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字到词的临时性组合阶段让位于规范化的表达时，语言显示说话人意旨的细微差的能力就弱化了，个人色彩也淡化了。我们在表达中使用固定的单词，即使用固定的意义单元。（当然那些渴望更具个人化的表达通常只能在单词与单词之间、或在句子的层面做文章，一如在现代汉诗的写作实践中所显示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意义创造生成能力的萎缩。放弃了汉字并置效果、字的临时组合，接受一种规范的复音词，即单词或语义单元，既是语言演化过程的一个阶段，也意味着统一的社会（文化交流）规范化过程。无论是规范化的表达方式，还是社会规范，都强调意义对接受者的共同理解与教化功能，而不是言说者表达新异意义的功能。在一个规范化的社会里，表达新异意义的能力和其相关的表述方式，一直受到压抑的。

　　石虎先生的字思维理想，和他个人的诗歌写作实践，意味着这样一种文化意向：回到汉语表达的初始形态，回到构词法的阶段，即有字到词的不确定性阶段，使语言在字的并置的『临时组合』状态中，激活意义的创造生成性。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回复古汉语的修辞方式。应该强调说明的是，石虎诗歌所显示的意义，不是要回到古汉语的表达，而是复活它的『字思维阶段』、字的『临时组合』状态，既有字的并置的无限可能性所带来的新意义的创造，和对意义的细微差异的辨识与表述能力。破除对固有的概念、固定的单词和语义单元的依赖，使得《石虎诗抄》像是古汉语的地方恰恰是他对单音词的使用，故意混淆动词与名词的界限，比如『不父而谁』、『不口而诗』、『不杯而醉』等等。拆解复音词的固定组合，而且尽量拆借不同的字词组合，使石虎诗歌语言显得十分陌生化。对现代汉语中常用复音词的拆解，对某些只能作为词素的单音词的重新运用，如：

　　无珊曼帐蔽踏歌

　　来云朵话鹿羊说

　　斟灯酌烛酒人合

　　（《诗抄》）第三首《额其》）

　　瓦瓮窗炕瓢锅篓

　　铭史贫穷仍庄严

　　（《诗抄》）第七首《觅目》）

　　单音词的大量并置，成为象（物象、字象、字符）的并置；而现成的单词被重新分解为孤立的字使用，尽量清除由『的』、『是』作线性连接的句式，既使是描写诗人童年经验和故土风物，也显出一种古风的灵蕴。作为『字思维』的一种形式，对一些单纯的复音词即连绵词的运用，在《石虎诗抄》中成为一种常见的修辞形式。在最多为人称道的首尾两个篇章《玄雀》与《玄巢》里，诗人精心使用了许多连绵词，有些是单纯的复音词，有些则是诗人独创性地把形音义接近的单音词组成一些连绵词。他们仅就字的音义本身而言，就表达出诗人缠绵悱恻的感情状态。

　　无疑，《石虎诗抄》作为对现代诗歌语言『欧化』的一个纠正意图，他在语言的实验上可能走得过远了些，尤其当这些诗作一方面力图复活汉语母语经验，另一方面又力图表达非常个人化的生活经验与记忆中的场景时。《石虎诗抄》中充满了许多个人秘密的词汇，力求把母语经验与个人现场经验结合起来，把《说文解字》与个人生活经验中隐秘的词库（个人的词典）结合起来，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在读者不能领悟诗人『个人的词典』中的个人化词汇时，有效的阅读就会成为疑问，造成解码的困难，甚至会成为一些字谜。因而，对这些诗章来说，在保持母语经验与个人经验、词根意义与个人的词汇之间关系的探索时，保持诗章和语言的可意会性，就成为一个必要的边界。幸好，在《石虎诗抄》中，由于大部分作品所暗含的叙事性，使这种可意会性有所增加。

　　把语言划分为固定或稳定的意义单元，区分范畴，并通过这些意义单元与被区分的概念范畴，去对事物进行分类、判断、选择，即是一种文化创造与实践活动，是前人意义实践与体验的结晶，也渗透了使用语言的主体的权利与支配的欲望，尤其是现代汉语中的充满意识形态意味的那些普遍性范畴和观念框架。现代汉语中的许多词汇与词组是意识形态的最后壁垒。它们像是一些观念的硬结，是偏见的顽念，是阻止人思想的血栓，是最不易被批评与观察的思维的隐秘领域，甚至当人们不自觉之时，仍然在通过他的范畴、分类与逻辑观察事物。然而，重要的不是回避这些词语，而是对这些词语的用法。使用它的词语，而又能够对它进行不同的分类与组合，越过它的规范定义与固定用法，在完全不同的概念框架中改变它的意义逻辑，才是有效的方式。这一点应该是《石虎诗抄》的一个重要启示。

　　即使在古汉语中的范畴与词汇单元，那些成语，一方面它们是我们母语经验的重要内涵，是我们无法避开的语言中已有的表达和经验形式，而现代人的语言表达只能是与这个经验形式的一种对话，而不是直接面对原始经验的独白；另一方面这些经验形式、甚至精彩生动的经验形式，也会成为我们自身经验与表达的一种遮蔽形式。这是为什么石虎先生在诗歌与文论中都力倡回到汉语最原初的『字思维』阶段的用心所在。

　　《石虎诗抄》对母语问题的强调，并非只是指单个字词中的母语经验，而是母语的构词法、构字法中所蕴涵着的智慧与经验形式。母语也不是一个静止的概念，语言总要不断地持续地容纳人类社会生活的经验，直至当代的进行时的经验与事物。因此，强调母语经验不应该成为一种文化怀旧主义，和拒持现代语言经验的方式，而是对母语中生成新异意义能力与词法功能的强调，是借助母语经验对现代化汉语规范的一次越轨性的实践，是对已有的意义逻辑的突围，以释放新异意义。

　　不仅如此，社会学意义上的『人的解放』应该有更加宽广的理解，『自由』也应该有更丰富的内涵。无论社会启蒙的进一步深化、人的解放还是个人自由的实现，它们都应该首先意味着对人们能够体验到的意义的创造，对没有经过表达的新的意义的渴求，对被禁锢的意义和新产生的意义的释放。这一点对人类社会文化来说，是最深层的自由与解放的含义。这一使命是任何启蒙与革命活动都不可能一次性完成，或者他的人民可以一劳永逸地享用的。意义的僵化，意义与真理确定地、以僵化的形式掌握在那些本来就不反思、也不会思考的人们手中，并且由他们掌管着意义生产与传播的权利，是人类社会的一大悲剧，然而，意义的匮乏、意义的消失，意义从社会与个人的生活经验中隐匿，是人类社会的另一种悲剧。因此，意义的表述，新异意义的创造，是人类永远不会结束的启蒙与革命，是不会终结的人类获取自由解放的历史进程。意义的创造、新异意义的表述能力与表达权利、对新的意义的辨认与领悟、一个社会或个人不断释放出意义的能力，是人类文明的命脉。这是那些看来远离了现实和具体社会问题的文化创造的价值所在，是诗歌写作这样似乎是永远游戏在纯粹修辞学领域的文体形式的政治学含义。诗歌修辞学是另一种人类社会实践，与其说是直接释放不能尽言之意义，不如说是对意义创生、意义的无限可能性、以及意义辨识能力的一种社会实践。这种意义实践最终应该在思想启蒙、人的自由解放的意义上得到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