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母的故事被记录在1997年的展览“共生”中，展出了他在贝鲁特拍下的墙上的弹孔、门上的裂痕—一切赤裸裸的战争的伤疤，也包括祖母年轻和年老时的照片—近半个世纪的时间，足够把一个美丽的巴勒斯坦姑娘，变成一位染上黎巴嫩口音的老太。
    “我把她的录音带都保存下来，但是直到她去世，我一直没有好好地听完它们，因为每次我听的时候，那悲伤的声音都会让我流泪。这便是很个人化的时刻，我甚至都不敢听我自己祖母的故事。当这种情感变得很深，我就会让经验学术化、普遍化，让其他人也能进入这种情感，并感到其中的价值。”
    从2007年的展览“在冲突中返回”开始，玛库尝试用更为直白的方式，表达对巴勒斯坦的情感。在那次展览中，他也使用了透镜，让巴勒斯坦过去和现在的影像交叠。玛库希望自己的现代艺术作品和巴勒斯坦的传统艺术区别开来，摆脱那些“说教的、图文并茂的形象，或者抒情的诗意的民族主义”，因为“这些形式都太固定太死板，容易被对手利用”。他很反感印在以色列明信片上的阿拉伯人形象原始的游牧民，住在帐篷里，跟着骆驼，随时都可以被移动，而非土地的主人。
    对于眼下的巴以局势，他并不乐观，和平看起来遥不可及。但他说：“只要巴勒斯坦人始终存在，就会不断谈起他们的家乡。”
    B=《外滩画报》
    M=柏谢尔·玛库（Bashir Makhoul）
    B：“身份\认同”是你艺术创作的一个主题，你如何破题？
    M：认同不是一个容易定义的概念，在我看来，认同是持续变化、发展的，人一直在追赶自己的认同想要成为某人，但它从来不会被抵达、被完成，而是在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之中。新的人、新的环境、新的语言、新的文化、新的经验，不断增加认同的复杂程度。与此同时，认同也有非常危险的一面仇外，沉迷于自我，而对其他人心怀仇恨，凸显自己的特殊性。认同其实就是不同。
    B：你何时决定围绕这个主题展开创作？
    M：人们常说，只有当认同陷入危机的时候，它才成了问题。不幸的是，从巴勒斯坦被以色列占领开始，那里的人们就忧虑自己的认同会被夺走，我把这叫做“身份的盗用”（identity theft）。B：但你现在生活在英国，已经远离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危险。M：这个主题并不会消失，不是我所选择，而是人们正在经历。也不一定是私人性的，更多的是理论性的。这个概念十分吸引我，因为其中含有叙事的元素。最好的表达认同的途径就是叙事，如果艺术作品能够包含这种叙事，就像我的新展览，就能以一种更加清楚明白的方式来讨论这个问题。
    B：你也很喜欢用return（回归）这个词。那是什么意思？你要回去哪里？
    M：从哲学上来讲，回去是不可能的，从来不会发生。古希腊哲学家早就告诉我们，已经过去的，便不再回来，就像时间一样，流逝了就流逝了，所以回归是一种不可能，是一种幻想，是全世界都沉浸其中的一种幻觉。我所做的和回归相关的作品，看起来是巴以和平进程中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巴勒斯坦难民要回到家乡去，听上去很浪漫，在民族国家的逻辑上也很通顺，让他们回到最初被人赶走的地方，显得相当公正。但尽管如此，在理论上也是不可能的，这里并不是指政治或社会意义。回归在哲学意义上的不可能，是我最感兴趣的部分。
    B：所以你的作品是一个强烈的政治宣言？
    M：是的。是社会政治性的，也是哲学性的，这就是艺术在当下的意义，不再是美丽的画作。这种美学是为了吸引观众的参与，而不仅仅是被动地接受。
    B：这样是否给你的艺术创作带来政治风险？
    M：我会把风险控制在边缘地带，在那里，我刚刚好是合法的。没有人可以因为我制作纸箱而逮捕我吧，但是如果我给军事基地拍照片，他们一定会把我抓起来。我可以告诉大家那里发生了什么，但并不需要直接展示它们。
    B：我可以说艺术是你抵抗的武器吗？
