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昕东
2013年1月份刚过，艺术圈便又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号称全球最大画廊的阿拉里奥突然宣布退出中国市场，关闭了阿拉里奥北京空间。无独有偶，就在前不久，位于草场地艺术区的比利时的F2画廊也通过邮件正式宣布关闭此空间。然而所不同的是，阿拉里奥画廊已是近两年来继昌阿特和阿特塞帝之后决定退出中国的第三家韩系画廊。对于这种退出，业界一片哗然，究竟是何种原因导致许多的外资画廊开始频频撤离中国呢？为此，艺术网采访了北京画廊协会会长程昕东，从事画廊行业多年的他给出了独到的见解。在您看来外资画廊在中国面临着哪些困境？
程昕东：有共性也有个性。因为在中国当前的现实情况下，画廊业行业的发展基本业态存在如下困难：第一，没有好的国家文化政策、好的公共美术速成制度跟公、私立的基金会等等；第二也没有可依靠的专业系统，没有资本的支持，不可能获得比较大的金融资本的介入；第三点则是我们长期缺乏的公共美术教育，公共和艺术之间的关系一直是扭曲的，就比如在市场的繁荣下，公众似乎亲近了艺术，但是这种关系单纯只是从市场价格层面，还不是真正跟艺术之间的一种合理的关系，更不是基于对艺术的尊重跟向往所建立起来的关系。所以在目前全球经济危机的现实语境下已有的关系又被打碎了，这么一来又把以前市场繁荣时掩盖的一些问题，在目前的情况下全部暴露了出来，这是画廊共同面临的困境，是共性。同时国外的画廊进入中国的时候，肯定还需要建立起一种新的画廊资源，它的一些艺术家资源，客户资源等等，可能会面临一些水土不服的状况。再加上我们在法律跟制度上的欠缺，工作方法上不可能同于西方的专业代理人制度来实现画廊在整个艺术系统里边获得他劳动所得的可能，韩国阿拉里奥画廊离开中国，这是早晚的事情，但是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生态而言是非常可惜的。
为何您认为它们的离开是早晚的事情？
程昕东：因为我们的业态很薄，中国画廊群体发展只有十年左右的积累，特别需要有国际上好的优秀画廊的参与，共同来建构中国当代艺术的业态，但就目前来看这个力量是很单薄的，现在有一些好的画廊经过几年的尝试后选择了离开，使得整个业态又缺少了一些参与者，这种情况很可能造成了人们对画廊职业的一种质疑。因为中国画廊目前从整体来看并不是很强大，它只是一个初生的婴儿，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它恰恰需要国外优秀的从业者来共同帮助中国完成艺术生态的建设。
在您看来这些外资画廊的撤离对中国画廊业是否会有影响？
程昕东：其实外资画廊比我们更现实。从企业经营来讲，经营看不到未来的时候撤离是最好的选择，他们是很明智的，这是一个合理的选择。阿特塞帝就比阿拉里奥更聪明，因为阿拉里奥还多坚持了一年，经营成本上多消耗了一年，这也跟阿拉里奥背后集团的支持有关系。大家当时来做这个事情还是带有理想和对未来的一种美好想象的，但是现实还是很残酷的。所以说他们选择撤离，从经济层面上来看他们做得非常正确，但是很惋惜的是在国内目前画廊业这么薄弱的情况下，艺术生态里边又少了一份参与者，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惋惜的事。另外一点其实不仅仅是国外的画廊撤离，有不少国内的画廊也在倒闭，从这个层面上来讲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我希望是有更多的画廊能够坚持下去，这是一种期待，但是代替不了现实。
针对这些撤离的外资画廊，您认为他们还会回来吗？
程昕东：从整体来看，不管它们是否重新回来，这个行业的发展前景永远是光明的，我相信业态的建设肯定是会越来越好，因为人类总是在不断地走向更高的阶段。当然它们的回来也是可以期待的，如果它们不回来，也会有其他的人参与进来，这就是大浪淘沙，后浪推前浪的自然法则，所以回来与否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找到一种新的方式生存下来，坚持下去，再往前走，这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在目前国内的现实语境下没有特别好的办法，就要看个人的智慧。政府的介入也许可以更快地建构一些生态，真正意义上来讲为我们所有的文化繁荣发展做一些推动，但如果没有这些真正的推动者，只有一些华丽的口号是没有用的，是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繁荣跟发展的，另外有一点如果没有民间力量和行业里从业者的共同努力，不可能有真正的中国文化艺术的繁荣。
那北京画廊协会的成员有外资画廊吗？
程昕东：目前是北京画廊协会只是内资画廊，这些并不影响整个画廊协会的运作。但是协会里的一些画廊的经营可能也面临着诸多问题，也许在今年都会逐步地暴露出来，这也是我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画廊协会与政府在2013年会采取措施来帮助解决画廊所面临的问题吗？
程昕东：从一开始我们就一直在跟政府寻找一种工作方式和沟通方式，试图解决所共同面临的一些问题，可是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所以很多事情并没有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我们一直在往这方面努力着，这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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