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以来，全世界开始全面陷入困境和危机，全球化原本被认为是一个理所当然的趋势，但是近几年发生的变化却让所有人意外：中美之间的互信不断降低，俄乌发生战争，美国以通胀为由不断加息，瑞信破产且将债券归零，欧美左翼的政治正确越演愈烈，右翼民粹主义不断高涨，整个世界像开了锅。上一次的全球危机发生在2008年，今天的危机则从2008年以后就开始酝酿。
2008年中国举办奥运会，成为一个国家崛起的证明，在此之前的中国当代艺术在世界艺术圈内可谓炙手可热——国际展览里没有中国艺术家简直就不成席。2006年，上海证大现代艺术馆曾做过一个德国新表现主义的展览，参展艺术家马库斯·吕佩尔茨（Markus Lüpertz）在接受采访时被记者问起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看法，他毫不客气地表示，价格昂贵并不代表作品本身拥有多高的艺术价值。那时中国当代艺术品的拍卖价格正如火如荼地刷新记录，实现从破百万至千万人民币的价格飞升。虽然我认可他的看法，但仍然感觉到他话里的一丝酸意，这有点像哈德逊河东岸的老钱们冷眼看盖茨比盛大宴会的感觉。
2008年是中国当代艺术的转折点，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意料之外的转折点。我本以为这个转折意味着中国当代艺术进一步融入国际艺术圈，但实际上却是国际艺术圈开始排斥中国当代艺术的开始，就像1993年电影《霸王别姬》在戛纳获奖，当时的人们以为这是中国电影开始崛起的标志，而多年后才明白那是中国电影最后的高光时刻。
1993年5月24日， 由陈凯歌执导，张国荣、张丰毅、巩俐主演的电影《霸王别姬》
斩获第4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金棕榈奖，是中国电影最后的高光时刻 图片来源于网络
2007年初，博而励画廊的创始人皮力和包文麟（Waling Boers）计划在画廊给我举办个展，我专程到北京与他们敲定方案，空间之前就看过了，我也画了些方案草图，开始我想了一些多屏影像装置的方案，又琢磨些别的思路，忽然想到小时候坐的绿皮火车。小时候我对火车有一种特殊的执念，因为它是一个能带我去远方的东西，那时坐火车喜欢靠窗的位置，这样就可以一直看窗外的风景。这个想法一出来就很清晰，用车厢作为装置的框架，用投影把影像和动画投到车窗上去，就像车窗外的风景。我本能地意识到这是个好的想法，但同时又认为这个想法实现的可能性不大，信手在速写本上画了一个车厢，就又去想别的方案了。
我给Waling和皮力看了先前多屏影像装置的方案后，他们没有特别的表示，下班后Waling陪我一起吃饭，吃完饭又找了个酒吧坐，他问我还有什么别的想法，我摇摇头。Waling说那个想法也不错，“但是……”我明白这是客气话，但是就是有问题，或者说不够好。这时我才想起火车的想法来，我说好想法倒是有一个，不过不大可能实现。我越不想说Waling就越好奇，最后我捱不过他，就从包包里翻出速写本，把火车的方案拿给他看。他看着速写本端详了半天没说话，过了好一阵才开口：我觉得这个有意思。这倒是让我有点意外。他又说火车确实有点困难，不能换成巴士吗？我说要做的话就只能是火车，否则就不做，这种火车是中国人的集体记忆，每个中国人都有自己关于火车的故事，但巴士就差点意思了，他沉吟半晌，又问了一些更具体的问题，最后他说明天跟皮力商量一下。
第二天上午我去画廊，走进办公室，皮力和Waling都在，皮力指着墙上，我一看我那张草图的复印件钉在工作板上。他说：“就是它了！今天就开始工作。” 之后的工作不细说了，说起来就长了，总而言之是各种麻烦和来回折腾。
