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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草已经承载着过多的社会内容。我的工作的价值来自于一种对于烟草不带主观判断的切入，把它们看成一个无属性的材料，放回到它们本来的位置上。我只是与这些材料做具体的对话与交流，这时思维的触角才可以无限展开。我知道我的任务就是像抽烟人一样，尽兴地享用，无须考虑得太多，考虑多了，抽起烟来就没有味道。
烟草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它无孔不入，终为灰烬，与周围世界、与每个人都有着各种渠道的瓜葛——经济、文化、历史、法律、道德、信仰、时尚、生存空间、个人利益等等。不仅制烟材料本身很丰富，与它相关联的史料更为丰富且层出不穷，这使我们的项目无法计划得周全。创作的过程，就像潘多拉的盒子被不断地打开。比如说，在《烟草计划1 ：达勒姆》进行时的1999-2000年期间，由于几年前(1997年)烟草公司调整尼古丁含量而引起的诉讼案正值高潮。烟草公司145 个亿的赔款，改变了美国烟草业的经济位置，以致影响到资助此“项目1”的卷烟厂，改变了与我们的合作方式。2004 年，当我为此项目飞往上海的前一天，得知：“555”准备在中国济南建立世界上第二大烟草生产基地，经过20 多年的谈判获得了中国政府的批准。但同时又有消息说：中国政府否认此事。“555”是英美烟草公司的牌子，杜克是其前身。由于烟草业在西方“第一世界”发展受挫，加上中国劳力市场廉价和开放，西方烟草业选择市场转移，这真像是百年前情形的重演。
在上海，由于国家对烟草的控制，材料的获取比4 年前的美国要困难。而几年后的今天，我参观万宝路巨大的生产基地时，它的安检比白宫还要严格。公司与我们的项目完全不想有任何瓜葛，抱以“我们甚至都不想知道你们在做这个项目”的态度。但与此同时，走访烟农，以及“万宝路”厂的制烟工人对烟草虔诚的敬拜情结，让我进一步感到烟与人类社会的“别扭”关系。
对材料的充分使用还体现在对特定场景及环境的利用。在《烟草计划1：达勒姆》中，我有意将整个计划渗透到这个城市的各个角落以及居民的内心记忆中。因为这座城市的历史和每个家庭或个人，都和烟草有关系。比如在杜克大学图书馆，我开辟了一个“图书室”，摆放了我用制烟材料做的各种奇怪的读物。在达勒姆烟草博物馆，一支8 米长的香烟在展开的《清明上河图》画卷上缓慢地燃烧，在长卷上留下一条痕迹。另一个作品，是用杜克家族旧时的手工作坊与我父亲去世前治疗肺癌的记录，制作的室外音响装置和“精美”的台历。最典型的是《烟草计划2 ：上海》中，对上海外滩三号画廊的使用。此画廊是外资的经营实体机构，它是那一时期以文化为名的上海最奢华的商业空间。这种外资的运转策略，完全可以用百年前杜克烟草业在中国的广告词“文明、时尚、卫生、新生活方式”的推广理念来概括，与早期烟草业投资者一样，赚的是中国人买“新生活方式”的钱。
外滩三号画廊展厅巨大的窗子，正对着象征中国经济起飞的浦东开发区，其中的陆家嘴，正是百年前杜克英美烟草公司的生产基地。我利用了这个绝好的场地，将此地旧时的照片组成一幅长卷，以素描手绘形式绘制在大窗及墙面上。此时，旧日的景象与鲜活的现实场景重叠，手绘的效果造成一种深刻的追踪与回溯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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