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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ny Matthy，downstairs－upstairs，1975
Annie Vigier & Franck Apertet, 《 (古希腊)舞台》（2014），展出于Documenta Halle
Documenta Halle是距离弗里德里希美术馆最近的另一展区。艺术家Annie Vigier & Franck Apertet利用空间制作了一个与展厅同宽并有5度斜角的台面，这种台面规格是依照巴黎歌剧院的演出舞台所制造。作品也同时将空间分隔出高低不同的层次。这种高台在古希腊时期代表了参与性政治的公共空间，一般用于竞选和演说，观众不自觉的行走其上也体现了一种对民主政治的象征性参与。
Theo Eshetu , 《破碎的地图》（2017)， 展出于Neue Neue Galerie
Neue Neue Galerie展场中的表演艺术家
Neue Neue Galerie (Neue Hauptpost) 的建筑改造自闲置的老邮局。这栋建筑原本作为后福特主义的劳动厂房，如今废弃，标志着数字化、虚拟化对服务业经济产生的影响。 此展场位于卡塞尔城北的移民区，在二战后，德国劳动力大幅下降，大量移民涌入填补了劳动力的空缺。所以将展场选择在此，同样也考虑到了将移民纳入展览的社会意义，带动当地人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关注这个城市中的少数族裔群体。
此展厅展出的大都是年轻艺术家的作品。由来自亚洲、非洲的更广泛的艺术家构成。展厅中央，艺术家Theo Eshetu的影像作品投射在几乎横跨了整个空间的幕布上。而在旁边，表演艺术家在场馆的地板上不断挣扎向前爬行仿佛要越过一条无形的线。无论从作品的呈现方式、形式还是多样化角度，Neue Neue Galleri都要胜过主展区。
看过卡塞尔的几个展区后，我似乎并没有在繁多的展品中找到太多的共鸣。展览似乎也没有与城市形成良性的互动，除了展场分布于城市的各个角落之外，而在展场之外策展人并没有将活动与话题巧妙地结合起来。在Neue Neue Galleri附近，土耳其移民开的咖啡厅依然如往常般做着生意；观者在展厅内耐心琢磨着当代艺术作品的含义，而在他们之间，在展场内和展场外，却难以寻找到恰如其分的结合点。
但在展览期间，城市内却有许多由艺术家或艺术爱好者自发组织的小展览。我所住的arinbnb房东也热情地邀请我们去参加他在附近酒吧里策划的卡塞尔艺术大学摄影系学生的展览。除此之外，在城市的各个角落也散布着一些艺术展览。独立的艺术空间或艺术家运营的空间（artist-run space) 可以说是文献展的“局外人”，因为它们既不受到国际性话题的约束也不对其他机构负责；通常能够产生更强试验性的作品；策展人在其中能够成为行动的发起者或者问题的提出者，所以这些空间往往更能够把握最新的艺术动向与自身特色。
回顾文献展的历史不难看出，它已从最初的为艺术的自由争取一席之地的实践场，到为艺术确立某种话语权的场所。文献展始于1955年，起初以推动战后地区重建为目标, 60年代在受到大众媒体冲击的“反文化”、“反艺术”潮流影响下，将大众文化引入展览 ; 90年代在全球局势的变化中，再度演变成一种社会行动，而近几届的文献展开始关注民主问题与公共教育问题。文献展独立于艺术市场，不接受画廊的推荐以及艺术家的申请是其独立性的保证，而已成规模的“文献展品牌”也具有了机构性的权威。所以文献展本身似乎也可以作为机构批评的对象之一。文献展的侧重点相较意大利威尼斯双年展而言，更加重视对当下社会事件以及经济发展的讨论与直接反映，而并不那么在意艺术作品在展场中的呈现、或者艺术作品的展陈形式本身。相较政治呼吁而言，艺术则在文献展上显得微不足道。
在“艺术终结”之后，艺术的标准开始变的多元化并特别强烈地依附于时代和热点问题，体现政治正确性与多民族平等成为了当下西方当代艺术的责任也是许多国际大展的必然趋势。然而虽然艺术在地理空间中已经扁平化，地区的多元化仍然不能被一种声音引导。所以作为主导话语之外的独立艺术生态及出没在市井街巷里的空间作为文献展、双年展等展览的“局外人”则更加富有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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