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创作的年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开放的岁月，四个勇士去探究另一个文化的究竟，我觉得如此开放的心态，在当下的时代是应该被重提的，自由与交流从未如此紧迫。聚焦到个人，我学习西方绘画，尤其我们这一代会尽可能多去欧洲美国的美术馆看作品，不管是从思想精神还是肉体经历，“西游”也算是一个比较普遍的时代缩影。
——马轲，2022
大多令人瞩目的70后画家都经历了类似的成长路径——在文化全球化的发展中，个体主动地或被动地更新自身的美学认知，来应对艺术场域内部的变化——因此，他们皆有一种不断推进个人创作的迫切感，并锻炼出了非凡的行动力，这是一种素养，也是一种意志。马轲坦言，在他这代人的经验中，社会文化景观的急速变迁，使得一些观念没能被确立就马上消散了。这常常令人不安，同时也唤起了自身的主动性。正是因此，在他的绘画上，我们不难发现这种“自觉”所带来的突破力。
马轲“西游记与变形记”展览现场，偏锋画廊，2022年12月15日-2023年2月10日。图片：© 马轲，致谢艺术家与偏锋画廊
马轲在近两三年展览中呈现的创作成果，显示了他在绘画取向上的一些变化。新的可能性于此中萌发，这让人对他的后续发展满怀期待。就在近期，偏锋画廊展出了马轲的不少新作，揭开了这位画家新阶段的序幕。展览以“西游记与变形记”为题，颇有魔幻气息，激发了观众故事性情景化的联想，也引人思索二者并置的逻辑。另外，关于马轲创作上的转变，策展人鲍栋在展览陈述中作了特别提示：
“已经有好几年，马轲的绘画转向了一种智识性的愉悦，明确、节制，但不乏戏剧性与幽默感。之前，他的作品多少有点‘凶狠’，尤其是那些人物主题的绘画，现在，他用最简省的语言打开着观众对绘画的好奇心。”
“凶狠”，这个加了引号的字眼，恰如其分地概括了马轲以往作品的特质，不免会牵动熟悉他的观众的记忆，那些脑中挥之不去的画面，与展中作品形成了鲜明对比。回溯，比较，的确有助于了解马轲的绘画脉络。因此，我们不妨重访其过往作品的“凶狠”之处，从题材与形式两个方面，去体会那种感觉。
马轲，《空山》，2022，布⾯油画，300×254cm。图⽚：© 马轲，致谢艺术家与偏锋画廊
2005年以后，他的画中角色总有一种悍然气质，人与人的关系时常呈现出紧张的对峙状态。虚构的形象、荒诞的情节，映射出他心中的社会现实和人生体验。很长一段时间里，马轲竭尽全力地在绘画中追索某种独特的形象。那种形象必须超越现实而统摄现实，并且足够触动人心。他将其称为“超像”，在他的观念中，这是一种比以往所见更真实更深刻的形象。
关于“超像”的形成，他曾如此描述：“在我脑中存在某个形象，并不确切，是一种意象或倾向，只有蛛丝马迹。而我把这些蛛丝马迹拼装在一起，致幻成艺术的形象”。于是，他的画面出现了独处的人、聚集的人，虽然没有实际的纷争，但每张面孔都酷似一次激昂暴烈的事件。
马轲，《凝视》，2022，布⾯油画，173×239cm。图⽚：© 马轲，致谢艺术家与偏锋画廊
这般感官感受，源于画面散发的悲愤感、凄淡感，以及胶着其间的浪漫情绪。而在这点上，除了形象与情节，画面的抽象因素起了重要作用，这与马轲的作画方式密不可分。泼辣豪迈的手法，使绘画的平面充满了速度与力量。他以此在画面中创造出某种焦虑、恐惧、不安的动态。而这种形式感不仅与他作画的手势动力相关，也与他的心理感受相关。其具有强烈的调式节奏，对它的驾驭，需要足够的心气与天赋。
不得不提的是，马轲的画面虽然形式洗练，但绝非平薄直白的图像，每一处的笔势运动和色层叠压都展示出过人的绘画修养。因此，观者需要面对原作，才能接收到画面传递出的多元信息。这与扁平的制图式的绘画相比，具有感知维度上的差别。而这种品格，一直在马轲的绘画中存续与发展。