声音方面我们找欧波帮我做了十二个声道的音乐，每一个车窗下有一个音响，他收集了很多采样，包括三峡上的纤夫号子、陕北民间歌曲、实验爵士等等。我希望观众从一开始就进入火车内部，而不是在展厅，因此把火车一头摆在展厅入口，做了一个梯子，再加上一个像火车连接处那样可伸缩的拱形带钢筋龙骨的帆布罩，这样观众从外面进来就只能直接走进车厢，再从另一头步入展厅，从外面看这个庞然大物。
巴塞尔艺术展的参观团来北京看到展览后，邀请这件作品参加2008年巴塞尔艺术展的“艺术无限”（Unlimited）单元，对于巴塞尔发来的邀请，画廊也犹豫再三，这件作品去巴塞尔的成本和运费很高，那时博而励画廊还只是刚成立不到两年的新画廊，皮力和Waling做这个决定有很大压力，能去巴塞尔对于任何画廊当然都意义重大，大家商量下来最后还是决定去。
《为了忘却的记忆》在巴塞尔艺术展“艺术无限”单元布展现场，2008年
我到巴塞尔时火车的装配还没有完成，我也还在剪片子，皮力带我去现场看，火车放在展场的最尽头，对面是郑国谷和阳江组的书法庭院装置，还有村上隆银光闪闪的卡通佛。皮力在火车前让我抬头看天花板，问我：“你看到什么了？”我抬头一脸懵逼，我只看到射灯和钢结构的房顶架子，他笑眯眯地指着一条细细的卷帘说：“艺博会怕我们完不了工，就把你的火车放在最后，如果完不了工他们就会降下这道卷帘，你的作品就在艺博会外面了” 。我哂笑老外不懂中国速度，我可一点不担心。其实我有点把这次参展当作一次双年展的参展经验。
《为了忘却的记忆》在巴塞尔艺术展“艺术无限”单元布展现场，2008年
Waling找了一个建筑师重新设计投影仪的支撑构件，又找了一个结构专家来指导安装，他告诉我要修一个坡道，为了安全起见，要限制上车的人数，毕竟车厢是被切割成好多块装在三个集装箱里被运输过来再进行焊接的。我看了看车厢中间加固的支撑钢管，没说什么，他不知道中国的绿皮火车满载的时候是什么情形，在这种文明高雅的地方永远不可能出现那么暴烈的状况。我最后检查了一遍所有的录像动画播放的情况，一切准备停当。
《为了忘却的记忆》巴塞尔工作团队合影，2008年
开幕前一晚，皮力、Waling、仇晓飞、胡晓媛还有我在德国卡塞尔的同学魏苑（也是我的藏家和创作支持者）找了一家餐厅，开了两瓶红酒，我本来不喝酒，也喝了一杯以示庆祝，感觉大家还都挺开心。皮力说以后再也不做火车这种项目了，挣着卖白菜的钱，操着卖白粉的心。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买火车的过程的确有点……惊险。装配火车的团队都是铁路上下来的东北大哥，他们2007年在画廊布展时，运输过程中转弯砍树拆房，遇河修桥铺路，到了画廊进不去拆了一堵墙，更别提交易过程那个刺激了，皮力这么说一点也不夸张。他说其实他最想做的就是卖些好卖的作品，然后买张塞尚的小静物画挂在家里，这是他觉得特别舒心和踏实的事情。那语气像一位厌倦了血雨腥风打打杀杀的大哥想金盆洗手做点正经生意的口吻，那两年在博而励做展览的艺术家都开了挂一样，刘韡做的《徘徊者》用旧门窗搭了一个巨大的国会大厦一版的建筑，里面飞沙走石，我弄了一个火车，张培力做的《阵风》也是地动山摇，等等诸如此类。当时我不太理解皮力的这种心情，我们不正在创造历史吗？这可太小资情调了。而现在，我也觉得家里挂张塞尚的画挺好。
《为了忘却的记忆》在巴塞尔艺术展“艺术无限”单元展览现场，2008年
《为了忘却的记忆》在巴塞尔艺术展“艺术无限”单元展览现场，2008年
开展当天，火车因为限制人数，排起了长队，在作品前我被一个纤瘦文弱的女生抓住问了几个问题，后来才知道她是《纽约时报》的记者。
乌里·希克（Uli Sigg）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的重要收藏家在火车前面接受瑞士电视台的采访。而看着这一切我心里却升起一种莫名的空虚和不真实的感觉，眼前这一切的热闹几天后就消散如烟，人们哪里来的哪里去，这个大厅又恢复空旷如初。我正怅然若失的时候，皮力告诉我火车卖掉了，一个外国藏家买的。然后说开罗双年展邀请我参展，要不要去？实际上巴塞尔一结束我就要去悉尼双年展。但是埃及我没去过，那就参加吧，去看金字塔。
