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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博一（摄影：唐乙）
与冯博一聊天，会发现他眼中只有两类人：一类是傻逼，一类是他非常欣赏、且愿意诚恳相待的人。
他的眼里容不了沙子。他说话直接，干脆，不绕弯子，有问题就解决问题，有八卦就一起调侃和分享。他是一个真实的人，性情，经常自我解嘲。在杭州的一次演讲中，他的标题是“一个策展人的反思”，台下坐了几百号人，听他声讨自己，批评自己。
不少像他这个年龄的人，已经努力进入教科书，努力被研究，努力被档案化，但冯博一还是一个活跃在艺术现场的策展人，和年轻人一起玩，点评最近的人和事。
他将自己投身到现场，努力做好现场，努力解决现场的问题，努力在现场当中识别某些“痼疾”。但总会有些问题是没办法解决的，他也会愤怒，无可奈何，然后骂对方“傻逼”。
他最近告诉我，这几年的工作当中，经常会遇到各种匪夷所思的事情，甚至是一些糟糕、恶心的事情接连发生，这让他感到疲惫。
但我相信他也不会就此罢休。他依然相信，越是进入到糟糕的境地，越是不应该放弃，越是应该找到工作的缝隙和可能性。
他甚至认为，哪怕中国当代艺术丧失了那些虚无的光环，进入边缘状态，重新打回游击，也是一件带劲的事情。
在 “ 飞去来器——OCAT双年展·2021”展览筹备期间，我们在深圳冬日的暖阳下，进行了一次谈话。依照惯例，问题隐去，发表前经过受访人的审校。
1、在劫难逃
“飞去来器”，又称“回旋镖”。最早是澳大利亚土著人发明的狩猎工具，现在已经变成一项体育运动。其原理是：当投掷者将它飞出去之后，还会再飞回到原处；投得越猛，飞回来越快；如果投掷不当，所形成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还会带来一种适得其反的结果，甚至会伤害到自己。
我提出这个主题，是出于疫情期间的一些深切体会。新冠疫情是自然对人类的惩罚，过去人类似乎无所不能，新的技术不断革新我们的认知和生活，大家对未来充满乐观情绪，甚至认为未来就掌握在自己手中。但突如其来的疫情，让这一切停滞，让所有人都陷入一种束手无策的境地。哪怕到了今天，疫情对我们的影响仍然无处不在，扑朔迷离，只有被动应对，毫无办法。
“飞去来器”是一种象征和隐喻，甚至还有一种轮回和循环反复的状态。我对于未来是非常悲观的态度，我们的现实当中有太多的困境、无奈、纠结，甚至有很多匪夷所思的、荒诞的事情发生，并且这样的事情层出不穷。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在劫难逃，哪怕疫情没有来，总会有一种反弹的力量，向我们袭来，将我们干翻。
2、重回边缘
在一个糟糕的境地当中，我们是不是就什么都不做了？比如我们不断面临疫情和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我们行动空间的局限，甚至受阻，但我认为，越是在这样的时候，哪怕没法做了，也还是要继续做，我们不能被动地沉沦，我们要在夹缝当中寻找可能性。牛顿研究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就是在鼠疫隔离期间，疫情和其他改变我们生活常态的力量，不可能摧毁所有的可能性，甚至在其中还会有一些生机。
中国当代艺术从来就不是在一个“温柔乡”当中发展起来的，他一直都很边缘，不是处在话语中心的位置，即便现在有了更多的当代艺术馆和双年展，有了当代艺术的市场，但我觉得中国当代艺术并没有改变它的边缘处境，并且我认为它更可贵的地方，恰恰就在于它的边缘性，边缘意味着与中心的关系，边缘意味着对待资本的态度，边缘也意味着要拒绝被权力和资本消费。
也许中国当代艺术经历了一个看上去充满活力、想象和欲望的20年后，在一种新的行动背景和氛围之下，重回边缘，重返灰色地带，重新进入游击的状态，会是我们在这片土壤上继续寻找行动可能性的新策略。
3、内化的恶
“飞去来器”是一种动作，是一种干预，我们还是要去投掷，哪怕会被反作用力击伤，也依然不能放弃“投掷”这个动作。我最近会感受到一种糟糕的状态，就是将不正常的状态合理化，形成一种内化的正常性，甚至按照这种内化的常态去做事情，去看待周围的事物，这是非常可怕的征兆。
最近这几年也不断出现一些躺平的表达和主张，我能够理解这种无可奈何、无能为力的状态，但我们也要警惕一种泛化的躺平，或者将躺平视为一种妥协的藉口。
我还是相信只有去做，去消磨，去抵挡无处不在的平庸与恶，我们才能将我们从一个糟糕的境地转入到一个相对更好的境地。
4、消解双年展
这次的展览命名为OCAT双年展，但和我们过去所看到的双年展，还是有很多不同。我虽然是主策展人，但只是这次策展工作的召集人和协调人，没有权力，不干预策展人的选择和判断。展览结构当中也没有一个中心，10位/组策展人（韩馨逸、何志森、缪子衿、宋轶、颜峻、杨紫、于渺、钟刚、周婉京、周翊&董菁）是在平权的设定当中开展工作。
我提出了展览的主题，10位/组策展人可以任意发挥，我希望通过这次实验，抵达一种众声喧哗和策展民主化的状态。
说心里话，我对这个展览的结果也没有把握，这次10位策展人和我没有在展览上进行过任何合作，这是第一次。
