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所有的描述都不可能比自然更丰富。
”
文 | 兀食
图 | 沈烈毅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死亡、黑暗和时间的紧迫感一直在沈烈毅心中存在阴影,并不断制造着焦虑和不安。这段时间开始于他童年产生意识之时,而终止却并未来临。
到如今,他已将近五十岁,“每次照镜子都会多出几根白发”,对于死亡,他释然了很多。而如何平衡艺术与生活,他依旧不能从容应对。这也使得,焦虑如同一种本能牵制住他的身体和思考。只有在进入创作时,这种焦虑才有可能成为消退之物。
壹
而在沈烈毅的记忆中,最无法消退的是八岁那年“差点被水淹死”。那天,恰好是毛泽东的追悼会。死亡在这一天展开了碰撞。
他家后面就是京杭大运河的支流。当时,他独自一人在一艘农船上划桨玩水。河对岸是他姐姐的学校,有四层楼高,外面的楼道里聚集了很多学生,正在排队等待参加追悼会。沈烈毅却还停留在船上,向楼道里的学生“得瑟地摇晃着身子”。就在这时,一不小心从船上翻身掉落河里。
他整个身子没入水中,惊惧使他短暂失忆,他已记不清自己是如何抓住船帮。等他在水中睁开眼,直接与他眼睛展开对视的是船身在河面布下的黑暗。而在船体四周,光亮仍然存在。河流在这一刻以它自身的力量向他解释了大自然以及生死之间的奥秘。
他盯着那一大块似乎处于流动之中的黑暗,不断挣扎,所有的喊声都被压制回咽喉。河对岸的一些学生开始爆发出混乱的嘈杂声,沈烈毅在水中还能听见有人在喊他姐姐:“你弟弟掉水里了。”
之后,他被路过的船只救起,又被人送往家里。他的母亲赶回来,也没责骂他,只是匆忙给他换好衣服,拉着他去参加追悼会。在整个过程中,沈烈毅所有的思维都是停滞的。唯一能重新唤醒他记忆的是“周围的一些人哭得死去活来,有些还被抬走了”。
对于这次经历,他的记忆从死亡开始,也以死亡结束。
贰
在多年之后,他得到的信念是“在思考任何创作时,‘水’始终会在不经意间进入我的思考。”
除去“差点淹死”的经历。沈烈毅从小就对自然存有敬畏,每当暴风雨来临之时,他总喜欢站在露台上,看不远处高大的树木被风雨折弯挺拔之姿,等到大风过去,这些树木又逐渐恢复原样。头顶则是石棉瓦被大雨不断拍打的声音,“这让我产生很大的震撼”。
而在梅雨季节,运河的水面高涨,有时会淹没道路和行人的脚踝。沈烈毅他时常在此停留,望向河流的尽头,仿佛看到了海洋的广阔和力量。
这种敬畏在他的生活和创作之中都体现出清晰的脉络。当我问及他对于“天人合一”的看法时,他笑着说:“回过头想想,我以前还是把自己拔得太高了。”在他目前的认知里,他并不把自己置于“天人合一”的状态中,而是将这看成一种“自然的天性”。
他的作品,也正是想体现这种“自然的天性”,并试图借此让他人沉浸于自己的内心。
最早开始创作“雨”系列作品,始于2001年。当时,他参加了由中国美院牵头举办的第二届西湖雕塑展。展览的主题是“岁月如歌”。沈烈毅从中体味到“回忆”二字,并由此将想象生发至“雨”。
“雨”始终弥漫在他的记忆中,并在此时显示出柔和的光芒。不久之后,他又看到一张关于雨纹的黑白照片。在瞬间,他从小看雨从空中滴落而下融入土地的景象被叫醒,一些过往的情感也仿佛被包裹在此中。他决定要将此呈现出来。
他选择了坚硬的花岗岩作为水波的再现之处。当温润的雨“滴落”在岩石上时,某种戛然而止的瞬间凝聚使得观者的思绪也随之停止。而在随后的一刹那,水向四周荡开纹路,观者的思绪也随之展开流动。
直到今天,这件作品还在被放置在孤山公园里。沈烈毅最后一次去看时,矮的石块正被人们当成凳子,高的被人当成桌子,上头还有鸡蛋壳和饮料泼洒的痕迹。石块周边,落叶和蚂蚁在轻轻颤动。
而这就是沈烈毅的初衷。他希望人们能同他的作品产生联系,成为作品的参与者和存在的一部分。“这也是我第一次无意中接触到公共艺术”。
说到这,沈烈毅突然笑了。他说:“我在之后所做的很多作品都带有‘坐’的成分,都是屁股下面的作品。”
多年之后,他给杭州萧山机场所做的《长堤一痕》与《湖心亭一点》也都与水有关。水在此成为了一种延续。