马轲，《老鹰之二》，2021，布⾯油画，200×200cm。图⽚：© 马轲，致谢艺术家与偏锋画廊
这次展出的作品与他的旧作相较，画面的暴戾气息消失了，涂抹勾勒间，流露出更多从容与巧妙。明确的几何形状，常常出现在构图和形象中，这使画面显得更加智性。在题材上，神话、动物以及抽象化的人形，取代了具体的角色与情境，内容的寓意性置换了讽刺性。在我看来，“西游记”是马轲最出色的系列之一，它打破了文学原著给人塑造的刻板印象，为观者带来了异质化的感受。而这种成功，无疑源自难度。
马轲，《金色蜘蛛》，2021，布⾯油画，200×200cm。图⽚：© 马轲，致谢艺术家与偏锋画廊
《西游记》这个中国古典文学叙述的神话，说它家喻户晓绝不为过，它根植于中国人的记忆之中。大众的经典崇拜，限制了戏文、影视与绘画的创造性演绎。当然，历史不乏奇才，上世纪40年代，张光宇创作了通俗绘本《西游漫记》，以神话讽喻社会现实。此作在造型语言上颇有建树，几乎让后来者望尘莫及。
对当代画家来说，西游题材过于民俗，即便有人涉猎，也常是为了实行某种反精英的观念策略。而现在，马轲征用了“西游记”作为绘画实践的新主题，必然超出了观众对其趣味的有限认知。这场展览中，他成功地证明了见地与能力，西游系列呈现出迥异的想象力。其中的内容似曾相识又如此陌生，既展现了神话的角色与情节，也延续了现代主义的传统。点线面与光影所构成的几何形式，消弭了角色和场景的民俗趣味，营造了平面与立体互相交汇的结构空间，一种属于绘画的超现实氛围跃然其上。
马轲，《孙悟空》，2022，布⾯油画，299×253cm。图⽚：© 马轲，致谢艺术家与偏锋画廊
心猿的形象，令人惊异。犀利的眼神透射着决绝意志，形体被黑色剪裁而出，线条爽利，一身幽红具有现代气息。而他手持的兵器化作一束极光，分割了矩形，成为闪耀的元素而使整个画面颇为显赫。转到另一个场景，巨石之下的心猿仍然目光灼灼，似乎数百年的压制无法改变其不屈的性情。几何切面，增加了岩石的重量感，灰色与纯色的配置，暗示出某种暂时被控的激烈矛盾。
“心猿”是否是马轲的自喻？“西游”对他而言又意味着什么？这是展览留给观众猜度的谜题。尽管作品总是语焉不详，但也不难找到线索。一些画面里，心猿成为了“行者”，成为了西行组合中的一员。每个人形，相对画中的浩阔空间，都变得渺小而不再具体，他们像符号，也像棋子，而观众仍能以鲜明的特征来识别出不同角色。
马轲，《西游记之魔窟》，2022，布⾯油画，200×150cm。图⽚：© 马轲，致谢艺术家与偏锋画廊
颇有趣味的是，画家运用了多样的手法来塑造每个形象，切面的、勾线的、平涂的，西方艺术史中的形式成为了他自由取用的资源，而这恰好呼应了“西游记”的主题。西游，作为一场取得成功（真经）的历险之旅，不仅符合英雄主义的浪漫叙事，也包含了文化挪用的意图。关于后者，马轲表示，他试图以一种超然心态来汲取现存艺术形式中的营养，从而建立和发展个人的绘画语言。在今天，践行这种观念，根本上需要画家具有足够的坦荡与自信。
马轲，《西游记-夜渡》，2022，布⾯油画，254×200cm。图⽚：© 马轲，致谢艺术家与偏锋画廊
无法忽略的是，“西游记”系列带来了非同一般的时空感受。在多数画面中，西行者的形象只有几何化的结构，而没有具体面目，他们的背景，也没有出现能够反映特定时代的景观。因此，这组人形仿佛既不存在于具体的地理之上，也不存在于特定的时间之中。画面的气息，更无法将其联系到小说中的现实。他们仿佛成为了一组永恒符号，漂游于现在、过去与未来。
展览将“变形记”与“西游记”的两类作品共同呈现，不得不说是一种巧思。一些观众，或许会将展厅当做思想游逸的妙境，将“变形记”中的特异形象，视为西行路途中的妖魔鬼怪。当然，严肃的观察者也会选择用智性去判断这些画作所呈现的意义。
