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巨大的温度计耸立天际的壮观画面可不是常常都能看到的。而如今它就出现在中国首家国营当代艺术馆——去年十月开幕的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Power Station of Art)。曾经的南市发电厂的大烟囱被装点上醒目的红色和白色，显示着每天的气温。这个占地41200立方米的庞然大物俯瞰着轻柔的黄浦江，景象惊人。
上海市委耗资4亿元人民币(约合4千万英镑)，以出名高效的中国速度将这个19世纪的工业旧址，改造成为中国大陆第一个公共艺术博物馆。花了多长时间?9个月。“这个决定反映出要将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融入上海历史与文化背景的意图，并且也符合将特色鲜明的都市建筑改造为当代艺术空间的国际潮流。”
“这是这个城市的标志性建筑之一，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媲美伦敦的泰特美术馆或者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上海双年展的联合策展人延斯•霍夫曼(Jens Hoffmann)介绍说。“上海美术馆同样也在为上海双年展(展至3月31日)找一个有着足够空间的新家。迁往的新址曾经作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位于一片价格非常有竞争力的空旷地，那里已经被规划为一个大的文化区域。”
但是如何将这个空荡荡的七层展示空间填满呢?巴黎的蓬皮杜中心站了出来，为《电场：超越现实》展览出借了119件展品(展至3月15日)。这个策划精良，执行严谨的展览占据了整个顶层，将20世纪当代艺术的精髓分为6个部分，诸如“文象”(Collage)、“自动主义(Automatism)，后者包括了来自格哈德•里希特(GerhardRichter)、弗兰克•斯特拉(Frank Stella)，还有乔治•巴塞利玆(Georg Baselitz)的杰作。
尽管有人抱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地处偏僻——距离上海的文化中心，人民广场4公里——但是蓬皮杜艺术品的展览还是吸引了相当数量的30岁以下参观者，他们对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和上海籍艺术家严培明的作品都非常熟悉(“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他的作品。”一位年轻的中国女艺术家评论说)。而中国政府也意识到组织这样有分量的艺术交流活动，或许能够帮助自己提升在当地艺术群体和主流西方游客中的影响，同时还能提高外交影响力。
将大量艺术品出借到中国的法国博物馆获得的好处也不少。巴黎的奥赛博物馆(Musée d’Orsay)已经计划要全球巡展自己的馆藏精品以增加收入。2010年，该博物馆将印象派大师画作借给马德里Mapfre基金会展览，这一举措便受到了相当关注。这一展览稍后又在两个美国机构继续举办。虽然租借费用并未公开，但据报道说，每个租用者大概付出了约150万欧元，被用在了位于巴黎总部的基金会画廊的重装上。
奥赛博物馆拒绝透露中国艺术宫(坐落于黄浦江对岸的另一座世博会建筑)在“米勒、库尔贝和法国自然主义”(Millet, Courbet and Naturalism in France，展至2月28日)展览上租借的87件作品的租金。这个醒目的红黑建筑，收藏了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史上的经典之作，同样也在去年10月开幕。中华艺术宫的许多馆藏都来自人民广场附近的前上海美术馆。
蓬皮杜中心的主席阿兰•赛班(Alain Seban)承认他的波布画廊(Beaubourg)从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的展览中收取了费用。这次与上海的合作其实也让蓬皮杜中心一了夙愿，他们之前想要在这个城市开设分馆，但最终未能实现。2007年，时任主席布鲁诺•拉辛(Bruno Racine)说他希望在2010年之前，能够有一家蓬皮杜冠名的美术馆在上海开幕。地址就选在卢湾区淮海公园从前的老火车站。但是这个计划最终流产，失败原因之一就是当时中国缺少授权非营利性外国机构在中国落脚的法律依据。
“当前一个上海项目未能实现之后，我们便不再跟进了。不过这一次的合作对我们来说具有很重要的战略意义：我们正在与充满雄心壮志的国际性机构合作。”赛班说道。最重要的是，这种国际合作关系的驱动力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四五年前，法国政府还会对海外文化项目给予补贴。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国际机构直接找上门来跟我们合作。”他补充说。
在蓬皮杜艺术品展览的新闻发布会上，当法方策展人迪迪埃•奥廷格(Didier Ottinger)被问到关于中国官方所给出的限制条件时，他在自己的座位上欠了欠身子。尽管如此，他稍后还是向我展示了一系列在展览上有争议的作品，反映了这次展览已经达到了一个开放的新高度。比如一幅英国艺术家马尔科姆•莫利(MalcolmMorley)的作品(《文明摇篮与美国女郎》，1982年)，以及来自冰岛艺术家艾豪(Erró)的对种族灭绝的强烈控诉(《波尔布特，堆尸陵S21》，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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