萧山机场原本想要一座仅限于观赏的雕塑。沈烈毅想尝试常规以外的做法,“我给你们做一件既能反映杭州文化特质又实用的东西,可以供人们休息的椅子。”
他向主办方说明了自己的想法。试图将机场的“穿梭”、杭州丝绸文化中的织布的“梭子”、航线图的交错、丝绸之路的纵横结合在一块去完成一件能适用于公众的作品。在创作的过程中,他又偶然看见张岱的词“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这触发他将西湖山水也融入进来,最后呈现出《长堤一痕》与《湖心亭一点》这两件作品。
2016年,G20太太团参观中国美院时坐在沈烈毅的作品《湖心亭一点》上集体合影
沈烈毅也曾做过一件关于桥的作品。红色的桥体横亘在土地与河流之上,桥的中端被他故意扭曲,类似于时间的隧道或是人类的基因链。
在他看来,“桥”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最好呈现。它的意义并不在于人类征服自然,而是顺从自然。当河流对人形成阻隔时,先辈们所想到的并非是填埋河流,而是在它之上,架上一座木桥或是石桥。人在桥上走,河水依旧在桥下流淌。
而到如今,人们在用各种科技手段去征服、影响自然。他出于对自然敬畏的天性而对科技产生了担忧。他在向自身以及所有人发问:“走过这座桥之后的你还会是原来的你吗?”
沈烈毅一直在自己的作品里追求禅境。我在很久以前曾问过他:“在禅宗文化里,作者自我意识的存在还能成为可能吗?”
他当时没有回答我。
当我再次提及这个问题时,他说:“其实我特想当面跟你聊这些。我对于禅宗的研究并不多,但我觉得你所说的正是我想追求的东西。我现在的作品肯定会存在个人的局限性和宽度。老话说的巧夺天工也好,神来之笔也好,说的就是某件作品就像是自然生成的,那么作者自我的意识可能就不存在了。而这也或许能让人从中体悟到更多。因为,自然的东西所涵盖的肯定是最多的。”
他说:“你所有的描述都不可能比自然更丰富。”
正是基于此,他有时也会抗拒对作品进行过多的阐释,他一直在避免自己成为那种不断将观念抛出的人。在某种程度上,造型艺术如同诗歌,而其中蕴含的诗意恰是不被说出的部分。
有时,作者的自我解说不仅会对作品形成局限,也会将观者的想象包裹在一张事先织好的网中。从而使得本该具有发散性的想象走向失败。
“让观众自己去同作品形成互动,让他们依靠自身去理解。”这是沈烈毅的初衷,“当然,在更具抽象性的作品面前,适当的解说也会起到点醒的作用。”
叁
在十七八岁时,沈烈毅对于“艺术家”完全没有概念。他在青年时期所设想的状态跟现在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他仅仅只是想着将这当成一份谋生的工作。
当时,他的父母在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工作。厂里很多人都是毕业于浙江美院(现为中国美院),从事设计印染图案工作。“作为工会的福利,一些人会抽出些时间教我们画画。也省得我们这些小孩放假时老是在外面野。”沈烈毅又想起关于画画最早的事,“我还没上学那会儿,一个人被关在家里。我姐就经常把学校里画黑板报的彩色粉笔拿回来给我。我就拿着粉笔在院子里的水泥地上瞎画。画过军舰,也画过太阳。”
长大后,“顺理成章地就去考了美院”。但是他的考学之路,却并不“顺利成章”。
第一年,他自觉自己没有准备好,“不敢去考,心里有些失落”。父母也并不对他的人生进行规划和设限,“找一份正经职业”和“尽快考学”的想法可以暂时拖延。之后他便到同学哥哥的文化站去帮他们刻油纸、出杂志。
第二年,则是没有拿到准考证。期间,他白天在南山路学画画,晚上要去杭大(现为浙大)学文化课。每次学完画之后,他就匆匆往家里赶,他将车骑得飞快,所有的自行车都被他甩在身后,风声在他身体周围不断弹奏着曲调,傍晚的余光铺满整条路。
那时,父母被技术外派到四川工作,姐姐出嫁了,哥哥也在深圳工作。回家后,他也就是一个人随便煮点东西吃。吃完饭后,又赶往杭大上课。几个月下来,“没什么营养,整个人很瘦很瘦”。
