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估计，有30万至150万亚美尼亚人在大屠杀期间丧生。而一些奥斯曼帝国的亚美尼亚人为了逃脱被屠戮的命运，转信了伊斯兰教。在作品《未曝光》（Unexposed，2012）中，艺术家哈依尔·萨基森（Hrair Sarkissian）的镜头寻找到这批亚美尼亚人的后裔。他们中一些人在发现了家族的历史之后，重新改信基督教，但他们的亚美尼亚身份依然无法曝光，因此镜头中的人物依然身处黑暗之中。

莫桑比克艺术家冈萨洛·马彭达利用废旧的武器制作的金属座椅

    同样是国家馆的塞尔维亚馆，Ivan Grubanov策划了名为“死亡联合国”（United Dead Nations）的项目，探讨在后全球时代，所谓国家意味着什么。在塞尔维亚馆内，墙面上镌刻着一些曾经存在于世的国家名字，地上散落着一些国旗。一些国家尽管已经不复存在，但其影响、其灵魂依然萦绕在相关地理区域。

    丧钟长鸣

    历史似乎总是在重复上演着相似的悲剧，来自全球的艺术家汇聚一堂，纷争不断的景象也在威尼斯的各个角落此起彼伏地上演着。

    非洲南部的莫桑比克自1975年从葡萄牙统治下独立后，紧接着又陷入了长达16年的内战，直至1992年方才恢复平静。自那以后，一些组织开始四处收集战争遗留在这个国家的武器，艺术家冈萨洛·马彭达（Goncalo Mabunda）则利用这些废旧的武器制作成一件件具有非洲土著风格的艺术作品。在双年展的主场馆兵工厂里，马彭达制作的金属座椅屹立在展厅之中，让人感觉冰冷彻骨，而用弹壳制作的面具，则不断提醒人们这个国家遭遇的暴力历史。

    同样是在兵工厂，Hiwa K的作品《丧钟》（The Bell，2015）则是关于伊拉克的近期历史。一些地方会在战争的时候将教堂的大钟融化，铸造武器。艺术家反转了这个过程。艺术家将武器融化，重新铸造成一座钟。他的朋友纳扎德（Nazhad）在视频中现身说法，纳扎德在伊拉克北部城镇苏莱曼尼亚拥有一座铸造厂。而今，他可以识别出来自30个不同国家的武器，从这些武器的来源可以解读出错综复杂的国际势力关系，而在视频的最后，艺术家回到了欧洲的一座铸造厂，所有的武器在此融化为一座大钟。

    2008年8月，当北京热烈开办奥运会之际，格鲁吉亚境内爆发了南奥塞梯战争。俄罗斯军队在格鲁吉亚和南奥塞梯之间建起了隔离网，随着隔离网不断延长，将很多格鲁吉亚的村庄一分为二。格鲁吉亚馆在威尼斯利用照片、影像、声音、实物等形式再现了被阻隔的边境人的生活。当观众一次次穿越边境线，枪声、脚步声、呼喊声萦绕在耳际，这便是当地人每日经历的现实处境。

    螺旋桨小组（The Propeller Group）是2006年起活跃于越南胡志明市的一个艺术团体。他们将AK-47和M16——分别来自苏联和美国的两挺著名步枪并置在一起，用超慢速镜头摄录下它们的子弹打入一块胶体产生的冲击力量。荡漾出来的波纹如此震撼，体现出一种视觉上的绝美图像，也是其现实中巨大破坏力的反映。暴力和艺术在这件作品中得到了融合，而暴力又是以如此艺术化的形式得到了表现。

    2011年以来，全球的媒介关注着叙利亚的政治情况和社会波动，叙利亚官方、其他国家的媒体都站在各自立场上有所选择地呈现当地情况，而身处其中的叙利亚普通平民似乎被遮蔽了。Abounaddara小组勇敢地应对叙利亚平民从世界视觉领域消失的情况。Abounaddara记录这些平民暴露在野蛮暴力环境中的日常生活，小组每周五会将一段新的视频上传网络与世人分享，这些实时的影像也会在双年展另一个主场馆绿园城堡定期播放。

    美国艺术家珍妮·霍尔泽（Jenny Holzer）的《战争绘画》系列作品在圣马可广场东端的科雷尔博物馆举行。这些抽象的绘画作品均是艺术家对于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关塔那摩军事监狱所作所为的反应，她尝试着从个体角度来探索当代国际冲突的本质。作为美国一位重要的艺术家，她本次以个人身份参展，作品中呈现的态度也让全球媒体关注。

    作为威尼斯双年展的基本结构形式，国家馆体系常常受到争议，它背后代表的不甚平衡的国家权力结构值得人们深省，其残留的殖民脉络也发人深思。但是，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国家主动、积极地参与进来，观众有机会收获一份参差多态的世界景观，理解地球彼端的种种生态。今年亚美尼亚馆追溯大屠杀100周年的离散记忆，获得威尼斯双年展金狮奖，便是一项精彩的示范。

    另一方面，不同性别、种族、背景的总策展人，为每一届双年展带来了不同的角度和声音，也更注重选择多样的艺术家参与其中。与此同时，各类平行展也成为整个双年展有机的补充部分。例如没有设立国家馆的印度和巴基斯坦合作举办了展览“我的东边，你的西边”，成为文化交流的佳话。

    海中灯塔

    艺术可以关涉社会、政治、历史，乃至方方面面的问题。当代艺术作为一种可以超越语言隔阂的国际性的平台，也为文化交流、彼此沟通做出了贡献。但每一个艺术家也终究明白，艺术的作用有限，也不可能成为最终的解决方式。

    历史的创痕，当下的冲突，现实的问题，彼此的隔阂，依旧需要回到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去进行解读和安抚。

    “前往欧洲的合法途径！”“拯救难民！拯救生命！”在展览“剥夺”的现场，艺术家收集到大量为难民人权呼告的标语、传单和照片，这些资料被张贴在走廊中，仿佛是一个运动的现场。

    从2008年起，艺术家托马斯·基普尔（Thomas Kilpper）一直在呼吁在兰佩杜萨岛建起一个灯塔。兰佩杜萨岛位于意大利的最南端，因为离非洲大陆距离很近，成为了非洲非法移民进入欧洲的中转站。基普尔希望这个灯塔能成为地中海里的一盏明灯，给予绝望求生的难民一丝希望之光。他也同时希望这里能够成为文化交流的场所。但是他的这项计划始终未能获准付诸实施。年初数百位难民船沉地中海不幸离世的噩耗，更彰显了这类举措亟须获得实施。

    基普尔和艺术伙伴马西莫·里卡多（Massimo Ricardo）收集到难民遗留下的大量个人物品，护照、手机、香烟、药丸、古兰经、念珠、家庭相册、世界地图……这是他们在寻求新生的关键阶段随身携带的。这些移民都是不知名姓的人，但他们的故事和历史在这些私人的物件中变得鲜活而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