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 共 序
—— “公共叙事”序言
一  鸿

提要：这是一个“公共叙事”的时代。中国当代艺术在历经“宏大叙事”、“微观（个人）叙事”之后是——“公共叙事”。
这是名副其实从上个世纪初“辛亥”、“五四”（启蒙）以来、继八十年代“新潮”（再启蒙）之后的“第三场”（自我启蒙），这不是一种信念的终结，而是历史的延续与跨越！

    “公共叙事”作为一种观念艺术，是相对于“宏大叙事”与“微观（个人）叙事”二元对立的叙事方法提出来的，基于一鸿作为观念艺术家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文化发展的直观整体认识和判断。至于用“公共叙事”来定位身处的这个时代，恰当与否？交给时间去检验。

目录：前  言 《天下苦“秦制”久矣！》
第一场 《启蒙：》
第二场 《青春祭！》
第三场 《东方欲晓……》

前 言：《天下苦“秦制”久矣！》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横扫六国、统一宇内，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专制王朝——大秦帝国。嬴政自以功盖“三皇五帝”， 改尊号为“皇帝”，自称“始皇帝”，史称“秦始皇”。
    秦自商鞅变法后，一直以法家思想为统治思想。韩非子总结诸子百家学说，创造了一套完整的中央集权的政治理论，为秦始皇创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奠定理论基础。秦吸取周天子在诸侯割据局面下无力驾驭天下的教训，在统一全国后，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以消除地方割据势力，有效的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古代中国属于“大河文明”，以农业生产为主。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提高导致旧的生产关系解体，商鞅变法确立了封建经济的统治地位，这种经济的特点便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这种经济模式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保证小农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新兴的地主阶级也需要建立中央集权制度来巩固其统治地位，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保护其土地所有制度。这种封建的生产方式决定了秦王朝的中央集权制的建立。
    西汉武帝采用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确立儒家学说为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理论基础和正统思想。从此，封建政治制度的政体基本定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制度得以巩固。汉武帝雄才大略、文治武功，南平两越、北伐匈奴、经营西域、通西南夷、东定朝鲜，建立了空前辽阔的疆域，奠定了中华的疆域版图，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那一时期亦是中国封建王朝第一个发展高峰。
    此后两千余年，纵然马背上打天下、彪悍如蒙元、满清入主中原也不得不沿用“秦制”——“中央集权专制”，“秦制”俨然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绵延不断、“超稳定”发展的保险机制，缔结了华夏数千年永固之江山。也正是在这种 “超稳定”的专制文化熏染之下，正统思想独尊一家，国人心智被专制文化钳制模塑，束缚了思想，压抑了创造力。封建专制下的社会文化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蒙昧状态之中。