后来,有位老师觉得他对色彩的领悟很好,就让沈烈毅到他工作室去学画画,“也不收钱”。一段时间后,那位老师对他说:“你素描不行,我给你介绍到美院的雕塑系去进修下素描。”
结果,这一去,沈烈毅就从绘画转向了雕塑。
他在那里画素描,做泥塑,做得并不比那些已经在读的学生差。雕塑系的老师对他都很照顾,也不收他学费。学了半年后,那些老师跟他说:“你要不就考雕塑系吧。”
他的专业成绩考得不错,但英语差了一分。希望似乎又要再次落空。
“那时候也是倔,英语作文写不出来,就干脆一个字没写。其实,我随便将试卷上的话抄一句上去,都有一分。”
沈烈毅对英语一直都有恐惧。他小时候读的是子弟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学习英语。在他的印象中,英语老师是一个烫着卷发的“严厉妇女”。时常责骂他们,用教鞭挥打黑板,发出“琤琤”的响声。这样的场景停留在他脑中,一直无法祛除。
到如今,因为英语的一分之差,他的考学之路似乎又再次塌陷。后又传来可以自费的消息,但这事一直定不下来。等到其他学生都军训了,这事才有着落。但是,又一个难题展露在他面前。差一分,就要多交一万多块钱。这笔钱在90年代,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为了不让我妈烦心,我姐姐找我舅舅借了一万来块钱。”沈烈毅停顿了下,继续说,“其实我挺幸运的。当时自费的名额有限,如果没有雕塑系老师对我的认可和支持,没有我舅舅的资助,我很有可能拿不到这个名额,而我的整个人生可能也都会发生改变。之后,也有很多人帮助过我,我心里一直都很感激他们。”
在当时的年代,国家每个月会给大学生发工资。而由于他是自费生,因此被差别对待。系里的几位老师就从自己的工资里抽出一些钱给他。沈烈毅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也因为他的能力,有些老师也会带着他去外面接活,给他一部分钱。等到大四,沈烈毅已把欠着舅舅的钱全部还清了。
他大学里唯一一次请假,是为了做一个五米高的圣诞老人。当时是雕塑系主任的儿子沈珂给他介绍的这个活儿,能赚一万多。沈烈毅就请了假在自家院子里搭了个凉棚,因为时间紧张,他的哥哥、姐姐、姐夫和父亲都过来帮忙。搞了一周多,终于在平安节前一夜完成,又连夜将圣诞老人搬到武林广场。
沈烈毅一直记着沈珂的好。后来,沈珂大学毕业后不久,在万松岭路口出了事故,年轻的生命在摇晃的日光下戛然而止。
“回过头来想想,这就是故事。”
肆
死亡同样再次匍匐到沈烈毅的身边,它时刻弯曲着,并伺机以积攒的力量在恰当的时刻准确地进入他的身体。所幸的是,这次同八岁那年的溺水一样,死亡依旧无法完全成形。
但不同的是,童年时期的溺水加剧了他对死亡的想象与恐慌。这次却让他对死亡保持了宽容接纳,他嗅到了死亡的气息,却并不对这些气息的流动进行挥散与阻断,而是让它自由流淌。
他追溯起那件事,说道:“从那之后,对于死亡并不那么焦虑了。对于生命的流逝,也能坦然接受。”
事情发生在2000年,那年他三十二岁。那时,他的老师和师兄将场地借给沈烈毅和其他几个人做雕塑。而房东为了挣钱,还在旁边搭了一个违规的简易房,里面住了一个性格较为激进的人。因为雕塑所产生的粉尘和噪音,那人天天去工商局闹,中间积攒下很多的问题和矛盾。
之后,矛盾的演化趋向激烈。因为这事,也给沈烈毅的老师和师兄添了很多麻烦,他心里有些愧疚与不安,就想着去同那人聊一聊,希望双方能够和解。他叩响门,却不知道死亡已经蔓延到他脚边。
沈烈毅还未开口说话,那人就将事先早已准备好的利器迅速刺向他。他下意识地用手臂去抵挡,利器划开血肉,刺穿他的手臂,又顺势捅进他的腹部。血在瞬间涌出。
沈烈毅竭尽最后的力气将那人制住。两人僵滞在那,疼痛使得沈烈毅发出模糊的喊声。有人听到声音,赶过来将那人的刀夺下。
当人们将他送往古荡的医院时,死亡正在迫切地吞噬他的生命。那里的医生查看伤势后说:“我们这里救不了他,得赶紧把他送到浙一医院去。”
送到浙一后,他被推进抢救室。经过一些伤势的应急处理后,又被推往B超室去做进一步的检查。
