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视觉中国
《舞蹈》原本是莫斯科纺织企业家谢尔盖·休金的订件。展出之后，遭到了观众的极力嘲讽，评论家嘲笑画面的技法比儿童画都不如。休金犹豫了。他通知马蒂斯，说他决定不买这幅画了。听到这个坏消息时马蒂斯正经历丧父之痛，顿时精神崩溃。“床在晃，我的喉咙里难以抑制地发出细小尖锐的哭叫。
”医生诊断，他患上了抑郁症。“他的剪纸是当时欧洲最先进的绘画，也是最威严的，那是对抽象绘画懵懂无知、自我沉湎的一个拨乱反正。
当某个艺术家进入“不朽”的序列，他的生平便成为大型考古发掘现场，人们会在他过往的蛛丝马迹里翻检，寻找“彼之为彼”的关键信息：他为什么会成为这个样子呢？
北京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的新展“马蒂斯的马蒂斯”，夏日里每天观者如云，280余件作品涵盖油画、雕塑、素描、纸上墨水、版画、剪纸、书籍插画、织物等多种媒介，铺陈于1800平方米的展厅，成为现代主义巨匠亨利·马蒂斯在中国的首次完整亮相，也激起美术界的众多回响。
“线条和色彩之间的关系，这是马蒂斯一生的命题。马蒂斯很早就意识到：作为一个艺术家，最重要的，是要发明新的造型语言，发明自己的语言符号，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艺术家，才有可能进入艺术史。”法国北方省省立马蒂斯美术馆馆长、马蒂斯研究者帕特里斯·德帕尔普（Patrice Deparpe）说。
在现代主义大师中，马蒂斯显然是个难以讲述的谜。一方面，他拥趸众多，他的画作明艳夺目，即使最不懂画的观众，站在他作品前，也很难不感受到那种扑面而来的欢愉。但另一方面，人们也很难说清楚马蒂斯到底好在哪里。他的画面大多带有某种未完成的感觉，技法被消解，呈现出故意为之的童稚和笨拙。专攻美术研究的人对“马蒂斯何以成为马蒂斯”，也往往语焉不详。与他同时代的其他艺术家，路径则明晰得多。无论是印象派、立体主义还是后期印象派，这些后来进入经典的现代艺术流派，在诞生之初均是不受主流待见的毛头小子，被排斥在官方沙龙和奖项之外，他们因此抱团取暖，在艺术上也能找到明显的彼此影响、彼此启发的线索，但马蒂斯却走了一条相对独立的道路。
▲“马蒂斯的马蒂斯” 展览现场 图/本刊记者 梁辰
一小片地毯带来的迷醉
不得不说，作为艺术家，马蒂斯的起点比毕加索低很多。毕加索在孩童时期已经被目为天才，而马蒂斯直到20岁左右才拿起画笔。
幼年生活在法国东北部荒凉的平原，铅灰色的天空，满村都是乏味的砖房，马蒂斯经历了这个手工业村庄的工业化变革，纺织厂和甜菜厂占领了他的家乡。“在我的家乡，即使路上有一棵树，也会被他们挖掉，因为它遮住了四颗甜菜的阳光。”马蒂斯说。在人生的前20年里，马蒂斯时刻感受到家乡的禁锢，他想逃离。
带来外面世界信息的，是那些四处演出的马戏团，马蒂斯渴望跟着马戏班子一起逃跑。另一次，一位巡游的催眠师成功催眠了少年马蒂斯，在幻象中，马蒂斯沉浸在一大片绚烂的花海里，极其浓烈的色彩，盘旋出复杂的纹样。后来他才发现，那个迷幻视觉来自他脚下的一小片地毯。
这片地毯，几乎可以视为马蒂斯美学的源头，在他后来的作品里，你会看到他用大量笔墨描绘各种鲜艳织物，甚至取消景深，把室内场景完全当成一块二维的花布来画，而晚年的剪纸作品几乎是纹样的天堂——艺术史的考古者在马蒂斯的童年记忆里找到了来处。
马蒂斯的家乡博安地区，纺织业是支柱产业之一，纺织厂里泄漏出来的彩色染料到处都是，马蒂斯家族经营纺织近300年，家中几代都是织工，似乎血脉中都流淌着颜料。随处可见织工在自家门口做活儿，道路两旁就是织机，伴随着噪声，向外源源不断地倾吐出精心织就的纹样。织物天然具备的“装饰性”，贯穿了马蒂斯的艺术创作，后来他也常常到纺织物中去寻找颜色灵感，寻找天然染料的浓烈色彩。
