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离破碎的身体

　　从80年代末开始，西方当代艺术的理论和实践再次转向反美学的身体艺术，神经质的、破碎的、受损害的、丑陋的、非理想化的身体充斥在当代艺术中，表现的是人性的本能、身体和生命的脆弱。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曾经用“被规范的身体（disciplinedbody）”理论紧密地联系他的谱系学历史研究方法，他说：“身体是事件被刻下的表面，分离自我的核心，一个永久性瓦解的体积，谱系学，作为一种血统分析，因此而存在于身体和历史的咬合中。它的任务是揭示一个彻底被历史打上烙印的身体和解构身体的历史进程。”福柯以身体为中心建立了新的“谱系学”研究模式，揭露社会建构的本质，他发现传统上认为可以逃脱理性主义历史发展逻辑的身体，实际上一直被各种不同的政体所‘铸造’和‘拆散’。
　　与福柯的理论相呼应，当代艺术家们利用身体反抗性别、种族、国家等种种社会准则和制度对人性的压抑和束缚，用身体策略揭示隐藏的权利机制，不过，这一次艺术家们不再用真实的肉体，而是利用身体的图像和隐喻来避免本质主义的思维逻辑。罗伯特∙梅普勒索普（RobertMapplethorpe）拍摄的花朵和人体照片表现了在视觉艺术历史中通常被忽略的男性美、同性恋者对身体自由的渴望。辛迪-舍曼（CindySherman）把自己装扮成各种不同的角色，比如：通俗电影里的人物、历史名画中的女性形象，有意揭露社会和历史对女性形象的规范和重新建构。她还用破碎的娃娃暗示在当代物质主义社会中，女性作为物欲控的投射物所承受的看不见的可怕暴力。奇奇-史密斯（KikiSmith）用自己的作品质疑了谁在控制人类的身体这个根本性问题。在1990年的《无题》中，奇奇-史密斯戏剧性地改变了传统艺术再现身体的方式，她用钢架支撑起一男一女两个真人大小的裸体蜡质人像，白色的液体分别从女人的胸部和男人的腿上流淌下来。艺术家通过展示失控的身体，对身份、法则等总体性概念发起攻击，挑战了我们身体的完美形态，并重新演绎了人性的心理创痛、迷恋和恐惧。罗伯特-戈贝尔（RobertGober）用蜡像极为逼真地展示了身体的残肢。他的蜡质雕塑附带着真人的毛发、衣裤和鞋袜，有时还如同圣物般插着蜡烛，当它们从博物馆的墙壁上凸现出来时，总是给人以错愕惊诧的感觉，显示了被弗洛伊德在心理学中所定义的“不寻常”(uncanny)的矛盾现象。在弗洛伊德看来，“不寻常”本身就是某种正常，因为即便是微小的错位也能够解释出某种隐藏的不正常。这种不寻常重现了我们久以忘却的恐惧，打破了我们在日常生活现实中早已习以为常的惯例，具有超现实主义艺术的特点。戈贝尔的作品给予观众震惊的心理体验，从不同于以往的角度向观众揭示了这个拜物主义世界错位的现实。
　　在柏林墙倒塌，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冷战结束之后，历史的概念被转换为新的问题和矛盾。全球化时代互联网的普及、卫星电线的流行、基因科技的突破令人感觉现代科技可以做任何事，甚至有可能给予人类不朽之身。那么，在一个人类和人工智能共存的“后人类”时代，人类是否可以利用信息所给予的各种可能性，达到无比完美的生活状态呢？1994年，日本艺术家森万里子（MarikoMori）在《和我一起玩儿》（PlayWithMe，1994）、《情侣旅馆》(LoveHotel)、《红灯》(RedLight)和《地下铁》（subway）等一系列照片作品中，以东京高科技中心为背景,把自己装扮成了一个具有人工智能的“后人类”女郎。她像是刚刚从漫画或是电脑游戏中逃逸到真实世界。她的身体形象既象征着男性在电脑游戏世界中寻求的性幻想，也象征着人们对数码时代高科技的期待。然而，她的虚幻性存在本身质疑了这种幻想和期待的可靠性和真实性。
　　另一位日本艺术家村上隆(TakashiMurakami)的聚酯玻璃钢纤维塑像《体液》系列同样展现了从日本电脑世界中走出来的“后人类”的完美形象。这些俊男靓女有着日本动漫画人物典型的可爱面孔和性感身体。在自娱自乐的运动中，他们裸露的身体源源不断地喷发出体液，标志着幸福的高潮。用这种通俗而又色情的卡通形象，村上隆讽刺了充满色情意味的消费文化，和“后人类”群体对于消费文化难以自拔的迷恋。马修-巴尼（MatthewBarney）在“悬丝”（Cremastster，1994-2002）系列里同样扮演着他想象的“后人类”形象，其中分不清单性、双性、后性、半动物、半人身、半机械、半神话的各式各样的“超身体”图像，展示了人类穿越时空、打破各种法则束缚的可能性。
