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袭还是撞车？
前几天有一个视频号发了段“怎样为隋建国洗地”的视频，引起业内强烈的反响。其实较早时，抄袭君就曝出一些文章。那时发现维他命3D那本儿画册上有一个比利时艺术家的作品，跟隋建国09年在今日美术馆做过的一个铁球儿，非常像。
抄袭还是撞车？我们不去做论定，只是指出这些作品有相似处。但这个现象的背后可能还有一些更重要的事情。抄袭撞车与否只是一个线头儿，由此可以扯出一个线团儿。
首先到底存不存在抄袭，这种作品到底是抄袭还是撞车。从艺术理论评判的角度，这个问题不是特别重要。因为艺术理论把艺术家整个的工作经历，想象成为一种连贯性的叙事文本。艺术家一生的创作经历是时间维度上多线索、风格、类型的整体，在这整体之中有的作品可以梳理和构建出体系，并寻找与前人和同时代人的差异性和价值。我们往往看的是艺术家这一生一共都做了什么事儿，不会说单挑哪件作品，与别人的像不像。因为理论和价值更在乎的是发现差异。当两位艺术家都用同一种或者近似的方式或媒介去做作品，他们的差异在哪儿。根据不同的差异，能够梳理成为彼此之间都有什么样的角度和方法。
作品的抄袭还是方法的抄袭？
假定，我们现在的艺术评判系统不在我们自身，而是在外部，我们的理论和方法都是来源于别人的。我们把这种方法移植过来，再去看隋建国就会觉得，这个系统是出现了什么问题。比如，从央美雕塑系的经历和履历开始，他做中山装，又到做偏政治性的作品，后来又转向影像、行动和观念，最后又到最近的盲人肖像，他又转回了雕塑。
我们习惯把中国这阶段的艺术叫当代艺术，那中国当代艺术有没有自己的独特方法？还是说它没有自己的独特方法，在胡乱地撞？撞的过程中就有可能跟人家撞车，在撞的过程中就能够判断出，谁有真正的问题，谁能够从自身的体验出发，谁对今天的美学有独到的见解。如果这些都没有，那跟别人一撞，就是死撞。隋建国老师被大家质疑，因为大家今天也都在想，这种撞是不是一个死撞，他的处境就很显眼。
把隋建国跟叶永青可以做一个比较。叶永青还非常好判断，因为实在是太像了，简直一模一样。叶永青事件背后代表的是，曾经被我们称之为“中国当代艺术史”确立的价值根基动摇了。这不是叶永青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代人、两代人，甚至是更广泛的问题。整个学科的历史发展以及价值生产，出现了问题。中国当代艺术在四十年左右的时间里经历西方一百多年的各种变革，这是必然需要过程的。我们不可能一步跳到现在，除非有外力的介入。现在这种状况已经是有很大的外力介入了。在这短短的几十年历史中，传承势必要发生。但在传承过程中，那些旧价值（观念）、旧风格，很快会被新价值（观念）和新风格扬弃或取代。不劳而获直接抄袭得到的“价值”，所有的观众和历史参与者都会很愤慨，产生被愚弄感和价值崩塌的感觉。核心价值强调的“创造”是是价值和能力的双重体现，它关系到一个共同体的认知水平、能力和信心。可以看出，抄袭撞车不仅仅因为这是一个伦理问题，更是一个事实问题。
而隋建国，他用了人家的方法，但是形态不一样，到底算不算抄袭呢？还是说我们不生产自己的方法，如果是这样，那岂不是更严重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生产自己的方法，那意味着我们所有的艺术理念，或来自于外界，或滞后于外界。比起一些作品或艺术家撞车、抄袭，这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隋建国整条线索与历程能给我们提供什么呢？那便是——他为什么往回转了？二零一零年前后的时候期，他在洗衣机里放个砖头，在那个土上面埋个桩子……他们（与人合作）冬天跑到林子里去“打鸟”，去曾经的关战俘的地方做“七天”项目，去长白山打野怪，冬天在冰面上冻一个球，春天来了那球就掉进去……这些在当时让人觉得挺酷的。至少那时他在试着去做一些新东西。在今天当代社会，哪个艺术家能说跟别人一点儿相似处没有呢？这个在西方也都很难找到。他前后形成的反差，让大家很纳闷儿他为什么往回转？其实这样的现象不止发生在隋建国一个人身上。
无法逃脱历史叙事——名
实际上，他快退休的时候，成立了隋建国艺术基金会，还以基金会的名义出版了一本理论性的著作，里面有专门写他作品的理论性的文章。这文章里把他定义为是中国现代性雕塑往后现代转向中的一个关键人物。这可能就是他无法逃脱历史的叙事——他必须要在历史叙述中给自己一个定位。
