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1957年，那年，父亲被中国政府宣判为右派分子。

中国社会将右派分子家属命名“黑五类”，相当于德国纳粹统治下的犹太人，或类似印度种姓制度“贱民”及“不可接触者”。我的父亲被充军流放，发配边远地区，接受强制监管，难与家人团聚。我的母亲独自承担整个家庭责任。自童年记忆伊始，“右派的儿子”一词成为我生命中不可磨灭的烙印。中国社会对于“右派分子家属”极其歧视，尽情迫害，我的人生始终一种被摒弃于社会之外状态，于是，我自小选择了一种他人都无法剥夺的权利，即：读书和画画。

一个弱小者在孤独状态下最为渺小的自由。

 

 

读书和画画，令人慰安，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世界，知晓另外一种生活，懂得了一个绝对真理：平等与自由。中国社会给予的迫害、歧视、贫穷、屈辱，反而成为一个催人苏醒的启蒙力量。严酷的生活，将我锤炼成为现实中的优秀者，所以，当中国政府结束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重新启动大学公平招生，上演了一场中国社会人尽皆知的特殊竞争，我以优异成绩考入浙江美术学院，成为中国文革后第一代大学生。

我经历了中国式大学教育，非但没有学会顺从，反而产生了质疑，对于中国现实以及中国社会所通行的价值观，抱持了怀疑态度。认为中国人整体思维状态还处于负极，需要重新调整向着零界方向进发，乃至越过零界迈入正极，恢复到一种正常思维状态，人们不会把艺术作为政治工具，那么，艺术家就不再是权力的附庸。我于大学毕业后直接去北京，做了京漂盲流，大约在中国艺术家群体里，我是北漂第一人。

 

 

我于1984年入职中信咨询公司，中信公司早期阶段招募员工须老板亲自面试，老板是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工商联主席经叔平。中信咨询公司乃为欧洲咨询年会成员，公司仅有百余人，被北京业界评为“精英中精英”。我任《中国投资指南》编辑，该书与英国朗文公司合作出版。我凭借职务所需奔波于中国各地，接触了社会各个阶层，终于到了某日，我正式递交了辞呈。放弃了稳定生活方式，而以自由为职业，依然故我地：读书和画画。

我住在老北京胡同里，亲历了中国社会底层生活方方面面，终于能够贴切地理解了底层穷人的真实心态，所以，我的艺术创作转化了一个审视视野，学会从一个低微的角度，去理解宽容与悲悯的确切含义，我的自由生活有如一笔人生财富，体会到了第欧根尼对亚历山大说“请走开，别挡住我的阳光”之深意，也能够理解庄子“吾将曳尾于涂”之绝决。所以，我很幸运地告诫自己：北京胡同就是我的哈佛、耶鲁、普林斯顿，那些贩夫走卒、妓女乞丐等等，都是人生艺术的硕导、博导。

自由人的生活方式便于接触社会各种人物，因此，我有幸认识了很多文物商贩，时日长久，若将这些不期而至的古代器物回归各自历史时期，出人意外，我得到了一部确切真实的中国艺术史考古资料。我的人生经历开始进入了艺术和考古学阶段。拜景德镇陶瓷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新园先生为师。按照传统仪式磕头拜师，成为刘新园先生关门弟子。

 

 

我的师父刘新园先生以考古学家身份蜚声国际，德国海德堡大学客座教授、纽约苏富比拍卖公司顾问、应邀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大英博物馆、日本出光美术馆、美国国立弗利尔美术馆、美国西雅图艺术博物馆、底特律美术馆、大阪东洋陶瓷美术馆、日本根津美术馆、台北故宫博物院、香港艺术馆、海德堡大学等馆、校作学术报告累计达数十次，被称为：中国近三十年来唯一向西方世界输出学术思想的考古学和艺术史学者。

但是，师父作为文献学、博物学等多面学科却鲜为人知，尤其对于中国艺术史研究，可谓到了如数家珍程度。师父承接了民国文献学一脉，乃是国学中的正根之学。师父的师父，乃民国时期复旦大学教授范祥雍先生，师父撰写《我和我的老师范祥雍先生》一文，详细记载了师爷著作目录，计有：《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洛阳伽蓝记校注》等等，治学于古文字学、音韵学、艺术史、佛教史、中西交通史、历史地理、目录版本学、古典文学等诸多科目，委实著作等身。

 

 

我撰写《寒江独钓》一书，采用了刘新园先生学术方法论，很多处想法受益于师父启蒙。《寒江独钓》写作方法得益于本人对中国历史的切身认识，仅使用一幅南宋马远绘画，几件辽宋金陶瓷用品，纳入世界文明史之中，得到多重学科验证，涉及了历史、文物、宗教、哲学、及社会现实问题，凸显中国艺术史自有价值，我认为一切学术的核心价值必然涉及到自由精神。所以，我撰写中国艺术史目的就是从一个人的自由变成无数人的自由。我的艺术追求仿佛就为了印证了鲁迅先生那句话：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

 

 

读书和画画，成为摆渡人生彼岸的最终依赖。诗人马拉美说：“世界的最终目的就是完成一部好书。”我深以为然，添加了一句，画一些好画。我的人生内容就是画画、读书、写书、教书，通过这些可以获得真理，并且身体力行地坚持真理，导致了对于中国现行教育制度产生了异议，因此，我被中国美术学院毫无理由地开除公职，失去了教书的权利，更有甚者，我的著作、我的作品、我的思想，甚至我的姓名，都成为封杀目标。

 

 

我的人生经历形成了我的人生目标，竭尽所能地追求平等与自由。不仅为个人的平等与自由。而是所有人的平等与自由。我为此感谢上帝，让我有幸成为“右派的儿子”，因为，个人的苦难历程昭示了人类的苦难实质。我曾经对艺术家艾未未说：“你的父亲是大右派，我的父亲是小右派。大右派终究会得到平反，可以向人们炫耀自己的伤口，有如炫耀花朵一般扬眉吐气。小右派永远不会获得真正的平反，他们始终舔着自己永远不能愈合的伤口，甚至没有自爱自怜的权利。”

撰写本篇自述期间，恰遇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先生逝世，令人悲伤，他永远不会迈进瑞典诺贝尔颁奖大厅了。刘晓波先生发起并且起草了《零八宪章》，我是《零八宪章》签署人。我还记得2008年签署宪章之际，儿子出世，我说就把签署宪章当做礼物送给我的儿子。当时发表了一段博文：

“我签了名，明确表明自己的人生希望：平等与自由。

我就把这份签名当做礼物，送给尚未满月的儿子。希望他的将来能够看到真正的平等和自由的景象。即使那时没有，并不代表今天就可以放弃希望。希望如黑夜火烛，即使世界上真是没有任何希望也依旧也要用希望来祝福我的儿子。”

 

 

回忆往昔，历史又给了另外一个视野，我非但不为经历苦难而哀伤，全然相反，我开始骄傲于自己是一个“右派的儿子”，那是上帝馈赠的财富，有如约伯天平，让我能够认识人类和世界。遭受专制体制迫害，反而成为了受害者的荣耀，因为，可以以此证明自己还保持了一颗纯净的灵魂。依然不改初衷地追求自由。我记得萨义德《最后的天空之后》扉页引用了马哈穆德•达威什的诗句：

 

在最后的国境之后，

我们应当去往哪里？

在最后的天空之后，

鸟儿应当飞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