马蒂斯的父亲经营着一家生意兴隆的种子铺，当他发现马蒂斯无意接手店铺时，他劝服马蒂斯学习法律，希望儿子未来可以当上一名公证员。马蒂斯通过了法学考试，但他对公证员的工作完全提不起兴趣。因为严重的疝气，1890年马蒂斯在病床上躺了整整一年，母亲送给他画具和颜料作为消遣。对于病中的马蒂斯，这仿佛一个启示。“从我抓着颜料盒的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这就是我的生命。我投身其中，如同野兽去掠夺它酷爱的东西。”
▲马蒂斯的调色板，年份不详，图/法国北方省省立马蒂斯美术馆，菲利普·伯纳德提供
▲亨利·马蒂斯，《科利尤尔，太阳街》，1905年夏 ，图/法国北方省省立马蒂斯美术馆，菲利普·伯纳德提供
“如果塞尚是对的，我就是对的”
弃法从画的马蒂斯在朱利安学院短暂学习了一段时间，很快就感受到学院派生活的刻板枯燥。在巴黎艺术学院任教的古斯塔夫·莫罗注意到了这位青年画家，邀请他加入自己的画室。莫罗是颓废派最后一位代表性艺术家，他不仅是象征主义的先驱，也是许多超现实画家灵感的启发者。马蒂斯的风格与莫罗截然不同，但他深受莫罗创造力的鼓舞，也从莫罗那里得到许多绘画技法的指点。
习画初期，马蒂斯临摹了不少让-西蒙·夏尔丹的作品，在UCCA的马蒂斯大展上，可以看到数幅这样精心临摹的油画，这些画陪伴了马蒂斯相当长的时光。夏尔丹是静物画大师，他深刻影响了塞尚，梵高则把夏尔丹与伦勃朗相提并论。马蒂斯显然与夏尔丹共同分享着对于室内的兴趣，以及在有限空间里营造微妙平衡的方法，但他渐渐告别了夏尔丹那种古典沉郁的色彩和光线。
不可避免地，马蒂斯接受了印象派对光线的重新理解。他花大量时间在夏季的圣托贝兹作画，研究地中海的阳光，也研究修拉的点彩画法是如何把光线彻底分离成色彩颗粒。他去拜访修拉最重要的弟子保罗·西涅克，发现西涅克已经在米歇尔-欧仁·谢弗勒尔的科学理论基础上构建起自己的“多色调色板”。谢弗勒尔出版过一本名为《色彩区分与命名方法概要》的书，他观察到，当原色与其“互补”色搭配在一起时，原色的浓度会增强很多——在此基础上，谢弗勒尔设计了一个精心排布的色盘，按光谱把互补色相对陈列出来。这本是指导印染工业的学术著作，却让画家马蒂斯从中受益。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影响当然来自塞尚。现代主义之后太多绘画流派都称塞尚为其鼻祖，“以至于我们依然能通过一大屋子相互竞争的继承人，看到他的遗产……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位几乎影响了所有人的艺术家之一。”艺术评论家罗伯特·休斯说。
马蒂斯对塞尚醉心不已，在还不具备收藏能力的时候，就渴望拥有塞尚的那幅《 三浴女》。因为丈夫的执念，他的妻子阿梅莉不得不典当掉自己的一枚祖母绿戒指，作为分期购买这幅画的首付款。
当时他们正是新婚伊始。婚前，马蒂斯提醒自己未来的妻子：尽管他非常爱她，但他永远更爱绘画。阿梅莉会在未来的生活中领悟到这一切的——她永远失去了那枚心爱的戒指，等马蒂斯好不容易凑够了钱，已经过了赎回期。但塞尚《三浴女》对马蒂斯后来的艺术生涯至关重要，他一直把这幅画带在身边，“每次我在艺术道路上冒险，都是这幅画在道义上支撑着我渡过那些紧要关头。”马蒂斯后来说，“如果塞尚是对的，我就是对的。”
阿梅莉的父母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了一场巨大的金融骗局。这一大型金融诈骗案席卷整个法国，连银行和政府都陷入危机，全国到处都有受害者自杀。阿梅莉的父母被怀疑与案件有关联，父亲因此被捕入狱，马蒂斯的画室也遭到搜查，阿梅莉全家遭受被骗者的威胁逼迫，尽管后来被证明是清白的，但她的父母从此沦落为身无分文的社会弃儿。马蒂斯一度精神崩溃，有两年时间几乎无法拿起画笔。