所有的艺术家都要面临“历史”这个大关——是否要在艺术史上留名，影响他人或历史。这就是这个“名”字。如果说做艺术完全不想“青史留名”，那也未必这样，“名”也不是坏事。有科学研究和现象显示，欲望或野心能激发更多的能力。名利的追求能带来一定的动力，但它毕竟只是一部分动力。换而言之，如果天赋达不到，仅靠追求“名”的心，不仅很累，还会很勉强，最后会适得其反。这“名”的背后，还有一层基础，是自然，是天意，是天赋，是机缘，是命运，而不仅仅是努力。“名副其实”，是一个精神从业者——说小了是为这个行业共同体，说大了是为文明的某种样态——提供了一种独特性的价值。通过艺术上的创造、创新，去奠定这个“名”，是难之又难，令人生畏，力所不及，所以很多人索性往回走了，在一个不那么难的事情上试图找一个立身之地。靠粉饰得来的“名”，就是名不副实，不仅经不住历史的推敲，在生前也会遭人质疑和批判。
跳脱艺术市场的控制？——利
与此同时，他通过跟国际一线大画廊合作，让艺术品在市场中产生表现和参与，是不是也造就了他试图通过这种重复性的再生产——哪怕这个东西之前是别人做的，多了以后也会变成他自己个体性的一个品牌符号？他有没有这种意图，这个可以考虑。
逐利也并不是“错”，问题是，艺术品和艺术是两件事情，学术（创造）和市场难以兼得。在商言商没有对错，什么都想要就是问题所在。
艺术的逻辑和资本的逻辑完全是两套逻辑。艺术的纯粹性是它要求自由，要求创新，它不在乎别人是否理解或认可，它自足，可以经历时间考验。资本的逻辑却不是。资本本身带有扩张的生命属性，它不自足，需要被认可，需要传播，需要不断复制，它跳脱价值之外可以标榜价值，可以干扰或破坏价值，当然它也可以作为外力塑造价值。不否认有少许资本是良性的。艺术与资本的结合就会遇到问题，两者怎么调和，不可调和的时候怎么取舍。
自身理论建立的缺失
关于隋建国，刚才说了几个点，首先是不是抄袭或撞车，其次我们不能够生产方法，再者是他没有逃脱出历史的叙事，最后他好像也没有逃脱艺术市场。但是看任何一个人，都不能漏掉他优秀的一面。其实隋老师最优秀的一面，有可能是，他是一个合格的美术教育家。他很多学生的作品，甚至比他的作品要出色，只是没有他那么高的地位。而且他的地位也导致他被一叶障目。他的学生中肯定有人有阅读量，知道他这个东西存在跟别人相似。他的学生中没有人提醒他吗？他可能被他的这种地位一叶障目了。
另一方面，他这种地位给他带来了很多便利。凭什么他能够找到理论家帮其写文章，并把自己塑造成后现代转向的关键人物？这都是他的这些地位带给了他的便利。而且这种地位，也是中国特色，这是中国社会可能会有的情况。
我们跟常言的西方艺术之间存在异质化的不同逻辑，隋建国便能代表这种不同逻辑，这是他最有代表性的地方。西方从文艺复兴到笛卡尔的“我思即我在”，强调“自我”和“自我保存”是整个现代性的起源和根源。之后到启蒙运动，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人的位置已经凸显和确立，到19世纪关于人的理念的全面建立——这一点对西方是非常重要的、非常根本的。
那么人的价值，到现代时期就会变成人的创造力，从另一种方向重新生产了基督教的天才观。基督教的天才就是被神亲吻头脑的人。那么现代性的天才，它就是一种个体的创造。这种创造，源自于内部的个人性精神。世界也变成了个人性的真理。在这个问题面前，独创、首创的唯一性，排他的纯粹性就非常重要。因为没有这些，就很难将艺术价值同其他价值，绝对分割开来，艺术价值就没法独立。波德莱尔谈现代性就是要求个性的创造。现在它成了西方基本的信条。我们既然理论和方法都来自于西方，那该怎么面对这种信条呢？
现代化进程中的困境：儒家传统，人情社会，行政化、官本位，江湖……
首先说，隋建国对自己的学生或者部分学生，是挺不错的。他人其实还挺不错的。他是那种比较善于搞平衡，比较善于处理政治斗争这么个人，所以他的各方面感觉给人挺复杂。
大家为什么说他这东西好，或者说大家表面上不敢说他的东西坏。隋建国是一个很有伦理的人，他在我们这套儒家系统中，与人为善，很会做人。这是他的优点，我并没有批判他的意思。
另一方面，他位高权重。在我们这个国家，他成了一种行政地位很高的人。行政地位高，它就会影响到学术的判断。不光艺术是这样，理科、工科它也有这种现象。学术的行政化，再加上过去30年由于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当代艺术跟这些民营经济捆绑在一起，他们组成了利益共同体。
看现实，很奇怪的是，从20世纪以前，西方的艺术市场，一直主要是去迎合或者说是去选择那些不被学院接纳的人，在他们中间发现一些能够被资产阶级审美所接纳的艺术。但是到我们这儿，很多艺术家还是有很深的学院背景。我们把这套系统接过来，要在学院和非学院之间，体制和资产阶级审美之间找一个平衡。那么就是这个平衡中，比如像隋建国，就是一个必须被选择的人。
最终涉及的问题就是，艺术价值的他律——艺术价值不是艺术主体自己能够决定，不是艺术家、评论者、艺术理论学者或者是美术史家这些人自己能够决定的。很多的价值都是来自于外部，包括行政地位，包括为人处事，包括在整个中国民营经济，这些艺术资本所占的比重与分量。这个是很严重的问题。艺术价值没有建立，同时，这个价值又依托和来源于外部。