可以说这次展览的策划和准备过程，就是一次冒险，虽然沟通上的成本比预计的要多很多，这次也给馆方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但如果当代艺术总是在既有的轨道上运行，就会有问题，就会自我体制化。
5、老策展人
做策展这么多年，我对于我的工作也有很多反思，也有一些调侃。相比现在这些拥有很好的留学背景、对于新的艺术潮流有很多感知和研究的策展人相比，我就是一个“土鳖”，一个“老炮”，是一个“过时的人”，但我也不能就此进入到一个舒适区，任由社会变化，成为一个自以为是的“油子”。
在这次展览当中，我也想通过一种新的工作结构去激发策展的更多可能性，这个当中肯定会有矛盾，有冲突，有调停，有协作，我介入到当中，虽然非常疲惫，也有些无奈，但我觉得至少要试探着去打破一个双年展的定式和套路，也可以去试着冲破我作为一个“老策展人”的惯性和局限，甚至让我的局限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暴露出来，我对这些很坦然，也愿意接受这个当中的不确定性以及风险。
6、下架
《打边炉》在上海艺术月期间发表的那篇文章《上海：虚荣的生产力》，我读完很认同，艺术市场不是唯一的王道，上海所营造的歌舞升平、欢欣鼓舞的艺术成交的景象，似乎让大家误以为艺博会上的交易，是整个艺术系统当中的决定性瞬间，但我从这个当中看到的是中国当代艺术在现实批判上的萎缩和退化，是某些东西被迫下架了，是一些显而易见的限制让中国当代艺术滑向了资本的酒会和大众的沉浸体验之中而已。
中国当代艺术发展到今天，它所追求的结果一定不是金钱和权力，而是实验性和批判性，是对现实的关照和省思。
7、OCAT
这次双年展的名称很特殊，是一个机构双年展，OCAT是这个双年展的关键词。十多年前，我参与了OCAT早期的一些工作，这次重新回到这个地方来做这个展览，曾经的小机构也发展成了一个美术馆群，工作人员变多了，行政人员也多了，OCAT作为机构本身也发生了很多变化，这个变化当然有其自身的成长性，但我觉得这次OCAT双年展不仅是要呈现一个双年展，同时也要来讨论和思考OCAT这个机构本身，它如何去思考机构当中的“发展”是什么，除了团队人数的发展，展览面积的发展，它更为关键的“发展”是什么。
这次双年展的准备工作当中，我坦言其中暴露了很多机构自身的困境，OCAT自身应该不会否认他们的困恼。越是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越是要回到这个工作的起点来讨论，OCAT成立的初衷是什么，OCAT的核心价值是什么，以及OCAT如何在机构发展当中继续保持实验性和先锋性。
我希望通过这次工作的卷入，把问题带出来，在正视和回应这些问题的基础上推动OCAT未来的工作。
8、二手策展
这次策展过程，就是一次做实验的过程，我在观察这批年轻策展人的工作时，也会琢磨我们当前策展的问题。我认为好的展览不仅要有问题意识，要熟悉艺术家的作品，并在空间当中能够进行准确地呈现，同时也很重要的一点，是如何通过策展回应现实，如何把展览置身于一个文化现场、思想现场以及社会现场之中，与现实肉搏，而不是基于二手经验来开展工作。
我们要非常小心那些二手的材料和二手的现实。现在越来越多留学海外的策展人和艺术家进入大家的视野，但我从他们的工作当中感受到的是一种漂浮感，不是扎猛子的状态，也不是钉钉子的方式，而是一种基于现实的想象来工作，我看不到他们的敏锐度和感受力，他们把自身隐藏和禁锢起来了。这表面呈现出来的是一种潮流，我反而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势头。
9、好机构和坏机构
这几年我与一些机构合作，发现合作起来越难越难。如果机构在发展，工作人员的专业度在提升，但为什么合作会变得越来越难，沟通起来越来越费劲，这是让我非常疲惫和无奈的地方。
前几天我就刚拒绝了一个策展的邀请，我越来越害怕陷入到险恶之地，不可自拔。
如果说机构有好坏之分的话，好机构要有自己的判断和坚守，并且要警惕机构的行政化和官僚化，有效的工作的前提是要反思艺术工作自身；坏机构所提供的只是一份工作，一个饭碗，没有对艺术的热爱，没有担当，只会一味妥协。
10、深圳
我在何香凝美术馆工作多年，也见证了深圳这个城市的变化，看到深圳最近这几年发生的改变，我非常看好这个城市。它至少很躁动，在振动，在塑形，相比那些僵化的城市，深圳的变化还是挺值得期待。
但现在大家对深圳的期待，主要还是艺术的市场和艺术的金融化，恕我孤陋寡闻，我还没有看到深圳的艺术发展当中对于自身独特性的回应。如果没有这些，那还只是一个让商人向往的淘金之地。
深圳的艺术发展过程当中，有一些问题无法回避，比如它区分于其他城市的特质与精髓是什么？是创新吗？那么它的“新”体现在哪里？这个“新”和我们所习以为常的“旧”真的是实现了迭代吗？深圳是一个移民城市，大家来自五湖四海，文化和艺术的发展是否塑造了城市的认同感？我觉得至少深圳艺术的发展，并没有形成一些让这个城市引以为傲的东西，还只是一种量变，并没有真正地、扎实地建构自己的城市文化和艺术。
在盖房子和办活动之外，一些无法回避的、基本的工作不做，热闹，也就只是热闹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