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代独立导演雎安奇，
从2019年开始，
着手拍摄关于中国建筑遗产的纪录片，
计划分为《楼》《厂》《乡》三部曲。
像这样的系列纪录片，是迄今为止全球第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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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楼》聚焦城市的建筑遗产如何更新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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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厂》聚焦工业遗产，在后期制作中
23岁那年，
雎安奇拍下了神作《北京的风很大》，
被誉为中国实验电影的里程碑之作。
到了44岁，这个实打实的建筑小白，
发现“我国古建影像资料竟然是个空白”，
于是发下心愿，要去填补它。
因为找不到投资，
雎安奇卖掉了自己的房子，
持续拍摄了近60个中国建筑遗产，
展现它们在今天如何被更新、活化，
比如智珠寺、劝业场，上生新所、冷湖石油基地、永定土楼……
并探访了85位建筑师和学者，
他们中有刘家琨、马岩松、黄印武、青山周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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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乡》聚焦乡村建筑遗产，仍在拍摄中
目前已经完成的第一部《楼》，
去年底入围海南国际电影节。
发稿的时候，雎安奇还在安徽翻山越岭地拍摄，
“没钱，没关系。
有的时候不是一个钱，就是能说明一切的，
就是勇敢去做，做目前力所能及的事。”
以下是雎安奇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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雎安奇在北京智珠寺
拍这个系列纪录片的决心，是在2019年立下的。
我们经历了很多种保护古建筑的理念。以前是破坏性的拆除，后来奉行把老房子修一修，然后锁起来完事，再到今天，其实有了一个新的命题，就是该如何活化建筑遗产，把它利用起来，让它们重新活过来。
所以《楼》《厂》《乡》，有一个统一的主题，就是古建筑的活化，那么它们分别是城市、工业和乡村的建筑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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雎安奇（左二）在拍摄中
要说缘起，大概是10年前，我在瑞士的影院里看到一部，关于日本建筑如何影响全球建筑的纪录片。很震撼，因为2009年左右我们还处在大拆大建的过程中。我就暗自发下一个愿，有朝一日我要拍一部中国老建筑的影片。
自此之后，我就持续地关注这些老建筑的命运，10年里也一直在找钱，希望有人来支持我，最后发现可能性非常小。拍一个耗时耗力，乍一看没什么商业价值的电影，非常痴心妄想。
但我一直有在行动。最开始，我们去找了住建和相关的研究部门，希望能找到一些老建筑的影像资料，没想到都是平面图纸，动态的影像几乎没有。
如今都可以用手机拍电影了，却在这里形成了巨大的真空。我想这不是一个设备的问题了，还是关乎一个观念，以及一个行动者。既然影像是我的特长，我就下了决心去做这件事，就是2019年。
我完全是个外行人，关于建筑的形制和历史，还有政策的解读，只能东奔西跑地去找、去问，边拍摄边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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雎安奇探访了中国当代最负盛名的建筑师和学者
想要做一个系统性的梳理，这个工作量，其实远远超过了个人所能完成的极限，实际上来说是一个国家的工作。
原本我的企图心是把建筑拍得美轮美奂，用一种垂涎欲滴的方式来呈现美。然而现实是，这种拍摄依仗强大的人力和物力，我做不到。
于是我决定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去做，不用去想象明天会比今天的条件更好，现有的条件，就是把它的文献意义呈现出来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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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劝业场，始建于1905年
第一部《楼》里面选取的拍摄对象，是跨越百年，在“城市历史建筑”名录上有代表性的活化保护案例，比如北京的智珠寺、中法大学、劝业场、胡同里的建筑，广州的侨商楼，和上海的上生新所等，它们都是“暴露在大街上的国宝”。
清华大学的建筑学者周榕跟我说：“中国城市化的起点，就是大量地处理老建筑。它是我们的家底，也是一种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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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智珠寺改造前，始建于1756年
智珠寺始建于600多年前，曾经是一座皇家的寺庙，建国后又变成工厂，到最后是一个废弃的状态。
比利时人温守诺先生和林凡先生接手的时候，这里被认为是老北京最破败的寺庙。他们花了5年时间，用自有的资金，活化它，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这也是北京的第一座。
这种活化从一开始就带有非常先进的观念，既修旧如旧，保留每个历史时期的痕迹，又开发了这个空间现代化的功能。
2015年的时候，智珠寺的活化受到了很多争议，怎么能在老建筑里面开餐厅、咖啡馆和画廊呢？
老建筑就像一个老年人的身体，不是吃一把药就变成年轻人了，它需要持续的、每天的呵护。那这些呵护的钱从哪里来？智珠寺提供了一个样本，利用餐厅的盈余，留有一批古建人员不断做修缮。