《纽约时报》关于巴塞尔艺术展的报道，2008年
我在展厅外遇到了任天晋（Magnus Renfrew），英国人，他之前在对比窗画廊做总监，他说这是你的重大时刻，不是吗？我点头。他真诚的祝贺我，然后告诉我他现在作为艺术总监在筹备香港艺博会，也就是后来的香港巴塞尔，希望以后能合作，我自然是欣然同意。
现在回看那时的我，说没有飘飘然的感觉恐怕有点矫情，我感觉我的火车在展览里睥睨群雄，后来我才真正明白在这个场子里，可不是艺术家说了算，而是那些彬彬有礼、衣着得体、安静排队看作品的上了些年岁的人们。
艺博会里排队参观的观众
我看着地上卡尔·安德烈（Carl Andre）的一排砖头，村上隆那俗气的铮铮发亮的雕塑，苏伯德·古普塔（Subodh Gupta ）锅碗瓢盆做的头像，颇不以为然，殊不知这些才是国际艺术圈的硬通货，倒不是说作品本身好坏，而是谁说了算的问题。
离开巴塞尔直奔悉尼，到了悉尼已经是晚上，工作人员帮我安排好酒店后带我去晚宴，一进门就遇到双年展的策展人卡罗琳·克里斯托夫（Carolyn Christov-Bakargiev），她拉着我去见艺术家威廉·肯特里奇(William Kentridge），说特意把我们俩的作品安排在一起。我表达了对肯特里奇的敬意，我的确是受他作品的启发开始做水墨动画，寒暄中，她问起巴塞尔的情况，我感觉得到她语气中有种奇怪的情绪，但我当时并没有太在意。在同年九月的上海双年展上又出现了一个火车，那不是我的作品。之后还有，有天遇到徐震聊起这事，他伸出三根指头笑而不语。有一阵杰夫·昆斯（Jeff Koons）也宣布他要用一个蒸汽火车做一件作品，甚至出了模型图，但最后没有下文了，昆斯是个生意人，他肯定不是花不起这个钱，而很可能是因为没有谈成一笔好生意。
后来我去卢森堡参加小汉斯（汉斯·乌尔里希·奥布里斯特，Hans Ulrich Obrist）策划的“中国电厂”第三站的展览时，小汉斯在讨论会上问起火车这个作品，他说为什么现在中国艺术家都喜欢做大体量的作品？我才意识到当时整个中国当代艺术可能给人一种烈火烹油的感觉，而火车像是在这堆火上再加了一把柴。我告诉他我不是为了大才做这件作品，而是因为这个火车是1949年后中国人最深刻的记忆载体，这既是我个人的记忆也是集体的记忆，这件作品是召唤那些沉睡记忆的通道。
“乌托邦：邱岸雄”展览现场，方舟现代美术馆，哥本哈根，2009年
第二年，哥本哈根的方舟现代美术馆（Arken Museum of Modern Art）策划了一个为期三年的系列展“乌托邦”，一年做一个艺术家的个展，第一年是我，第二年是德国艺术家卡塔琳娜·格罗斯（Katharine Gross），第三年是丹麦艺术家奥拉维尔·埃利亚松（Olaf Eliasson），因为他们的馆长在巴塞尔看到火车时觉得这个作品太适合摆在他们那个像船一样的主展厅了，便联系到藏家安迪·科恩（Andy Cohen）借展了这件作品，开幕那天安迪也来了。
邱岸雄与收藏家Andy Cohen在作品里合影
晚上在去一个酒吧的冰冷黑暗的路上，我和安迪聊起作品的想法，说起其实这个作品的思想来源可以追溯到卡夫卡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是我上大学时的精神食粮，他拊掌狠狠地说：Yes！It's damn right！他是做电影的，这时感觉做艺术的意义就显露出来了，你的思想被人理解，你的精神和其他人一起翱翔。
