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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 谷文达
引言：北京今夏倒像是个南方女子，连日的阴雨也让我和谷文达老师预约的采访一再延期，不一样的是，每次他都会亲自电话或者短信告知抱歉，并说明预计什么时间到京，再安排采访的时间等等。我想，他不是尊重我，他是尊重自己和所有人。这是这位已在美国25年的中国艺术家给我最初的印象。
艺术家谷文达
谷文达，1955年生于上海，1981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国画系研究生班，后留校任教，早在80年代初，谷文达这个名字就为中国美术圈所知，他的观念水墨作品引起画界的广泛关注。1987年，谷文达移居美国。到美国后，谷文达在艺术上最大一个转变就是在材料形式上的运用，他逐渐放弃了水墨而完全转入早些年已开始的装置艺术。自20世纪90年代初起，谷文达的一系列作品都以人的本体为出发点。1993年，谷文达开始制作预定15年完成的环球系列《联合国》。这一纪念碑式的系列作品至今已完成20多件，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出，并使用了200多万来自全世界不同地域、人种和文化背景人的头发。
一·我从未放弃对于“中国水墨”的探索
2008年对于中国当代艺术，是一个有意思的时间段，一方面，成为市场新宠的中国当代艺术随着经济危机，遭遇了市场上的回落，而另一方面，曾被称为中国当代艺术海外“四大金刚”的徐冰、谷文达、黄永砯、蔡国强纷纷以不同的方式，再度进入大众视野。除了玩火药的蔡国强担任了奥运会开幕式烟火总设计师之外，徐冰也回国成为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黄永砯开了一场规模浩大的个展，获得了媒体的热捧。谷文达似乎依旧在中国当代艺术不远不近的地方徘徊，直到2010年的《“水墨炼金术”：谷文达实验水墨展》，才算是他去到美国23年之后，回到中国的再一次水墨检验。
前两周看到您是在今日美术馆的当代大学生作品展的评选上，虽然有您有些作品会参加一些群展，但是个展这么多年年来几乎没有，直到2010年的《“水墨炼金术”：谷文达实验水墨展》，才算是个大型的水墨展览，最近似乎在中国出现的场合比较多，是有一些目前在中国正在做的项目吗？
谷文达：其实我回来非常早，我87年出去，我93年在上海就有工作室，当时的工作室没有真正地卷入国内的活动，只是做完作品运出去，只是仓库或者是制作基地，大概四年前开始我比较注重回来参与。我在做的项目很多，2010年在深圳何香凝和OCAT我做了“水墨回顾展”，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是从水墨开始的，当代中国水墨画实际上，我是一个奠基一样，我希望我的水墨再能回到水墨做出一些新的作品来。
我们都知道您是从水墨实验开始崭露头角的，但是近几年在国际上受到更多关注的似乎是一些大型的装置作品，水墨这条线还在做吗？
谷文达：水墨我没有停过，比如世纪转交之间我做了人发做的墨汁，用茶叶做的宣纸，实际上都是装置艺术的一部分，都是一个新的概念的呈现。《碑林》的作品和水墨也有关系，因为有拓片也是和水墨有关系，我希望我自己能够，我现在把绿茶的宣纸和中国金银墨结合起来做一批新的东西，可能做一大批东西，首先在光州双年展今年做一个呈现，可能是一个开始，我想探索当代中国画除了传统的媒材之外远远不够，需要一个新的面对当代的情况，比如说可以和动漫结合，跟电脑结合，我希望通过更深入的了解中国传统，同时又更有前瞻性的，将来新的中国的元素对我来说是更能够激励我自己的创作。
二·最宝贵的财富是自己的经历
曾被称为中国当代艺术海外“四大金刚”的徐冰、黄永砯、蔡国强和您，有很多共同之处，典型的中国符号，大型装置艺术，中西文化的融合运用，您认为这些人身上是否有共同的特质，或者说能够在海外取得这样的认可的原因？应该不是中国符号更容易受到西方人的关注这么简单吧？
谷文达：实际上我这个身份经历的可能和像徐冰、蔡国强的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也是最宝贵的地方，就是我出生在55年，我经历过“文革”，受过马克思理想主义教育，这个就是说现在80后、90后是没有的，还有一个是我比我这一代人有一个长处就是长期在西方生活过，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呆过，形成一个非常强烈的两个极端，这就是我们新生代的中国人是没有的。因为你经历的市场经济是灰色、不完善，在发展的过程，我经历了两个完全截然相反，就是红与黑一样，一个完全是资本主义、高度资本主义，一个是根本没有资本主义，“文革”是完全理想主义，从学费到各个方面，我离开的时候连一个商业画廊都没有，根本没有一根弦你要推广自己，要自己做自己的生意，完全是为理想主义奋斗，85一代的艺术家，你到了西方完全是洗 一个冷水澡，最有趣的是我那个时候在美国，我还没有银行户头。
听说您到了美国一年之后才有了自己的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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