艺术价值在这种状态下它能建立吗？其实是非常难的。因为艺术到今天它变得去价值化了，它变成了一种话语。这种话语具有垄断性、排他性。欧洲在建立艺术价值的过程中，找到了人的价值。这种人的价值是有排他性的。但我们把这种排他性，应用在话语的排他性，而不是价值的排他性。话语的排他性，既包含话语的权利，也包含话语的利益。中国有没有艺术家能够建立自身当代文化的价值呢？其实有，而且很有可能性。
但我们在这种机制上，没有办法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今天文化价值生产遇到的困境，以及价值不能纯粹化、不能独立、需要依赖外部，实际上是我们整个大的系统的一个缩影。但是这个东西你就很难谈，因为比较敏感，所以只能借助艺术价值和其外部性的问题，来聊这个话题。
对于隋建国，实际上这些理论家不要这么着急把他定义为多有影响，多有贡献，或者是对中国的文化发展多么重要。他可能是一个优秀的教育家，这个是我对他的判断。但他作为艺术家，能否像现在这种描述的这种高度，我觉得存疑。
Freeartman发了一篇视频，他批评得挺好的，有的地方很细致，也敢说话。这就很难得。对于隋建国的问题，我们须要试着从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来思考——我们今天的艺术价值是如何建立的？这个问题到底重不重要？
“人”重要了才有原创性，人不重要的话，那就一切都不重要了。如果人不重要的话，那就可能是行政地位重要，利益重要，社会关系、社会交往重要。因为这些都是以最终的利益为导向的，而不是以价值，或者说人的价值为导向的。它不是价值伦理。这其实是问题的核心——我们现在处于不是以价值为导向的工具化中。
这种人情世故和艺术圈的江湖化，实际上归结为一个问题，就是儒家伦理到底需不需要进行一个现代性的跨越，以及目前有没有正在走向这个跨越。要是没有现代性的跨越，那就跟以前村儿里一样，大家都说“老先生好”。但是问题是，现在就是后现代社会，好多人都背井离乡，都不在村儿里了，他还要不要说“老先生好”？这是个问题。
咱们这套江湖规矩，或者是说建立在我们这种儒家传统上的伦理，要不要现代性？传统伦理实现现代性的跨越，到底是不是往欧洲西方那个方向走，还是我们自己开发出来一条？这就是我们面临的问题。
在整个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说“人”的位置是重中之重，在这种语境下，人所能展现的价值体现在创造力上。创新成了近两百年以来西方最为核心的价值。同时它也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强大的生产力。为什么有的国家吸引全世界的人才，而有的国家人才流失严重，这就是对“人”的价值尊重程度不一样，同样的人在不同的土壤和环境下，发挥出的价值和创造力不一样。不仅是在艺术领域，在哲学、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经济、教育、军事等各个领域，它们的发展和强大，都需要以“人”和“创造”为核心价值的理念。这就是我们“自身理论生产能力的缺失”的原因。一个真正的艺术大师也是某个层面的思想大师。艺术家作品的创作，是要以理论的生产和创造为前提和补充。二者是相辅相成，就像艺术和其他学科的关系一样。没有生产理论的能力，艺术实践和创造的能力一样会大打折扣。
我们的儒家传统、人情社会和行政化制度，与现代性所要求的“人本”和“创造”两个核心价值是非常冲突的，这是我们面临的重大问题。宗族社会之后，我们尚未形成以公共空间为依托的公民社会，包括社区社会都没形成。我们只能叫市民社会，同时形成的还有一套江湖，这也是有传统的，有文化、地理、人口等方面的因素和传统。维系这个江湖的就是利益。这种江湖，连同行政制度、儒家传统下的人情社会，是现代化进程的最重要的毒瘤或者障碍。
抄袭也好，撞车也好，这事儿可能重要可能不重要。对于艺术家个体可能重要，但到了一定程度就不是艺术家个体的问题，而是一个行业（生态）的问题。
再深挖一些，它不仅是行业的问题，而是这个行业背后的社会、制度、历史性、发展过程的价值有效性、自身生产艺术价值的能力……等诸多问题。
今天我们还在这个现代化、传统和后现代也混合进来的一个复杂状态，我们不免感受到迷茫和阵痛。甚至像叶永青事件的出现，以及各种抄袭、撞车的事件出现，我们的信心都会受到影响。但是试想，西方不是也经历了几百年的进程才到今天，他们难道不迷茫吗？不担忧吗？不痛苦吗？而我们面对西方，至少政治制度、科学艺术等很多层面还有前人在蹚路。畅想一下，有一天中国要领先全世界，不会再有人在前面领路，那面对未来、未知、迷茫和恐惧时的勇气，难道不正是我们应该需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