2008年十月，我和未知博物馆的朋友们做了一个展览“我们是世界”，展览由林明珠支持，在灵石路一个园区的礼堂里进行。开幕当天林明珠带着两个巴士的VIP来看展览，她登上礼堂的台阶，看到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金融危机来了！”然后她带着一大堆外国人在工地一样的展场里转悠，雕塑工人还在展厅现场里继续干着活，刺鼻的树脂化学凝剂弥漫在空气中，习惯了白盒子里精致布展的他们可能看到这种粗犷简陋的场景会有些不适吧。MASS MoCA（马萨诸塞州当代艺术博物馆）的一位策展人说，这个展览很适合去他们那里进行，因为这个展览讨论的关于世界经济关系和劳动力的问题与他们美术馆由早期美国老工厂改建而成的展厅非常契合，而我隐隐感觉，金融危机发生后这一切都不可能了。
《我们是世界》展览现场，未知博物馆，上海，2008年
2008年以后中国艺术家在国际艺术圈骤然降温，前面有多热后面就有多冷，对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的声音越来越大，国际藏家们也纷纷开始出货，尤伦斯夫妇是其中之一，我之前发表的文章《尤伦斯，中国当代艺术，越南或印度》对此进行过讨论。做得体面的是曾出任瑞士驻中国大使的收藏家乌里·希克，他捐赠了上千件作品给香港M+，也出售了一部分作品给他们。之后皮力也到了M+，作为高级策展人参与处理这一系列重要的藏品研究与展览事宜。
中国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继续保持着经济的增长趋势，虽然越来越慢，美国对中国的担忧也在增长，特朗普上台后进行的贸易战将原本的暗流涌动明朗化。如果说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那么艺术就是政治的温度计。现在国际政治的主流话术是身份政治、环境政治，黑人、少数族裔、LGBTQ、女性成为艺术里的主角。加之中美关系的紧张趋势，中国当代艺术在欧美的能见度越发低落。
2016年，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邀请我参加他们的现场公共艺术项目，在黄浦江边现在的星美术馆旁有一辆蒸汽火车头和两节绿皮车厢，我用这个火车做了另一件作品《遗忘之城》。
邱岸雄，《遗忘之城》，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现场”公共艺术项目，2016年
这个火车体量更大，但是放在室外反而没有在室内那种奇异的空间感和体量感。两个车厢里没有原来的座位了，空旷的车厢里只有影像在车窗上闪烁，还是纪录片和动画，与上一个作品的历史记忆不一样的是，这是当下迅速被我们遗忘的媒体信息，有一个动画的画面是一块硬币在转动，一面是壹元，一面是1美分，转动的硬币逐渐叠化为转动的地球，这世界不就是金钱驱动的么？
当时在上海的艺博会上遇到了皮力，他跟我说：作品看了，挺感动的！我想可能让他感动的是被火车唤起的多年前那些泥石流一般的回忆吧。而停靠在这里的火车不再如同开往巴塞尔的火车像是要去征服世界，它更像是一个时代结束的物证。
邱岸雄，《遗忘之城》，西岸艺术与设计博览会“现场”公共艺术项目，2016年
好像是俾斯麦说的：“国家是行驶在时间河流上的航船”，我觉得艺术也是，它还有一个任务：把时间河流里行将消逝的精神痕迹打捞上来铭刻在永恒的岸边。
撰文/邱岸雄
摄影：Yichao Lee
邱岸雄，1972年出生于四川，1994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2003年毕业于德国卡塞尔艺术学院，现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设计学院。作品涉及动画，绘画，装置，录像等不同媒介，以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结合新媒体形式表达对当代社会的批判以及对历史文化的思考，于2007年创立“未知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