　　然而，融入了最新生物技术的高科技真的能改变社会关系和人性吗？英国的前卫艺术家群体YBA（年轻的英国艺术家简称）们提出了更尖锐的问题。他们的作品中经常出现身体残骸、废物和器官机能的问题，比如达米安-赫斯特（DamienHirst）巨型的人体解剖像、查普曼（Chapman）兄弟性器官错位的裸体儿童塑像和以戈雅作品为原型塑造的残肢断臂、克里斯-奥弗利（ChrisOfili）用大象的粪便装饰的裸露的黑人圣母像、特瑞西-艾敏（TraceyEmin）弄脏的床上的避孕套和带血的月经棉塞等，他们的作品不仅揭示了商业、文化、宗教、道德等体制对身体的束缚，而且探讨了这个看似无所不能的科技社会中死亡和永生的问题。
　　90年代，马克-奎恩创作了一系列如同古希腊罗马的石雕，它们看上去象是博物馆里保存的受损的古典文物，其实是现实生活中的普通人。马克-奎恩（MarkQuinn）用自己冰冻的鲜血创作了自雕像，又用他儿子胎盘和脐带的血塑造了儿子的头像，不同于传统的石雕和油画，他的作品中含有DNA的成分，保留了生命存在的真实痕记。另外，他还创作了坐落于伦敦特拉法尔加广场的《艾莉森-拉珀尔怀孕像》（AlisonLapperPregnant）。艾莉森-拉珀尔是一位高度残疾的英国女艺术家。马克-奎恩以古典的英雄纪念碑的模式塑造了她怀孕的形象，用这种方式挑战了所谓“英雄”与“完美”的概念，而英雄和完美这种高不可攀的标准本身就有可能是对身体残疾、乃至其他“不够完美”、“不够崇高”的社会边缘群体的暴力对待。罗恩-穆克（RonMueck）用硅胶塑造了许多超级写实的拟人雕像,其中有青春期手足无措的男孩、有孤独的天使、有丑陋的智障人、有酣睡的女人、有展示自己身体的孕妇，《死去的父亲》甚至冷静地展示了死亡本身。罗恩•穆克的作品看上去无比逼真，仿佛是现实生活的镜像，艺术家只是用缩小或是放大的尺寸才表现出艺术的虚幻。
　　最直接地展示死亡的作品还有达米安-赫斯特的骷髅头。这件被称为《为了上帝的爱》（fortheloveofgod）（2007）的作品以涂有白金的真人头骨制成，镶有8602颗精致的钻石，其中包括头顶上那一颗昂贵的心形钻石，其自身价值就已超过2000万美金，在白色立方画廊展出首次展出时标价5千万英镑，创下了还在世的当代艺术家中艺术作品的最高价格。继鲨鱼之后，赫斯特的这件作品持续性地探讨了他所一向关注的人类生存的基本命题：生命、金钱的诱惑与死亡。由白金和钻石装点的头骨仿佛是一件圣物，它光彩照人、永不腐烂，恐怖可怕而又充满诱惑力。英国的前卫艺术家们对脆弱的、变异的、鲜血淋漓的身体甚至死亡本身的展示，不仅揭示了种族、性别、阶级等存在于现代商业体制之中的问题，而且提示我们：人的血肉之躯有别于机器，无论技术如何发达，物质如何富有，生命和人性一样真实地存在着，永远不可能被替换。
　　无论是真实的存在还是虚拟的图像，身体艺术强调的是人类最基本、最真实的感觉，是西方艺术理性主义哲学中“身体”与“精神”、感性与理性的二元对立论的不断加深的反抗。艺术家们用真实的肉身反对来自宗教、商业、社会、政治等各种体制对人的自由和个性的束缚。哲学家德勒兹（GillesDeleuze）和加塔里（FélixGuattari）早在1972年的著作《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和精神分裂症》（Anti-Oedipus，CapitalismandSchizophrenia）就曾提出了以身体对抗体制的方式。他们反对弗洛伊德的建立在父权社会体系上的俄狄浦斯情结,在阿尔托的理论基础上发展出精神分裂分析法，提出以根茎状的繁殖和再生模式取代树状模式的社会形态，试图打破任何形式的集权体系，提倡更加自由的、符合人性的生存模式。此后，德勒兹进一步提出了阿尔托式的“没有器官的身体（bodywithoutorgan）”理论。1989年，他以培根（FrancisBacon）的犹如一团生肉般的画面为例阐释了反抗一切体制束缚的身体理论。可见，90年代以来，当代艺术实践和理论再次转向了身体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这种转向意味着来自于肉身的真实感觉终于打破了后现代主义时期屏蔽现实的仿真图像，让人们再次触摸到了一个真实的、人性化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