建筑师青山周平有一个类似的说法：“如果只是保留外观，越来越没有人去使用，这个城市有可能很漂亮，但是变成一座没有生活的博物馆。”让老建筑得以自己生长，这就是活化的意义。
飘雪的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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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独特景观，在胡同里望见白塔
这样的案例还有很多。
比如我们还在北京遇到一位声音艺术家秦思源。他的太外祖父是清朝最后一任北京市长。秦思源在外表看起来完全是个外国人了，他是一个中英混血，其实挺有意思的，这也是一种民族之间的更新了。
他从英国回到北京后，在曾经的祖宅里，建了一座声音博物馆，收集北京正在消失的市井声音，比如叫卖声、鸽子哨，把他的家庭史融入了建筑更新的进程。
我想建筑总归是为人而造，下一代在里面看到上一代的精神，然后活出自己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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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侨商楼，始建于20世纪20年代
我每次置身其中，就感觉老建筑是一种文明的全息投影，它是能成为过去和现实的桥梁的。建筑师刘家琨说：“一个地方的建筑，其实就是那一段时期社会综合状态的写照。”而马岩松的看法是：“老房子绝对不是一种材料，它是一种思想，会一直影响到我们。”
广州有一栋老楼叫侨商楼。它是2014年广州第一批挂牌的历史建筑，是上个世纪20年代的归国华侨盖的，有岭南地区特有的风格，中西合璧的住家骑楼式建筑。
原住民和他们的后代几十年前就搬离了，楼早已破败不堪，摇摇欲坠，在台风过后坍塌了一部分，甚至树都长出来了。
一部分老广很坚定地希望建筑完全修旧如旧，回到原本的样子，一部分希望开辟出新公共用途的区域。两种观点的碰撞，让改建的过程充满了争议。出于好奇，我们决定长期跟踪它，不定期地去拍，架设了一台长期拍摄的机器，可以随时在手机上看到建设进度。
侨商楼修葺完毕后，一部分开辟成艺术空间。我们去侨商楼的路上，遇到了一个老先生，就是侨商的后代，他看到儿时的“鬼屋”变得这样热闹，感慨这个楼承载了太多侨商的回忆，“落叶归根的地方又活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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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庆振风塔，始建于16世纪
2021年，我去拍安徽安庆石化厂的油罐改造，出于纪录片人的自觉，我带着摄影机在安庆市里转悠，遇到了当地的一个黄梅戏班子，竟然遇见了黄梅戏大师严凤英的弟子，我就对安庆的传统文化产生了兴趣，于是去拍了当地一座有450年历史的振风塔。
没想到隔年接到一通安庆政府打来的电话，说振风塔的塔尖塌了，被一阵大风吹掉了。但是他们手头上只有图片资料，很多细节看不全，塔尖怎么装都装不回去，听说之前有几个人来拍过振风塔，想问我们购买视频。
我们立刻把用固定机位拍的塔身细节和航拍，全部发了过去，一分钱没收，通过这些影像，振风塔被完整地修缮好了。
我想一旦遭遇了消失和意外，动态影像资料就会产生实际的意义，变得非常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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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阳朔糖厂，1969年建厂
到了第二部《厂》，我们的重点转移到工业建筑，见证到的是翻天覆地的变化。
曾经的国营电子元件厂798是我们探访的起点。
90年代，艺术家隋建国、黄锐先后入驻798，巨大的厂房变成了工作室。这个地方慢慢地形成了一个当代艺术的创作生态和产业链，引起了国内外非常大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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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798艺术区，前身为1952年筹建的工厂区
当年这里是准备要拆掉的，798的艺术家和文化工作就联合签署了一封信，希望保留住这些老厂房。当年我也在798，也在上面签了字。
到今天，我再回到最早一批的艺术家工作室拍摄，看到这个艺术社区焕发出新的生机，成为北京游客最多的地方之一，当时是完全不能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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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冷湖油矿，1958年开采
还有一些案例又很沉重。青海柴达木盆地的冷湖，50年代是中国第四大油田，最多的时候有20万人生活在这里，邮局、学校、宿舍，生活设施一应齐全。
70、80年代之后，随着石油资源的枯竭，这座城市慢慢就废弃了，遍布残垣断壁，以及400多座坟墓。
我身处其中的感受是非常复杂的。为了这个石油基地，曾经的建设者长眠于此，然而他们亲手建的城市，如今已变成废墟。
到了今天，这座戈壁上的工业废墟，被联想到陌生星球的无人区，于是人们把这里变成了一个火星探险的地方，来露营扎寨。最高的纪录，一天有1万人来冷湖，城市以截然不同的面貌复苏。
我们纪录的何止是建筑的变迁和更新，你看到是整个的一个社会的变迁和人们观念上的一个变迁。我们这些影像，也是一个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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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安庆
我其实在越拍、越了解的过程里，觉得责任是越来越重的。
