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关于卡塞尔的“奇闻怪论”

   卡塞尔文献展，就像人工饲养的蘑菇定期开放于森林中，每一次人们都希望它五彩缤，但是彩色蘑菇有毒，会伤到小红帽。(童话)
也许文献展本身其实是寂寞的。它像外星飞船，孤独飞行，寻找新的空间，并与未来对话。但常常陷入悖论之中。一些人大笑文献展，这时它好像傻孩子，没有理由也无法制止被认笑话。

   文献展的组织方式，是在模仿人的大脑思考模式，整个结构都是在模仿。它不那么在意结果，而在乎过程，它呈现过程，使人们从反向推导中发现问题，产生新的模式。文献展是仿生学试验，产生的可能是一只电动蜜蜂，或者是一只电动苍蝇。
文献展也许很快消失，至少它的思想也会变得平庸，因为艺术本身不重要。

   二战后，德国人从另一个方面化解了集体失落，除了经济，就是文化，当然包括艺术。

   这些只言片语，出自一些德国朋友，他们有的是国家公务员，有的是知名艺术界人士，有的则是公司职员。从去年新年开始，关于文献展的话题浮出水面，成为各界的谈资。在柏林，甚至有一批年轻的艺术家成立了同盟，站出来反对文献展，就像竞选，在夸奖自己的时候不忘顺带抨击下对方。

   文献展主办方也在发扬德国的成功模式，工业生产、机械制造、社会管理，乃至德国足球的国际化运营。不过，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国际板块此消彼长，德国模式也会成为一个代名词，德国“消失”了，文献展也“消失”了。

   二、多元性和跨界创作

   今年二月底，文献展策展团队和艺术家在柏林举行了一次活动，介绍文献展与德国电台联合推出的一档文化节目。主要是与艺术院校师生合作，通过声音艺术实验，将行为表演、装置等作品音频化，将听众带到展览现场。总策展人、波兰人亚当·施姆奇克（Adam Szymczyk）自然到场。令人意外的是，这是一个如此不喜言谈的策展人，甚至眼神也是阴郁的，完全没有讲台上的其他策展人、艺术家侃侃而谈、插科打诨带来的喜感、乐感，只是表示声音艺术也是人体的重要体验。

   体验，没有期许的体验，正是策展人反复使用的一个词。

   以行为表演和装置为主体的本届展览，面临着一个挑战：如何在163天内反复呈现临时性的艺术创作，以实现策展人一再强调的公众参加，将展览这种形式本身转化为公众经历。

   倡导戏剧、舞蹈、电影、音乐、民俗等各种艺术门类与造型艺术结合，交叉运用多种媒介，挑战现有的知识、结构和艺术概念。当代艺术是一个永远未到达的领域，有着无限的可能。跨界的基础是破界，其核心是贯穿前后的逻辑性，其结果则是不同经验和范式的转换。

   艺术形式的试验，留在了文献展的历史中。早在64年的第三届，就展出了“动态艺术”，虽然架上绘画仍是主体，但出现“可移动”作品；68年波普艺术、行动艺术在文献展亮相；72年，照片写实主义赢得了极大关注，同时博伊斯“选举办公室”作品也参展，大大颠覆了人们对当代艺术的理解范畴，也树立了德国在当代艺术界的特别形象；到了87年，影像艺术和行为艺术首次出现，成为当代艺术展览不可缺少的组成。

   当人们从社会、政治角度解读文献展的时候，艺术语言和形式探索始终存在。数字化时代，也在改变着科技、艺术与人的关系，也许在下一次文献展上，数字时代和大数据思维会成为相关焦点，展览会回到比较具体的问题上。

   三、艺术申明还是政治宣言

   在六月七号的新闻发布会上，施姆奇克表示，人们需要一个“去”学习的过程，摒弃已知的东西，学习应是文献展的工作原则。他呼吁，在一个充满逃亡和不安全的时代，要告别已有的确定认知，“最大的课程是没有课程。人们必须重新学会自己承担责任。文献展不应做出任何阐释和解释。”听上去，这是常识，甚至像文字游戏。这类表达始终贯穿在施姆奇克近几年的发言中，像生命智慧的表达，似乎是“不关”艺术而关于生活的，又像是一个政治宣言：世界必须改变，而艺术具有改变社会和政治的力量。

   当常识遇到政治，可能迸发出不一样的力量。

   柏拉图曾说，“无知并非耻辱，可耻的是无学习之意愿”。2017年，在施姆奇克宣布“向雅典借鉴”为本届文献展主题的时候，距离柏拉图所说，已经过去了2000多年。被誉为欧洲文化、政治和文明摇篮的雅典，成为了欧洲弱国，并且正在遭受沉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

