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旭东：
2018年开始，我就一直想为整个中国当代艺术的集体呈现做一些事情。最初的计划是集结一批优秀的中国当代艺术家以一次相对完整的整体面貌，以巡展的形式在海外亮相，方案都做得非常统一了，也贯通了一些外交层面的渠道，但整个项目开始执行的时候赶上疫情，随后整个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当代艺术生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于是，我重新思考当下最具价值、最具意义的呈现方式。这批优秀的中国当代艺术家理应被更多的中国大众看到，理应让更广阔的社会面体制系统所关注到，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性、公共性很重要。所以，方向就随之定为公立美术馆。为什么选择中国美术馆？中国美术馆是我们国家最高层面的艺术殿堂，上一次大规模做中国当代艺术群展是1989年，已经是35年前的旧事。
我非常清楚在中国美术馆推进这个项目的难度，但我想穷尽自己的能量。很幸运，遇到了很多有志同好，包括中国美术馆团队，从个人理想主义与时代需要的层面都非常认可与支持。我们按照馆方要求，一步一步把展览的方案——时间节点、策展团队选定、艺术家名单筛定、作品的选定、布展搭建方案的绘定、整体宣传方案的审定等等，把每个细节做到位，剩下的就交给严格的管理审批流程。这个展览从最早计划到最终落成，经历了超过两年时间。
这个项目最大的难度是什么？是平衡。当代艺术的个体性与公立机构的公立性之间的平衡，市场化与学术性间的平衡，社会力量与公共权力间的平衡，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间的平衡……团队的初衷是最大限度呈现35位艺术家最新的创作风貌与成果，与时代并行，所以时间又是我们要去突破的另一个难点，我们几乎没有任何的时间空档与容错率。在项目本身还没能在中国美术馆立项的时候，团队又很难跟艺术家去最终确认这个项目，因为项目本身也的确存在无法立项的可能性。我不会开空头支票，我见过太多的人在利用别人的信任开空头支票，信用、责任、担当，我觉得这是做人最基本的品质。
罗旭东：
总策展人的人选很难抉择，前面的时间基本全都放在此。两年前，我们确定了著名美术史学者、艺术批评家易英教授做总策展人，学术和政治影响力上，他都地位卓然。我们团队承认，在行业内外有诸多优秀的策展人，但在中国美术馆这样一个特定的场域，其特殊性决定了我们要去做更多的平衡，实践证明，这是有必要并且有意义的。
确定易英教授做总策展人后，我认为执行团队需要新鲜、有国际化视野的年轻人。国际化一定是不可逆的，年轻策展人也一定是选最头部的，而且做事要有风格，无所畏惧并且有条不紊。我觉得袁佳维是合适的。另一位执行策展人王静老师对艺术发展脉络有深入的理解，懂方向但又不拘泥于教条，为人低调谦逊，行胜于言，跟踪过多个大型项目，她们两人配合得很好。
年长的团队成员会更加全面宏观，也更加务虚，真正在执行层面，年轻人更有魄力，勇于承担。这太关键了，他们不会把问题抛给我，而是直接解决问题，推进项目本身。
展览落成之后，到今天回过头来想，我才明白团队之于这个项目本身的重要性和珍贵之处。身在此山中，大家都绷着一根弦，那是做事的状态，但是尘埃落定，你会发现团队这几个人都是无可替代的，最珍贵的就是从一而终的稳定性。
当然，除了策展团队，还有负责布展设计的梁琛老师、平面设计的杨林青老师、出版物编辑的贺婧老师、协办方画廊周北京团队，以及馆方展览部的各位老师与执行搭建团队、各个艺术家的代理画廊与忠实藏家，还有很多在背后为此次展览给予良策与爱的各位老师、朋友，正是因为他们，才让这个展览顺利呈现。