马轲“西游记与变形记”展览现场，偏锋画廊，2022年12月15日-2023年2月10日。图片：© 马轲，致谢艺术家与偏锋画廊
与“变形记”相关的作品被序列化地呈现，它们有着类似的纯灰色调，题材包括了动物和人体。在这些画面中，马轲采用了极其有限的元素来构造某个形象，具有形式研究的意图。从结果上看，这种“研究”在他笔下驾轻就熟，如同游戏。点痕、曲折线、切面体，精心撷取的抽象元素，依循着“数”的隐秘逻辑被组合成想象中的造型。画中的形象既有立体派的遗风，也有神秘主义的气息。
《兔子系列》是其中的亮点。在那些画面里，兔的神色与姿态被马轲以精简的抽象元素描绘而出，并被注入了人性化的情绪，值得玩味。或是巧合，展期正值寅卯之交的年关，这些作品自然应景。作为生肖，它牵涉传统的宗教哲学与术数文化，亦在此时成为了新生的象征。在我看来，轻松、奥妙是这些画面的形容词。画家在感性魅力与理性观念之间，找到了一个绝佳的支点。
马轲，《忧伤的兔子》，2021，布⾯油画，300×200cm。图⽚：© 马轲，致谢艺术家与偏锋画廊
看似轻易地，马轲在动物题材中为其绘画语言发现了广阔的施展空间。在这个范畴内，每一种动物形象都能为他带来丰富的可能性。不难想象，面对平白的画布，画家以造物主的姿态去重构种种生灵的形貌。大胆涂抹的色块，率意而为的线条，都揭示了他在作画过程中的“生发力”。这需要他能自如地把握此种创造机制——一个能够妙用生发力的画家，无须事先准备完善的底稿。
对马轲而言，绘画是一次激发思维的契机，作品的视觉与观念都会在创作过程中逐渐地形成。而这一点在他的绘画中显得尤其明显：面对他的画作，通过感受表面的气息与迹象，富有素养的观察者能够体会到画面生成过程中的变动与发展。而这正解释了这些画中形象的诞生方式，与随之产生的系列变化。
马轲，《行走的房屋之一》，2021，布⾯油画，40×30cm。图⽚：© 马轲，致谢艺术家与偏锋画廊
马轲在画布上为我们展开了一个灰色的世界，内中的场景，孤寂、空灵。这个世界，既没有透视线，也没有消失点，只有不太强烈的明暗层次，以及笔触运动形成的痕迹，而我们却能够感受到无限的深度和广度。马轲有着一种独特的能力，他能让一块平淡的灰色成为混沌，成为无穷。
在一些灰色的空间中，不明的几何物体被堆叠成伫立的人形，场景孤寂、奇异，某些细节隐现着残存的温情。这一切令人不安，也激发了观众的迷思。除了形式元素带来了的直接感受，智性的体认变得漫长。理解这些画面，需要目光凝聚，也需要留出思想的时间，从而完成审美主体的心灵创造。它们重申了现代主义绘画的一些目标。当画家不再耽于模仿现实，如何以平行于自然的方法去描绘万物。比如，运用某种独特的形式逻辑去刻画一个人像。这些画作，证明了马轲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他不但画出了风格卓著的造型，也为这个形象创造了可供观者反复揣摩的情节和背景。
左：马轲，《躯壳》，2021，布⾯油画，239×173cm。
右：马轲，《残躯》，2021，布⾯油画，239×173cm。图⽚：© 马轲，致谢艺术家与偏锋画廊
“躯壳”“残躯”“行走的房屋”……这些标题对应着一个个晦涩的画面，文字为我们提供了模糊的信息。而其不明所以的指涉，使作品和观者间有了一种莫名的暧昧距离。这也不禁让人省思：
在此时此刻，
我们的智识，
能够多大程度地体认画家的创作意图？
我们的心灵，
是否可以为这些绘画创造出更多意义？
……
欲依师问道，何处系心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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