天下苦“秦制”久矣！

第一场 《启蒙：》

 
《公共序》第一场《启蒙：》           240X240cm     2012.5. 一 鸿

    宋代以降，随着早期资本主义萌芽，早期的民主启蒙思想也在潜滋暗长。宋代的邓牧曾著书大胆斥责“皇帝”是最大的掠夺者和剥削者，否定封建君主专制统治。邓牧的非君思想，对明清进步思想家有一定影响。明后期，思想家李贽是我国反封建的思想先驱，他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否定孔子是“天生圣人”。他揭露道学的虚伪，反对歧视妇女和压抑商人。李贽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带有民主性的色彩。而对封建君主专制进行最激烈批判的要数明末清初的黄宗羲，他认为君主专制是“天下之大害”，他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提出“工商皆本”的主张。黄宗羲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
    晚清七十年，风雨飘摇，内忧外患，民生凋敝。集权专制、闭关锁国、天朝心态令晚晴政治、经济、文化全面腐败、千疮百孔。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船坚炮利强加给中国人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的同时，也带来一个巨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参照系，通过这面它山之镜，国人开始以新的角度审视自己。中国的知识分子这才发现，中国并不是强国，也不是位于世界中心的“中央大国”，而认识并摒弃这种不合时宜的“世界中心意识”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第一个重大发现。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中国人的秉性，进入近代以来，已由世界主义变成民族主义。中国不再带着“中央大国”的心理等待万国来朝，而是退回本民族的范围，谋取世界竞争格局中的生存和发展。
    随着西风日益东渐，在强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参照之下，国人“天朝心态”开始艰难转变，集中表现在十七世纪初“邪正”（对待天主教的态度）、洋务运动时期“夷夏”、后期洋务运动时“中学和西学”、民初五四时期“东西方文化”及“折中调和”五次论争之中。而论争的归结就是：审父。
    当民族矛盾、社会矛盾不断加深，“维新改制”、“君主立宪”都无法顺利完成社会现代化的转型，“国民革命”如箭在弦……
    公元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摧毁了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建立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1912年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文献，虽然这部文献不久被北洋军阀废弃，但经过这次革命，“民主”、“共和”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在政治上打击了封建专制势力，民主主义思想成为不可抗拒得历史潮流。
    此后，1913年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提出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31年国民大会通过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1936年国民政府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1946年12月25日《中华民国宪法》于经制宪国民大会于南京议决通过， 1947年1月1日由国民政府公布、同年12月25日施行。
    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真正意义的民主共和国，宣示宪政为终极目标，并有时间表即军政、训政和宪政三阶段论述。军政以1927北伐成功达致；训政为其后10年，因中日之战延缓8年；1945进入宪政预备期，1947宣布进入宪政。
    然而，因国共之间“道不同不相为谋”，终酿成1949年隔峡而治之民族悲剧，亿万大陆国人至今无缘“民主宪政”之中国。历史选择了台湾成为中华宪政进程的“诺亚方舟”，以其丰硕实验之果，引领中华民主宪政未来之路。此为后话，亦为现实。