“90后”这个词有欺骗性，我们其实已经不再年轻，都三十奔四十了。我接受的是正统的山东教育。我出生在体制内家庭，但自由度很高，头脑不算僵化，这得益于母亲对我的自由教育。她对我的教育是不要犯大的原则性错误，不触底线，剩下的你就去自由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做喜欢的事。家庭给予孩子最好的帮助就是让我试错。我们这代人有行动力，目的明确，学习能力强，有责任心，有大心脏，不太按套路出牌，这既是优点亦是缺点。
被社会寄予厚望的我们，处于新旧秩序快速更迭的大环境，唯有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才有可能去更加松弛地做对的事情。当文化自信心慢慢地建立起来后，所有的规则与潜规则都不太会去影响你的行为方法论，因为这些都是附属与衍生体，当你所处于的文化属性是核心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只是服务于它，而不是牵制它。当然，文化自信的建立绝不是一句口号，它需要我们的觉醒，也需要我们对于祖国未来更加强大的笃定。
罗旭东：
这份艺术家名单几乎无可挑剔，它可能不是最全面的，但一定是极具说服力的，这份名单是这一个代际下中国当代最优秀艺术家的切面。这份名单的确定，是群策群力的结果。中国美术馆是中国当下大众审美的浓缩，在这样一个有历史性积淀的场域，用最传统的绘画媒介去呼应，这是整个策展团队方向性的意见；另外，大家一致决定这份名单不能有任何水分。也就是说，单独拿出每一个艺术家，他在他所在的绘画领域，或者绘画方向上，一定是有所建树，并且被人信服的。到了后来名单调整阶段，馆方也会给我们一些中肯的意见，我们再进一步优化改善。在整个阶段中，我们会征求一些前辈艺术家与资深专家的意见，通过反复论证与推敲，最终确定了这35位艺术家的名单。
此次展览用了非常规的方法论，策展人团队以35个个案研究的方式去做这个展览，最终的主题为“共贯与多元——当代绘画艺术新样态”。我对“共贯与多元”的解读是，共贯是面，多元是点，当代艺术一定是一个由点及面的过程。35位艺术家相当于35个点，他们共同编织成了当代艺术生态的一个切面，集中呈现给普罗大众。所以，这35位艺术家每一位都是不可或缺的。
罗旭东：
当代艺术家的作品能够在中国最高艺术殿堂场域中呈现镇场，一定是艺术家为这个展览精挑细选的作品，或是根据展览本身需要去创作的作品。大气恢宏的尺寸、当下全新的作品风貌，展示在有历史感、国家最高的艺术殿堂里，才是有意义的。所以，在确定场馆的时候，我坚持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小气，要体面，一定要在一层做，所以我们选择了一层3、5、7、11 号展厅，这是整个一层一进门的右半部分，有1000多平方米。搭建团队的沈老师说，你们这个展览一看就是花钱用心了，四个展厅只展示了35件作品，之前都是一个展厅就要摆40张画。他还跟我聊起，别人做搭建是为了挂更多的画，你们搭建展墙是为了更好地呈现场域里的某一张作品。展览用不用心，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在疏密、节奏之中都会自然流露。
当然好画不分大小，但是大画一定是好的，是艺术家浓缩了他的时间、精力、体力，融合了缜密的思考和智慧，在大尺寸画布上铺展挥洒的力作。一方面，我们用了中国最有气场的美术馆、最好的展厅；另一方面，艺术家也拿出了最有底气、最有品质的作品。这才是相得益彰。
团队虽然年轻，但是我认为做事就要大气，要出类拔萃、别开生面，如果和其他展览最终大同小异，只是场域有差别，那就偏离初衷了。从一开始，我就把此次展览定义成一个事件，而非一次展览，一定是可以引发各界探讨的事件，而非艺术圈内的一次展览。既然决定把最优秀的中国当代的泛70后、80后、90后艺术家带到公立艺术殿堂，就要做到最好。但决心已定，便不遗余力，不计成本，做到我们能够做到的最好。
罗旭东：
