鲁迅在今天年青学子心目中的存在状态。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木刻鲁迅群像》，这是中国美术学院版画系09级学生集体创作的。从一八艺社、木铃木刻社到抗战时期活跃的木刻社团，以及后来的木刻研究会，中国美术学院的版画活动一直处于新兴木刻运动的前沿。在艺术观念日趋多元，不断有人怀疑现实主义版画意义的时候，这些青年人，却在这里追怀鲁迅，践行鲁迅所提倡的艺术精神。他们对鲁迅图像进行再解读、再塑造，最终以近300幅作品拼合成巨幅鲁迅肖像群。年轻的学子们表现的鲁迅的面孔，在个体展现与集体塑造中构成两条相交的线索，共同完成鲁迅之形与鲁迅之象的重合交叠。年轻的艺术家们从个体塑造走向集体创造，从个体创作到集体运作，以集体的方式去和80多年前的一八艺社相呼应。通过对鲁迅的逼近与追问，使大家得以重启直面现实的艺术精神和社会关怀的人文担当。
从提倡启蒙精神的普罗艺术，到新潮艺术的波普倾向，他们的要求和理想，他们的探索和追求。鲁迅艺术精神包含的批判性中所呈现的现实精神，以及现实情怀下所体现的批判锐度，一直游荡在一代代艺术家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