第二场 《青春祭！》

 
《公共序》第二场《青春祭！》         264X240cm     2012.6.4   一 鸿

    1949年10月1日，毛在天安门城楼上用他浓重的湖南口音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共和国”政体是“人民民主专政”——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个社会主义“中国特色”。历来“民主”与“专政”相互对立，水火不容！可经毛御笔冠之“人民”二字之后就顺理成章，朗朗上口。“党国体制”就此奠定。也就在1950年第一个“五一”来临之际，当朱德的秘书将庆典口号呈给毛御批时，毛体亲书五字：“毛主席万岁”！从此，四分之一世纪，万千日日夜夜，亿万万国人工作、学习、生活 “万岁”不离口……终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斗争哲学”与秦始皇“封建专制”基因交媾的极品——“毛神”从此站起来了！毛神像从此遍布神州……
    此后……此后……此后……可谓，罄竹难书！
    习仲勋是这样评价毛的：“他，善于利用无知人民，这是他一生致胜的法宝！他，最热衷挑起族派争斗！他，是伟大的帽子设计师。他，一生主张无庸最好，自己却专攻帝王之术，学以致用！ 他，没有丝毫的法制意识，是典型的痞子！他，反对科学，糟蹋人类文明精华！”（贾巨川著《习仲勋传》摘录）
    文革之后，对“两个凡是”的否定，解放思想，改革开放，西风又进，让国人蒙昧的心理开始从无知、疑惑变成渐悟。
    1989年的春末夏初，为什么会发生“六四事件”？这得从1986年开始说起。
    1986年，是中国政坛民主气氛最为浓烈的一年，也是因此而大伤元气的一年。由于中共所推进的经济改革受到现行政治、经济制度相掣肘，使得经济改革自农村改革的成功后，在提升到更高层次的城市改革后便开始出现混乱：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官员腐化，官倒猖獗，各种思潮泛滥，信仰危机加剧。由于经济改革遭遇了政治制度的瓶颈制约，中共高层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呼声。
    一种声音先强后弱，它以胡耀邦、赵紫阳、陆定一、习仲勋、万里为代表，比较多地肯定了政治改革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邓小平对此表示支持。1986年7月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谈到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强调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党政分开。9月16日，在邓小平提议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批准由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冲等五人组成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为中共十三大设计政治体制改革蓝图。可以说，中共最高层的民主政治风气在这个时候达到了顶峰。
    一种声音先弱后强，它以陈云、李先念、彭真以及胡乔木、邓力群为代表，他们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现象到处泛滥、这个党不抓不行了。在这个原则性的问题上，邓小平一开始总是深藏不露，并没有表明他的观点。在讨论十二届六中全会的议题时，面对陈云、李先念、彭真、邓颖超等人的强大压力，邓小平完全尊重陈云等人的意见，并表态要抓一抓精神文明的问题。于是，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召开了，会议的主题就是加强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全会决议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内容正式写了进去，中共最高层的宽松气氛由此趋紧。
    12月9日，方励之所在的中国科技大学率先拉开了1986年学生民主运动的序幕。反映到中共最高层，就是胡耀邦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违反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在重大政治问题上失误。1987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胡耀邦被迫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中共中央下发的1987年一号文件，号召全党、全国反击资产阶级自由化。在这次学潮中，方励之、刘宝雁、王若望三位知识分子的党籍被开除。到1987年1月中旬，持续了一个月之久的全国性学潮得以平息。与胡耀邦下台的同时，渴望政治改革愿望最强烈的陆定一、习仲勋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评，中共最高层的民主气氛一下子跌入谷底。
    1989年4月15日7时53分，胡耀邦因大面积急性心肌梗塞在北京医院去世。
    胡耀邦逝世的消息在全国大专院校中反响强烈。从讣告未发前的四月十五日下午开始，复旦大学、华东政法学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华东化工学院就出现悼念胡的大小字报，华东政法学院的一条标语是：耀邦同志你太惨了！中国太惨了！人民需要你！中国需要你！
    15日到17日上午，不断有人到天安门广场悼念胡耀邦，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放有八个花圈及一些挽联、白旗、白花、纸条、横幅。广场秩序正常。
    在纪念碑铁柱栏杆上的一幅挽联写着：民主先驱，社稷为先，千秋耀；开明公仆，天上为公，兴华邦。横批是痛悼耀邦。
    纪念碑的浮雕下放着署名为北师大师生的花圈，挽联上写着：斯人虽逝，风范永存，痛悼耀邦同志。
    署名为几名青年的花圈挽联上写着：凄风苦雨送君去耀邦何时，万水千山都行遍功成多少。横批是：民心如镜。
    一条横幅上写着：痛悼耀邦，一代圣贤唯您要我臭老九，空前绝后就君顾咱穷学生。
    两名青年献上一朵白花，花带上写着：耀邦同志，青年知己。
    16日下午下了一场小雨，公安人员拿走了那些花圈。17日上午，纪念碑旁又放了一个署名为清华大学化学系的花圈，挽联上写著：鞠躬尽瘁，死而后己，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悲悼耀邦英灵。
    从4月17日下午起，北京高校悼念胡耀邦的活动从学校有规模地扩展到天安门广场，而全国各大中城市对胡耀邦的悼念活动的规模也日益扩大。在胡耀邦去世的当天，中共中央就要求公安部、安全部尤其是北京市要密切注意首都高校特别是天安门广场的情况。对中共最高当局来说，天安门是国家的脸面，神圣不可损害。所以，从北京各大学到天安门广场的行动，公安、安全部门都进行了全方位的跟踪，所有呈送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报告也都是即时式的。
    警察在现场对围观的群众进行疏散，但是无效。一些戴着中国政法大学红色校徽的青年人维持游行队伍秩序，把一些夹在队伍中的外国记者、围观群众清理出队伍。4时半，游行队伍经过前门大街后，从历史博物馆大门一侧进入天安门广场。游行者高呼口号，唱起《国际歌》、《义勇军进行曲》。在二百余名学生、警察的维持下，6名法大学生把花圈送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游行者、围观者达一万多人。在游行结束后，在广场的十多名外国记者和港台记者找学生谈话。其中有美国《芝加哥论坛报》、《华尔街日报》，英国《独立报》、日本共同社、香港《南华早报》等。
    18日清晨，北大、人大数百名学生在人民大会堂前静坐，要求全国人大常委的领导接见。他们提出七项要求：
一、重新评价胡耀邦同志的是非功过，肯定其民主、自由、宽松、和谐的观点；
二、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对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识分子给予平反；
三、国家领导人及其家属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开，反对贪官污吏；
四、允许民间办报，解除报禁，实行言论自由；
五、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待遇；
六、取销北京市政府制定的关于游行示威的十条规定；
七、要求政府领导人就政府失误向全国人民作出公开检讨，并通过民主形式对部份领导实行改选。此外，他们还提出，要由官方报纸对他们的要求进行公开报导，并要求政府对他们的要求进行公开答复。
（六四相关资料节选来自网络《天安门文件》佚名）
……
    改革开放之后的80年代，知识界与学生群体普遍强调思想启蒙，提倡人的权利意识觉醒与民主法治精神，批判文化专制主义。自由派知识分子在其中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他们从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中获得思想资源，率先呼唤人的尊严、价值、自由、启蒙与思想解放。这些观念意识可以说是1980年代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共识，使得80年代成为1949年“共和国”建政以来一段难得的思想自由小阳春，将这一时期称为一次新的“启蒙”不无道理。
    自由派怀抱着一种浪漫的激情与理想，要求实现在他们看来可以轻而易举建立的好的民主制度。一旦受到挫折，就会产生一种悲情与激愤情绪。应该说，酿成“八九风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社会思潮角度来看，它与激进自由主义思潮走向悲情化并与威权政治发生剧烈冲突不无关系。
是为青春祭！

