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常态化的生态——消费时代的艺术“跨界”探究阿特网

    跨界泛指两个不同领域的合作或两个不同类事物的混合与交融。在多元文化的历史时期，各个领域之间不再是束之高阁的围墙隔绝，而是彼此的交流协作。现今社会，“跨界”已经成为一种重要而普遍的文化现象。作为一个外来词，“Crossover”在英文中的原意是“转型、转向”，而在中文中则常常被翻译为跨界、交叉、融合、酷越等，此后，作为酷炫的混血儿“跨界”总是在各个领域出现，其字面意思往往理解为“从某一属性的事物，进入另一属性的运作，主体不变，事物属性归类变化。”艺术跨界常常游走在重叠空间与衔接地带，最终促使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我共存，你我共荣”的艺术生态局面。跨界的艺术生态是在艺术思维、艺术种类、艺术自觉上呈现多元互动、异质共生、交叉互融的现象。它包罗万象，囊括各个艺术子生态，艺术生态里各种艺术现象不再是独立存在的。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艺术界限，延伸并丰富了艺术维度。

一、艺术与时尚跨界

    “跨界是把哲学和技术相结合，把科学和艺术相结合，把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相结合，并灵活有效地运用各种知识和经验进行开拓和创新的更深层次。”艺术跨界作为一种当代艺术或当代社会的重要现象，早已不是什么新鲜的话题。由于艺术和时尚具有天然的联系，促使二者之间的自然跨界成为常态。艺术与时尚的跨界往往会引起经久不衰的时尚风潮。此外，艺术跨界催生文化产业形成一条新的价值产业链。

    跨界率先在西方工业领域开始，时至今日，跨界已经成为国际潮流的话语，跨界合作也越来越多元深入。早在1997年，佛罗伦萨举办了一届题为“艺术与时尚”的双年展，展览由古根海姆的资深策展人贾麦诺·切兰策划，试图寻找一个跨学科的突破口，在当代艺术和时尚的交汇点上加以融合。在中国，首届奥迪艺术与设计大奖就是一次典型的当代艺术与时装设计的跨界活动。有效的突破了图像、建筑、设计、音乐、电影、舞蹈等艺术领域的界限，跨界也形成奥迪对艺术与设计支持的独特标签，不仅推动当代艺术的发展，也为企业带来了广泛的社会效应和巨大的经济效益。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拥有悠久的跨界传统，只不过历史上的跨界与今天的艺术与时尚跨界不尽相同。就艺术与时尚跨界而言，毕加索可谓元老。他和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跨界明星安迪·沃霍尔等都是海魂衫的忠爱者，瑞士著名人像摄影师勒内·布里于1957年在法国毕加索的家中拍摄的肖像可以看出，毕加索身穿海魂衫，背景是一幅立体主义画作。毕加索的很多作品中也融入了海魂衫这一元素。

    艺术和时尚一直存在天然的契合关系，就时尚界来看，艺术跨界俨然成为一种生态现象。许多著名的奢侈品大牌，虽然自身拥有顶级的制作工艺和最新锐的设计团队，但它们依然对跨界合作乐此不疲。如可可香奈儿、阿玛尼、Hugo Boss、爱马仕、迪奥等都曾参与艺术跨界。Hermes邀请丁乙为其设计“中国韵律”的丝巾；三宅一生联合蔡国强上演了“爆破秀”；植村秀跨界中国传统纸筝推出限量版的洁颜油等都已成为经典的跨界案例。

    可以讲，艺术与时尚的跨界实践与互利协作是经济全球化与消费时代的重要现象。艺术家与时尚品牌合作日渐频繁，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艺术现象，这种跨界行为可以视为艺术身处多元主义的消费时代环境中对自身发展的尝试性探索。

二、作为双赢模式的跨界合作

    从艺术史的发展来看，设计的变化常常伴随一波波的艺术思潮。如现代主义艺术对于现代设计的影响无疑是深刻而持久的。新艺术运动时期的莫里斯、麦金托什等堪称跨界艺术的佼佼者。而设计的创新往往也会刺激艺术的变革，如德国包豪斯对现代艺术的推波助澜，马列维奇、康定斯基等艺术家都曾在包豪斯执教。虽然这种双向互动是艺术或设计的本体问题，但不可否认这种跨界的交融是彼此双赢的。

    在商业环境中，艺术与商业结合，艺术家与奢侈品牌合作开启了互惠互利的双赢模式。一方面，国际著名时尚品牌从当代艺术中汲取设计元素，互相启发，赋予创意，为时尚品牌注入新的生命力。时尚品牌也以赞助人的身份扶持艺术项目，建立良好的社会声誉或广泛的社会效应。他们在运营公益事业的同时从而提升品牌认可度和市场价值。即使是价格高昂的奢侈品，在大多数时候，艺术品的价格都会高于奢侈品，而奢侈品在设计元素或商标上实用艺术符号有助于提升奢侈品的价值，从而搭建便捷的市场运行机制。