   在21世纪，人们究竟可以向雅典学习什么？是秉承文艺复兴精神，以怀旧的情绪，向古典学习，重现昔日荣光，还是从深陷危机的希腊，吸取现实的教训，以学习的态度，重振稳定和团结的欧洲？

   施姆奇克经历了东西两大集团的对峙，又见证了东西方关系的变化。当他作为策展人活跃于西欧之时，西班牙、希腊危机相继爆发，欧洲内部大国小国、强国弱国的分歧日益明显，欧洲内部南北关系成为新的焦点，难民和安全问题席卷欧洲乃至全球，对于一个强调艺术的政治作用的策展人来说，恰逢其时。人们不应该只谈论如何帮助希腊解决危机，而应该反过来，如何向希腊、向危机学习。

   四、两个展场：去中心化还是危机旅游

   本届展览最大的、也是各界一再鼓吹的亮点，就是在希腊和卡塞尔同时举行，并率先在卡塞尔开幕，两个城市具有完全同等的展览地位。通常称为“百日展览”的文献展，也因此不止是百日。方案刚刚推出，就遭遇了两极反响。希腊原财政部长认为这是利用希腊财政危机而开展的危机旅游，是运用文化资本重新抢占弱国。当地一些艺术家和机构认为并没有惠及于他们。雅典市长则非常欢迎这一举措，因为“这是雅典历史上的重要一刻，雅典将因此而成为国际文化兴趣和艺术创造力的燃点”。在艺术界，绝大部分人赞成这一模式，认为文献展正在帮助当地艺术界重新活跃起来，并引起更多关注。在此期间，希腊当代艺术博物馆开放，并将在卡塞尔展出，从而让更多人了解希腊当代艺术的发展。从文化经济角度来说，在两个月的时间里，雅典已赢得25万到访者，其中近一半是希腊人，希腊人并不关注这一展览的说法，不攻自破。卡塞尔市长并不担心自己的城市会脱离焦点，也不怕参观者分流，他理解的艺术是“克服界线、建立桥梁、创造共同生活的基础、相互借鉴”。

   不过，施姆奇克的主观目的并不只是为希腊艺术界提供支持，而是从希腊危机中透视到欧洲乃至世界的动荡，使艺术界重新思考艺术的力量。当代艺术不仅在寻求走出展览空间，而且也在寻求走出地域和文化空间。这些转折有迹可寻，例如，2012年，在文献展正式开展以前，就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和开罗、阿富汗的喀布尔、加拿大的班夫，举行过展览和讨论活动，不过更像是预热。2002年，非洲人奥克维·恩维佐（Okwui Enwezor）担任策展人，这时卡塞尔文献展首次由非欧洲人担任策展，本世纪以来，德国加大了对非洲的关，尤其是文化合作。这些变化，与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息息相关。文献展的历史，本身就是寻求变化的历史，它的轨迹，深深根植于政治、经济、社会格局的变化之中。

   五、文献展的策展团队

     施姆奇克的策展团队中，有我的朋友，来自喀麦隆的非洲策展人Ndikung，他在柏林创办的非洲当代艺术中心，非常活跃，也顺应了德国政府推动非洲艺术和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政策，大有成为非洲艺术文化的海外代表和德国多元文化政策的象征。他将当代艺术作为一个连接点，探讨与非洲、尤其是黑人历史文化相关的现象、学说。

   这位不是穿着大红就是大绿的生物工程学博士，两年前拿着法农的书，开口对我说“一切艺术都是政治”，那时候，他对我们的中非聚居区调查及艺术呈现的想法非常感兴趣。不过，当时，他似乎还不像现在这样，明确地在世界性的展览中呼吁艺术家“要倔强，

   不要顺从”，因为“害怕和不安早就是现代种族语法的基本要素”，有意无意地，很有点充当道德模范的意思。

   尽管施姆奇克说，“艺术生产应该是每个人的财产。文献展属于很多人，是超越国界的。”不过，东亚地区活跃的艺术创作，没有很多地呈现在展览中。策展人对东亚了解的局限性、东亚在当代艺术推广上，也缺乏国际化的平台，没有很好的机制去推动本地艺术家在国际艺术界和艺术市场的影响力。信息不对称、交流不畅通，造成了隔阂，但需求是强烈的，也是多方面的。在德国各重要博物馆和艺术机构，正刮着一股聘用其他国家艺术机构领导人的风气，不过并非没有阻力。荷兰、比利时等国的艺术家就认为，德国在文化界的开放程度上，并不彻底也不充分。想起了欧洲文化博物馆馆长对我说过，我们叫欧洲文化博物馆，但我们也应该与亚洲等其他地区进行更加广泛的交流与合作，作为一个历史性的博物馆，也需要关注现当代艺术的发展，开拓多层次的合作，还有许多空白和空间。
 

2017年6月9日 柏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