第三场《东方欲晓……》

 
《公共序》第三场《东方欲晓……》      240X240cm    2012.5. 一 鸿

    现在是北京时间2012年6月4日下午3点，在键盘上敲出这样一行字，心里很堵，这些数字如今成了网络敏感词，连同相关资讯一律屏蔽，连带缅怀的“蜡烛”和与此毫不相干的“伦敦火炬”……
    在百度上搜索“民主与专制”的区别，你会得到如下答案，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让我们一起来分享吧：
1、民主国家依靠契约治国，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公平的含义；专制国家依靠恐惧治国，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刀枪的含义。
2、民主国家的人民拥有讽刺和批判当权者的权利；专制国家的人民必须统一思想。
3、民主国家大多不举行阅兵式，因为不需要对公民炫耀武力；专制国家很多举行阅兵式，因为要保护自己的统治。
4、民主国家无诚信者出局；专制国家不服从者出局。
5、民主国家舆论多是指责政府，说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如何做、不该如何做；专制国家多是教育人民，告诉人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该如何做、不该如何做。
6、民主国家在信仰方面经常自由争论，没有标准答案；专制国家在信仰方面不允许有争论，只能信奉一种主义。
7、民主国家讲人性；专制国家讲党性（动物性）。
8、民主国家是用法律来保护公民，用法律来制约政府；专制国家是用法律来保护独裁，用法律来统治群众。
9、民主国家的人民用法律来制约总统；专制国家的领袖用法律来压迫人；民主国家讲人权；专制国家讲生存权，讲国权。
10、民主国家有的总统子女失业；专制国家领导人的子女是金枝玉叶、将门虎子，当然衣食无忧。
11、民主国家的国家秘密少；专制国家的国家秘密多，甚至子女的职业也是秘密。
12、民主国家有人想当官得往下跑，争夺选民的选票；专制国家有人想当官得往上跑，领导才能给你官位。
13、民主国家有候选人；专制国家有接班人。
14、民主国家的总统及亲属一举一动受舆论监督；专制国家的领导人，其家人、家事全是超级绝密，不准议论，更别说有事追究。
15、民主国家是制约权力机制，就是要人人权利平等；专制国家是管理群众的权力，等级制度是最好的管理方法。
16、民主国家的总统是人民公开讽刺幽默的对象；专制国家的领袖是仅供人民顶礼膜拜的偶像。
17、民主国家讲自治，专制国家讲统治。
18、民主国家由人民选择政府，专制国家由政府选择人民。
19、民主国家的总统靠赢得民心而执政；专制国家的领袖靠暴力、谎言而把持政权。
20、民主国家讲得民心者得天下，专制国家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21、民主国家可以组党，甚至组成G•C•D；专制国家不能组党，组党就等于叛逆。
22、民主国家的总统视人民为主人，关注人民的呼声，替人民办事；专制国家的领袖视人民为草芥，居高临下，任意支使。
23、民主国家的领袖积极和民众交往，因为他知道他的权力来源于民众的选票；专制国家的领袖积极和将领交往，因为他知道他的权力来源于枪杆子的支持！
24、民主国家动用军队救灾是自己的义务；专制国家动用军队救灾应该得到感恩。
25、民主国家的总统为了获得人民的支持，要充分了解民意、顺从民意；专制国家的领袖为了一己私利，肆意妄为地强奸民意、愚弄民意。
26、民主国家不敢认为人民素质低，因为依靠人民的选票；专制国家说人民素质低，不适合搞民主！
27、民主国家总统的命运被人民掌握着；专制国家人民的命运被领袖操纵着。
28、民主国家的总统为人民服务是应尽的本份；专制国家的领袖发点善心是对人民的恩赐。
29、民主国家允许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不怕垮台；专制国家不允许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除非在领导之下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
30、民主国家强调“人权高于主权！”；专制国家却高唱“主权高于人权！”
 看了以上“民主国家”与“专制国家”的30个本质区别不知你感觉如何？