    M：我很容易就可以回答，是的，这的确是我抵抗的武器。可是抵抗什么呢？我现在住在英国，我并不认为我能够宣称我是在抵抗，在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难民才是在进行抵抗，而我不是，我个人并没有被占领，反而过着相当不错的生活。我并不假装我在反抗，在这个问题上，我必须诚实。但我的艺术作品的确使得巴勒斯坦的问题变得普遍化，让它变得可以被看见。我的艺术作品是关于参与的，参与到思考的过程，让每个来看展览的人思考，这是我的关键，因为我怀疑很多来到这里的人并不会动脑子。我不希望他们是来欣赏颜色，像我们欣赏传统雕塑那样的美，而是欣赏一种经历，这比陈规惯例的美学要更深刻。
    B：作为一个主要在西方世界做展览的艺术家，你是否有目标观众？你最想影响谁？
    M：艺术并不会改变世界，否则就是一种幼稚的观点。艺术就像写一本小说，迄今为止并没有哪本小说改变了世界。小说更容易写，也更容易获得，又不贵，现在网上甚至可以免费读。所以艺术从来都不曾改变世界。它可以激发讨论、提出问题、使人参与，探索、研究相关的处境，但并不会带来真正的改观。
    B：这是一种悲观主义的心态？
    M：我想这是现实主义。我从事艺术创作很久了，我知道它并不能做太多的事情。艺术不能改变世界，政治才是。
    B：当你在东西方展出自己的作品，包括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观众的反应是否有区别？
    M：当然。我更多地吸引的是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人群，他们共享一套思维体系，比如自由、公正等基本观念。当然，也存在一些受民族主义驱动来支持以色列的国家，比如美国。事实上，美国的画廊就很少展出我的作品，对他们来讲，这很危险，所以我主要在欧洲做展览。在这一点上，欧洲人的思维比美国人更加自由主义，这也表现在他们的行为上，他们更愿意去讨论一些有争议的话题，如果必要的话，去批判。所以那里也产生了有关巴以问题的更丰富的探讨。
    B：你反复提到“参与”（engagement）。为什么强调它？是否觉得当今的人们还没有足够认识和参与到他们的生存处境中去？
    M：我和你来自不同的世代，我在中国看到了一些年轻的学生一代，他们被物质世界深深地吸引。物质主义对中国来说也许是一件新鲜事，但在西方的历史中却存在已久。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再往前进一步，想想别的，看看是否可以超越物质性，而去获得某种经历，使之成为你的记忆、思想，从中了解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借重不同的资源，通过不同的途径去思考，不一定只从报纸中获取知识，这就是我做这些作品的初衷。
    B：在全球资本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背景下，你作为一个艺术家的政治位置在哪里？
    M：很明显，我更倾向于社会主义的立场，反对全球资本主义。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毫无疑问，将使这个世界更加脆弱。至于新殖民主义，是我们首先认定英国、法国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已经在上个世纪基本结束了，因为身体上的控制已经被解除。但在我看来，并不存在新殖民主义，而是殖民主义变换了形式，一直存在着，其后果和影响远未消散，甚至不会自动停止。比如，以色列的犹太复国运动就是一种殖民主义的新形式，所谓新殖民主义只是殖民主义的另一种形式。从夺取控制权这个意义上来讲，全球资本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有着相同的性质。玩笑一点说，有钱的国家已经可以买下那些贫困的国家了。
    B：你试图用艺术作品的形式来讨论这些吗？
    M：并不尽然，对于这次展览来说，这些主题都太过宏大了。展览只能激发问题，当你置身其中，任何事情都可以讨论。至少在你看展览的十分钟里，你必须置身其中，面对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