    最近几年，随着路易•威登LV(LouisVuitton)包袋被越来越多的模仿，LV作为奢侈品牌的形象似乎严重受损，在销售上也失去了活力。但早在2003年，日本艺术家村上隆与LV合作可谓“奢侈品与艺术家联姻”的楷模，设计出昵称为樱花包的“CherryBlossom”、经典樱桃Monogram等时尚名包，引领一时风潮。这种“融合日式风格的路易威登更有魅力”不仅为路易威登创造了上亿美元的惊人销售奇迹，也成为艺术与时尚合作的成功典范。和日本传统的“具体派”抗拒和反驳西方国家的艺术不同，（“具体派”之父吉原治良所说：“具体派不是东方主义的实践。”）村上隆则极为谙熟西方艺术界的游戏规则。他曾说：“艺术作品本身不重要，只有介入社会、与社会契合、对社会有着饱满深刻的解读才是当代艺术的出路。”因此，村上隆用超扁平化的简约艺术元素把东方与西方、高雅艺术与通俗文化、当代卡通动漫和传统日式绘画等糅合在一起，让传统而经典的LV变得时尚又充满艺术性。在时尚名包中消除了文化的地域性差异，更加突出LV作为全球共享的奢侈品牌。LV大获成功也促使村上隆成为更加国际化的艺术家。其实，跨界常常也是一种市场营销方式，为适应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的一种阶段性的权宜之计。

    探索文化产业跨界合作的经营模式，有助于提高文化产业跨界融合的效率。我们也要熟知现实中时常赋予跨界作品以“特殊待遇”，毕竟跨界作品和专业作品不应用“同一尺度”来衡量，二者应该有所区分。艺术与时尚越来越暧昧，彼此孤立的存在已经是过去时了，在商业市场中，时尚也给艺术家提供广阔的展示平台，跨界也给艺术家带来新的、更多的可能性。

三、消费时代的文化逻辑

    消费时代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复杂的现代性时期，它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我们不能简单的把消费时代的文化逻辑视为一种“文化的达尔文式进化”。因为消费文化不仅是观念的更迁和思想的变革，也是以跨国性、高精尖、私人化的后工业社会中充裕的物质条件为基础。因为只有这样，膨胀的、挑剔的、规模化的消费欲望才有可能得以实现。如鲍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所讲：“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富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因此，消费文化不是自然的进化结果，而是社会发展、转型的产物。

    在消费社会里，艺术观念也发生巨大变化，从一个“单向度”的艺术问题中解放出来，进入一个开放、多元、共生的艺术场域，从而成为整个文化生态中的组成部分。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传统现代主义不管有多么大胆，也只是在想象中表现其冲动，而不逾越艺术的界限。……后现代主义溢出了艺术的容器。它抹杀了事物的界限，坚持认为行动本身就是获得知识的途径。”

    当作为消费产品的《布里洛的盒子》从一个寻常物颤变成艺术品时，艺术生产变成一种观念创作，商品生产变成生产艺术品，崇高的艺术品溅落为普通商品，普通商品升格为艺术品。那种艺术作为现实的指涉以及艺术作为比生活更高的价值体系已经丧失了它原本的意义。这时不仅艺术成了商品，理论也沦为消费对象。

    消费时代，艺术触角不断向现实生活扩展，出现了边界模糊或混杂的现象。消费时代的文化泛化成为常态，泛化逐渐指向大众化，艺术边界消解。如伊·哈桑所指的“互涉文本”，艺术界限混杂，也出现伽达默尔“审美无区分”的命题。消费文化不仅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怪的必需品，而且成为规训人们思想观念和行为实践的显性附码。鲍德里亚把马克思的社会生产理论演变为符号生产的理论，并在马克思的商品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外，创建了商品的符号价值理论，正是这种符号价值能够给消费者带来荣耀和愉悦。也正如鲍德里亚所言：“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传统意义上实际生存需求的满足，而是为了被现代文化刺激起来的欲望满足。”

    换而言之，人们消费的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是他们在一种文化中的符号价值。这种符号价值正是消费社会的产物，消费时代人们一切的活动变成没有意义的符号，成为一种“漂浮的能指”，消费欲望的实现变成对符号的象征意义消费的实现。消费社会的文化逻辑正是媒体通过反复的、连续性的强权刺激，给人们制造出对虚假表象的迫切需求，即商品的符号价值的需求，给人以自我幻觉的满足和虚空的自由享受。而一些趋向于真相、真理、真实的切身需求淹没在无关的海量信息的汪洋之中。

四、结语

    在今天商业环境催发的消费时代中，艺术跨界有其合理性、合法性、必然性，也成为消费社会艺术的主要特征。因为它不再作为一种单纯的艺术现象，也越来越成为一种重要而普遍的文化现象。而这种文化现象不仅越来越常态化，甚至趋向于演化为文化生态，艺术跨界也处在一个大的文化生态和社会生态之中。因此，我们要做的不是指责或批驳这种艺术跨界现象使当代艺术堕落为空洞之物或变成一种实施的文化阴谋，去极力破坏或阻止这种文化生态。而是应该反思与警惕艺术跨界恶化当前的艺术生态，探究和推进如何进一步使艺术跨界的常态化趋向并最终生成一种良性的生态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