项目立项之后，接下来就要和参展艺术家一一沟通了。除了海外的几位华人艺术家是通过画廊进行对接，名单上的近30位艺术家都是我一对一面对面进行沟通的。这些艺术家当中有一些我们是熟悉的，也是不错的朋友，但是也有不少艺术家我并不认识，只是收藏过他们的作品，而他们又都是明星艺术家，对于我这样一个比较社恐、又年轻的藏家来说，内心难免是有一点犯怵的，这毕竟不是平时朋友间简单的寒暄，而是要沟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不能委派一个第三方代表去跟艺术家转述我做这件事的初衷，因为这样的路径一定不会让艺术家感受到整个展览团队与我内心的高度与决心。所以，我必须自己来，我必须一对一地去沟通，把项目的初衷，包括深度、宽度、广度，以及产生的意义，为艺术家做一份详尽说明。这个工作量其实很大，但很有意义。我也只能这样做，因为举办这个展览，我要为每一位参展的艺术家负责，我要让人家知道：我在做什么，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做这件的价值与意义是什么。这一定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展览，它浓缩着团队中每一个人的心血，也充满大家对于当代艺术的期待。
第一次跟贾蔼力老师聊，也是我第一次去他的工作室。贾老师是很内敛的人，很谦虚。展览前夕他说：“我虽未曾拜见过易英教授，但他10年前还给我写过一小段他对我作品的评论表扬，所以一直记忆犹新感恩戴德。”开幕当天，央视在采访易英教授时，他信步走到了一件作品前面作为拍摄背景，这件作品就是贾蔼力老师创作的作品，所以又是一种不经意的巧合，像是穿越时空的对话。
那段时间我特别容易被感动。35位艺术家对这个展览的认知，他们的热情、支持，或者说身体力行的状态，包括到最后临时调整作品时他们的理解和包容，都让我感慨。我何德何能可以得到这些艺术家的认可与支持。所以说，其实这个展览最终的呈现，一定不是只因为我自己有多少的付出，它是源于大家的互信、责任、专注、包容。
与艺术家间交流起来，他们的评价是超预期，认可搭建水平，说进去一看就是当代的展览，而非传统感觉，这是很难的。当听说中国美术馆做当代艺术展，很多人都将信将疑，害怕“四不像”，因此我负重致远。但是开展前一天看到整个展览效果，我瞬间释然，没有遗憾。
在展览的筹备过程中，难免会就某些细节和馆方产生分歧，我们该做的让步一定会去让，但是我们该为艺术家作品的呈现去积极争取的，团队都会去努力，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在这个展览中，我不是要为我负责任，不是要为我花出去的这几百万元负责，而是要为参展的每一个艺术家负责任。这是我做整个展览的大原则，我认为我做到了。
但其实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回过头来看，我问过我自己，公立美术馆的公立性何在？我想它就存在于整个展览我们遇到的些许小问题当中吧。因为观展人员疏密而更改的展览方案、因为担心引发观者不适而调整的作品等等，我们会有很多不理解，但我想这就是公立机构的公允性吧，要最大限度照顾大多数的人群，将不可控事件的概率降到最低。艺术是包容的，不应该是狭隘的。其实整个团队成员也是本着不抱怨不埋怨，遇事面对问题解决问题的原则，做到认可差异、理解包容，这一路下来才会这么顺利。
罗旭东：
在发布会上，我说我想打破两层隔阂——学术性跟市场化之间的隔阂。好的画面不需要任何语言的赘述与解释，好的作品会释放自己的小宇宙，人对于艺术品的感受与评判其实很直观，不是一篇文章、几位策展人自说自话就可以改变的。艺术不应该被主导，它应该是自然生长的。在中国，我们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评价体系。换言之，在定量与定性方面我们都没有任何标准。