我记得我采访的一个同济大学建筑系的教授，他叫刘刚，跟我讲他17岁那年的事。他亲眼看到，几个工人用很野蛮的方式，去砸上海传统的石库门。铁锤刚好就击中了门头上的“1925”字样，那一幕促使他走上了建筑师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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雎安奇片场照
追溯起来，我们的保护意识是在梁思成林徽因那个时期形成的。
上个世纪三十到四十年代，他们两人前后走了200个古迹遗址，绘了2000多张图。抗战时期，夫妇俩在不断逃难的过程中，其他什么都没要，唯独这些古迹的资料图纸一直带在身边，最后到了四川的李庄。
当时梁思成有一个举动，他给全国几百个邮局写信，随信寄两个大洋，希望局长能在当地拍摄老建筑的照片。他们彼此并不相识，很多邮局都回信了，还有的把两个大洋寄了回来。比如赵州桥的发现，都跟这些封信有关系。
最早一代的建筑学者，当时很多的构想是不被理解的，然而他们几乎是以一己之力，去完成发现、整理、记录历史的工作，并将其变成一个建筑科学。有的建筑已经不存在了，但是这些图纸留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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雎安奇开了一家建筑遗产咖啡馆，放着全国收来的老房子物件
所以，我身边很多人都在问，你去做这样一个费力不讨好的事干什么？我就想用这个故事来回答他们。
而且梁思成和林徽因做的这件事是直接启发我的，我不仅要拍纪录片，我还在宋庄租了几间房子，成立了中国建筑遗产影像中心。
我鼓励更多的人，用手机拍身边的建筑影像，然后发给我们，就像100年前，各地邮局局长寄回当地建筑的照片一样。然后这个博物馆向公众开放，所有人都可以来这里自由地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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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雎安奇在北京街头流浪，拍摄《北京的风很大》
对，大家一般紧接着的一个问题是，钱从哪里来？
我自己的创作，一直都伴随着“一意孤行”和“没钱”。
1999年，我在北京电影学院拍了第一部作品《北京的风很大》。我们那一代人，谈起胶片电影，都是非常神圣的。可是一卷胶卷2000块，不知道要攒多少钱才能拍到。我从一开始就决定，绝不能受困于设备或资金，我不等待。
我就去了小西天的中国电影器材公司，问值班的老大爷，哪里有旧的16毫米胶片？他说地下室很多，都是垃圾要运走的，5块钱一卷。我赶紧买了一些，把过期8年的胶片装进电影学院租的6毫米宝莱克斯摄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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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组所有的人和设备都在这张照片里
剧组成员只有三个人。
交通工具是我买的两辆不知道倒了几手的自行车，还有问楼下收破烂的大爷租的三轮车，一天几十块。
我找了一个破档案袋，写了几个字“北京的风很大，1999”，当作我们的片名。
然后把电视机天线给拔了，把在小商品市场里买的30块钱的麦克风贴在上面，变成一个伸缩的录音杆。那两个剧组成员都疯了：“你这一根话筒杆就做好了？”
我们把设备放到三轮车上，盖上一床单，骑着车就上路了。
我们在北京流浪了三天三夜，走到哪算哪，逮着路人，只问一个问题：“你觉得北京的风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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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之后，央视拍了一个经典的街头访问，也只问一个问题：你幸福吗？
到了后期，声音、镭射字幕我都做不起，因为已经花完所有钱了。
这么拍电影，当然得到了很多嘲笑讽刺不理解。没想到的是，我很快收到一封回信，说柏林电影节喜欢这部电影，决定资助我做完它。
40天后，《北京的风很大》柏林的银幕上映，电影杂志上出现了我的脸。
我的电影梦，就是从几十块钱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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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出差了》，2003年拍摄，2015年才剪辑完成
获得鹿特丹电影节最佳亚洲电影和全州电影节最高奖
不光纪录片，剧情片我也这么拍。拍《诗人出差了》，我带了一个演员，去我的家乡新疆流浪了40天，我一个人包揽所有的活，导演、摄影、灯光、录音。我背了一个70升的双肩包，装着所有便携的拍摄设备。
我觉得我的电影梦只能用我自己的方式践行，别人看不明白，觉得是个笑话，我也解释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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雎安奇的画作《草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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雎安奇精力充沛，除了电影，还画画、做装置、做实验影像，
还开了一家宋庄有名的大盘鸡店
我有一张摄影作品叫《驿骑如星流》，猛地一看以为它是全黑的，其实是丝绸之路上的小旅馆的照片，不断叠加在一起。这个名字来自岑参的诗：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
今年我48岁，从新疆这个世界上离海最远的地方走出来，起起伏伏拍了这么多电影，还在活跃。
我不想因为年纪和社会的影响，把年轻时的疯狂磨灭掉。困难也好，误解也好，不过就是天上的一颗流星而已。我不会被这些东西所束缚，我的勇气要在创作之外，我要让勇气成为我的作品。
不论是怀着电影的梦、艺术的梦，我觉得很多的时候你去行动起来，有的时候不是一个钱，就能说明一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