    2011年4月7日，笔者在微博@一鸿艺述 说：这是一个“公共叙事”的时代。中国当代艺术在历经“宏大叙事”、“微观叙事”之后是——“公共叙事”。
    2011年8月27日，笔者在微博@一鸿yihong说：这是名副其实从上个世纪初“辛亥”、“五四”（启蒙）以来、继八十年代“新潮（再启蒙）”之后的“第三场”（自我启蒙），这不是一种信念的终结，而是历史的延续与跨越！
    “公共叙事”作为一种观念艺术，是相对于“宏大叙事”与“微观（个人）叙事”二元对立的叙事方法提出来的，基于笔者作为观念艺术家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文化发展的直观整体认识和判断。正如笔者在《吾国与吾民》——关于当代艺术“公共性”的思考一文中写道，中国数千年专制文化，让“家天下”的思想根深蒂固，传统知识分子——“士大夫”们奉行“修养治平”的处事原则，非家“庭”即朝“廷”，而对于两庭（廷）之间的公共领域——“社会”鲜有问津。精英的“公共意识”尚且如此，大众更是可想而知。国虽是大国，社会却是个小社会。对于一个现代意义的国家而言，社会的成熟度即是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
    在官方大力倡导“文化大繁荣”的今日中国，到底需要怎样的“当代文化”和“当代艺术”来抗衡和消解官文化的侵洗？当代艺术的“当代性”在哪里？
    “公共叙事”的提出，基于艺术家对自身历史文化的反思和对专制文化的批判。对于艺术家而言，这既是方法论，也是艺术实践理论依据和发展脉络。
    从2011年4月起，笔者将近年所思所想所作所画，通过“自媒体”陆续集结发表，历经一序三场，历时18个月，以创新的“微博艺述展”的形式，演绎作为观念艺术的“公共叙事”。
    期间，对重大的公共性事件的关注和表态，如艾未未税案，吴英死刑复核案，刑法第73条修正案，声援呼救陈光诚，声援小贩夏俊峰，呼吁关注为母鸣冤的人大女生李宁（访二代），敦促释放艺术家以及声援反“国民教育”，关注乌坎、什邡、启东、宁波维权事件等等，这一切，在打破官媒一统天下的“自媒体时代”，微博，让个体参与“公共叙事”成为可能。
    虽然用来对付人民的“维稳”经费远远超过了国防经费，虽然微博还被“国宝们”控制着，但谁都知道——“民主”，是人类社会最崇高的生存理念，“自由”，是每个公民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
    明察现实，中国民主进程的“第三场”正在暗流涌动，“公共叙事”已然成为一种现在进行的时态，未来公民社会也正在看似虚拟、实则比现实还要现实的网络社会预演。放眼世界，“第四波”浪潮滚滚袭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微博，就是微播，就是微搏！
    微博！微聚公共中国！
    东方欲晓……

（注：原文与《公共序》同名绘画同时发表于2012年6月4日晚8点，一小时后微博@一鸿yihong被封号，博文被删除，2012年12月31日重新整理本文，略有增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