我们的国家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追求群众性、普适性，在各行各业都处于比较艰难的当下社会，这一批优秀的非体制内艺术家理应被大众、被系统内看到并认可。因为我觉得，他们才是可以代表时下精神活力的一批艺术家。
中国人不务虚。艺术家是大众审美的浓缩展现，除了被记录在艺术史里，也应该成为老少皆知的大众艺术家。我问过黄宇兴老师想成为一个怎样的艺术家，他说想成为一个出租车司机都知道黄宇兴这个名字的艺术家。我觉得中国艺术家既要坚持自己的艺术造诣，也要做大众的艺术家、人民的艺术家。
开幕后，我的内心很平静，所有的质疑都被打破了。我最澎湃的心情反而出现在项目成功立项，以及确定35位艺术家名单的时候。等到开幕成功，艺术家们表达了对展览的认可，我反而心如止水，因为我只是把这个事情做完了——有想法，筹备它，持续努力，把事情做到最好，就是这样一种状态。
罗旭东：
2014年，我大学本科毕业，开始接触收藏，系统性地逛大陆的博览会及相关展览，冷广敏是我初入收藏领域就开始关注并收藏的艺术家，我非常喜欢他的作品与为人。
我很少透过一件作品来判断一个艺术家，如果我很喜欢某件作品或者决定要收藏它，我会先去看这位艺术家作品的整体面貌，没准这件作品是他所有作品中最好的一张，或是很另类的一件。系统性梳理过后，或许跟我最初的判断就不一样了。艺术家的创作一定是有理有据的，任何一件作品如果不是顺其自然发生的，我认为它都具有欺骗性。“当代”意味着本身具备迷惑性与粉饰性，你看到的不一定是实际的。我们就是要通过自己的知识与学养，拨开迷雾，看到本质，这是一个比较有挑战但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10年对于中国当代艺术来说，也不算短。一名艺术家是常青树还是昙花一现，我自己心里有杆秤。
我比较喜欢独立判断，鲜少跟藏家朋友去交流，因为收藏是很个人的事情。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收藏源自于我对新知识、新领域、新媒介、新艺术家、新的艺术形态如细水长流般源源不断的兴趣。我对自己艺术收藏的经验、眼界、判断力也日渐自信。迄今为止，我在收藏道路上没有走过太多弯路，这得益于自律与自知。
这次在中国美术馆的展览，很多人直至看到新闻发布会才知道有这个展览。事以密成吧，我们只是想把最好的展览呈现给大家，其他的都不重要，况且因为场域的特殊性，项目推进过程中存在着诸多不确定性，也可能无法立项，也可能立项后突然终止。在路径当中，找到最专业的团队做最专业的事，并且完成到最好，就足够了。
我书读得不算多，多半自信来自于生活实践中汲取的经验，从2014年到今天，十年的时间让我对中国当代艺术生态有了属于自己的认知。我对于艺术层面的任何规划，内驱力都是要做对良性生态有补给的事情，并非输出我个人的审美与趣味。“藏家”是很没有分量的一个词，我更愿意把他们定义为一个“群体”，而不是一种“身份”。如果非要提及，我觉得藏家是应该有责任感的，艺术家输出作品也是在输出价值观。作为藏家群体，不能输出的只是你的审美观点。格局要大，想得多，看得远，可能事态最终达不到预期，但是一定比开始的表现要长远。
很多人问我下一步的计划，我没有想那么多——这不是做企业，要有一个既定的规划步调去执行。我想说，如果真的有需要，我还是非常乐意以艺术赞助人的身份去实现许多好的但是落地有困难的好项目。杨福东是我非常景仰的一位艺术家，我收藏过他的多件作品，几年前我到访过他的工作室，他真的是一位德艺双馨的艺术家，在一个物欲横流的名利场里，这真的很难得。那会儿，我萌生过一个想法，如果有机会，我蛮希望支持杨福东老师来拍一下我的家乡——黄河入海的地方。接下去，我会把更多的时间交还给家庭，交还给我的小朋友们。
人生总会经历不同时段，像极了打怪升级，旅途之后还会是旅途，要不断地反省、总结、成长。有些事现在不做，一辈子都不会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