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过宋庄的人都禁不住会疑惑，位于北京远郊的这块地方何以吸引了5000多名艺术家，成了中国最大的艺术家聚集地。
这里尘土飞扬的主街道上遍布盒子形的低层建筑，一路开了很多廉价旅馆和商店。街上偶尔有一家野兽派的美术馆，反而与周遭显得格格不入。街道和展厅看起来空荡荡的。让人觉得，这儿一点儿也没有布鲁克林或伦敦东区的繁忙喧嚣和炫目光彩，甚至都比不上北京时髦的798艺术区。
不过当我推开小铁门，走进批评家和策展人栗宪庭的四合院里时，宋庄的吸引力立马清晰起来。
栗宪庭把我带到谷仓一样大的客厅里，裸露的砖墙上支撑着木板做的屋顶。从高高的窗户往外望，可以看到一群鹅在果园里漫步。这座屋子好比是设计师的Loft和佛教寺庙的结合。与30多公里外、隔着六层环路的北京市中心那些拥挤的公寓比起来，这儿简直是一座城堡了。
“宋庄是中国最早可以享受自由生活方式的地方，”栗宪庭说。他今年66岁，个子有点矮但是气质优雅，白色的头发和胡须光彩熠熠。
他墙上挂的作品可以说是当代中国艺术的百科全书。这张俗艳的笑脸是岳敏君的作品。
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艺术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时，岳敏君是第一批掘到金子的宋庄艺术家之一。那个时期的艺术作品，大多数都很粗犷，充满讽刺，政治意味一目了然。栗宪庭当时在“政治波普”和“讥讽（玩世）的现实主义”等旗号下推广这些艺术。栗宪庭在国外展出这些艺术家的作品，并且担任了1995年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策展人，从而赢得了中国先锋艺术教父的头衔。外国收藏家也欣然接受了这些作品。岳敏君1995年的油画《处决》，描绘了他在行刑队前讥笑的画面，以290万英镑售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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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评家和策展人栗宪庭在他的个人收藏前。
考虑到之前的状况，90年代的繁荣有点不可思议。
栗宪庭从小陶壶里倒了一杯茶，点燃一根烟，说：“那之前，中国没有独立艺术家这种东西存在”。
在共产主义体制里，艺术家的任务是为人民服务。整个80年代艺术家仍然被限制在工作组里。随着党放松对经济和社会的掌控，艺术家抓住机会，开始创作一些狂放的，甚至是对抗性的作品。也是从那时起他们开始扎堆。
1994年，一群艺术家被警察从位于北京北部的中国第一个艺术家聚集地赶走。他们搬到宋庄，当时那儿只有47个贫穷的农业村和几座工厂。
他们在小铺（堡）村租用了一些没人住的农房。也是随着他们的到来，争议和警察也接踵而至。当地人也对这些剃着光头或者长发披肩，穿着破洞衣服的年轻人起了疑心。他们觉得这些人搞的东西看起来一点也不像艺术作品。
小铺（堡）村的村委书记崔大白（柏）当时也受到压力要赶他们走，但是他看到了这些艺术家的经济潜力：“把地租给艺术家，农民每年的收入能达到以前的10倍，”崔大白（柏）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说。他是一名平易近人，简单直接的村官。
在位于宋庄主要集市区的村委会里，崔大白（柏）坐在宽大的摇椅上对我说：“这些艺术家还出钱修路，安路灯，植树。他们树立了好榜样。村民也逐渐接纳了他们。”
消息传得很快，到2005年已经有3000（数据存疑）多名艺术家聚集到宋庄。这儿成了画家，诗人，电影人和音乐人扎堆的充满活力的社区。
艺术家石头在中国的LGBT（LGBT是女同性恋者（Lesbians）、男同性恋者（Gays）、双性恋者（Bisexuals）与跨性别者（Transgender）的英文首字母缩略字。）群体里相当有名。她来宋庄比较早，和她那波人一起塑造了宋庄的反主流文化港湾的名声。她和她做电影的女朋友明明住在一间小农房里，墙上涂满了五彩缤纷的油画。我们在一起喝茶嗑瓜子。
她说：“那会儿艺术家们一点也不物质主义，大多数没什么钱。不过他们来这儿以后，许多人都做得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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