抢救室和B超室之间有一小段露天的路。天在这时下起淅沥的雨,沈烈毅躺在床上,抬头能看见天空逐渐变得阴沉,雨从高空中垂直落下,轻触着他的面孔。在此刻,时间似乎进入了缓慢的流动中,他甚至能够触摸到时间和生命的形体。
他在那一刻的真实感受是:“对于死亡的恐惧,一下就消解了很多。”
伍
可是,一直以来的焦虑却仍在加重,像齿轮一样磨着他的思绪。这在他成为教师以及后又当上中国美术学院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副院长之后变得尤为明显。他感觉自己时刻在被时间紧追着,以致于作为一个创作者,对于自己作品的投入时间也在收缩、逐渐狭窄。
有段时间里,他重复地做着一个梦。在梦里,他进行了杀戮。而当他逃往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杀过人的”。当梦境反复呈现之后,他开始分不清现实与虚幻,甚而认为自己可能真的在现实中杀过人。他必须通过不断地对现实进行回忆,去不断地印证自己的“清白”。
“这些梦很有可能是我的焦虑和紧张造成的。”
他说自己“平衡不了这些矛盾,只能遇到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又笑称自己肯定有拖延症,对于创作之外的事,“不到紧要关头不会去做”。
但也正是因为这些矛盾和焦虑,促使他审视自己的内心,寻求平和与从容。这也同样使得他的作品传达出对于生命的感悟和内在本性的思考。当人们站立在他的作品面前,“希望能让他们脱离繁琐的思绪,静下心来体悟自身以及周围的一切”。
虽然教师这一职业占据了他很多时间,但在他看来,“教学和创作是相辅相成的。尤其在创作课上同学生的交流可以给双方都有所启发。毕竟,艺术创作本身就是同人心灵沟通的过程”。
在教学中,他喜欢给学生设置“陷阱”。当他们掉入进去之后,如果能依靠自身的思考从“陷阱”中爬出,就会有所领悟。如果不能,他就依据学生在创作过程中产生的困惑或是闪光之处帮助他们更好地去延伸、发散思维和想象。
他也始终认为造型艺术是需要通过身体去跟材料进行真实的接触。因此,他认同许江发明的“哲匠”一词。在他的认知里,“广阔而开放的思想与身体力行的创作同样重要,两者的结合才能构成真正的艺术。我们应该做一名思考的匠人,通过动手来刺激思考。”
如果不去真实地介入材料和创作过程,而光是依凭思考,这很难创作出好的作品。
这不仅是他对自身的要求,他也同样以此来要求学生。“很多学生都说我很‘残忍’,因为创作课是允许学生在教室之外完成作业的,而我的创作课要求他们必须在场,因为我要看到他们在教室里创作的全过程。这样,我就能够在学生的创作过程中发现他自身可能无法捕捉到的闪光点,及时加以引导。而且,也防止了一部分学生光想不练,缺乏直接性的动手创作实践。”
他有一个学生,毕业创作所剩时间已不多,却只能拿出几根线条的草图。“光是想就想了三个月,而且那几根线条也没画好”。之后,沈烈毅给他下了死命令:你就给我待在教室里,待不满一整天,也要待上半天。你用任何材料、任何方式去做出一个你亲自用手创作的东西。
“后来,经过一番‘动手折腾’后,他完成了一个不错的毕业创作。”
在我们的谈话进入末尾时,沈烈毅沉吟了会儿:“或许,当有一天,我的创作需要我更为投入时,我可能会放弃更多外在的事物。”
可是,现在的他还缺乏“进一步放弃的勇气”。
他最近在做一件作品,用液态金属制作成一个个“硬币”。当温度高于25°时,这种特定的金属将会从固态转为液态。届时,他会将这些“硬币”放在一个低温的容器里,让观众随手去拿。当他们把手握得越紧,“硬币”流逝得将会越快。
这或许也是他对自身现状的映射。很多时候,人们会迫于一些外在的压力或是内心的索求从而将自身置于某种困境。
而如何打破,或许只能依靠对自我的坚定以及对外在的舍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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