为了洗刷耻辱，阿梅莉从此坚持要求马蒂斯始终穿套装。这个过去不修边幅的艺术家终生恪守了这一规定。在后来留下的影像里，他甚至穿着正式的西装三件套在画油画！有时候外面套一件白大褂，仿佛医生或科学家。冬天则是呢子大衣，一丝不苟地扎着领巾。这种优雅拘谨的形象，跟当时活跃在巴黎、落拓不羁的先锋艺术家们大相径庭，但自尊和不甘被击垮的倔强，迫使马蒂斯一家向世人展示，他们是一个体面、守礼的家庭。
▲亨利·马蒂斯，《马德琳 II》，1903年于巴黎，图/法国北方省省立马蒂斯美术馆提供
▲亨利·马蒂斯，《葡萄树》彩绘玻璃草图，1953年于尼斯市，图/法国北方省省立马蒂斯美术馆，菲利普·伯纳德提供
“野兽派”朝观众泼来一桶颜料
内忧外患夹击下，马蒂斯画出了他转折期的重要作品《奢侈、平静和欢愉》。从画面上看，这幅画依然是向修拉和塞尚的致敬之作，修拉的点彩派笔法，以及直接借鉴自塞尚《三浴女》的图式，但他背弃了塞尚的温和用色，画面上密布着西涅克式的冲突对比色，洋溢着感官的欢愉。
以罗丹和雷诺阿为首的艺术家从1903年开始建立秋季沙龙。1905年，马蒂斯的作品出现在秋季沙龙上，人们对他恶语相向，评论家也毫不留情。“马蒂斯就是无秩序的化身，他代表着一种与传统全面粗暴的决裂……他就像一个戴着傻瓜帽子的骗子。”
马蒂斯在沙龙上展出的风景和肖像画尺幅都不大，其中一幅是《马蒂斯夫人像：绿线》，画面上的阿梅莉被赋予了一个笔直的绿鼻子，把她的脸一分为二，一边黄里带绿，另一边樱粉色，头发坚硬如钢盔，扁平的脸部和立体乌仁的眼睛，体现出非洲雕塑的影响。马蒂斯刚刚迷上收藏这种原始风情的非洲面具，这并在后来把它们推荐给毕加索，也成为毕加索的重要灵感来源。
▲ 马蒂斯作品 《马蒂斯夫人像：绿线》图/Succession H. Matisse / VISDA 2022
因为舆论哗然，马蒂斯禁止妻子阿梅莉参观展览，生怕她被人认出，当众遭到刁难，甚至提议她外出避一避风头。马蒂斯自己在整个展期也只出席了一次。他这么做是对的，人们真的在他的画前极尽嘲笑之能事。
羞辱无处不在。马蒂斯的父母对他的绘画生涯漠不关心。马蒂斯带着自己的一件作品回到家乡，展示给母亲看，母亲惊讶地叫道：“这根本就不是画呀！”——马蒂斯闻言，马上抄起一把刀子把画毁了。
除了马蒂斯，1905年的秋季沙龙还展出了德朗、高更、鲁奥等人的作品，展厅中央放置着马奎特的一尊带有15世纪风格的儿童铜铸雕像，艺术评论家路易·沃克塞尔忍不住感叹：“身处兽群之中的多纳泰罗（文艺复兴时期雕塑家，代表作的形象是一位青铜少年）啊！”“简直与朝观众泼来一桶颜料没什么两样！”他的评论广为流传，到第二年，这批艺术家已经被命名为“野兽派”。
恶评如潮。买？还是不买？
“野兽派”大名鼎鼎，但却是一个短命的组合，从1905年那场离经叛道的色彩革命，到1907年毕加索的《亚威农少女》诞生，这个流派只存在了不到三年。“野兽派”成员在风格和意见上并不统一，也并没有输出成型的理论，他们只是共享了对于明亮、强烈冲撞色彩的热爱。他们刻意保留粗糙迅疾的表面和失真的形体，让色彩成为画面上最原始的统治能量，仿佛色彩本身即为生命的礼物。应该说，1905年那场让“野兽派”一举得名的秋季沙龙，也就是“野兽派”艺术家们唯一一次风格统一的同台演出了，很快他们就分道扬镳，各自发展出迥然不同的艺术道路。
“那些年轻画家对着这幅画嘲笑个不停，然而利奥、迈克尔和莎拉却严肃地站在画前，被它深深吸引。”这三位发现马蒂斯闪光点的藏家来自斯泰因家族，莎拉是迈克尔的夫人。利奥、迈克尔、格特鲁德三兄妹从美国移居到法国巴黎，格特鲁德·斯泰因因发掘了毕加索和海明威闻名遐迩，她和哥哥利奥共同居住的家，成为巴黎流动盛宴的中心之一。
利奥一开始对马蒂斯的作品心生疑窦，尤其是那幅被大家嘲笑得最厉害的《戴帽子的女人》，认为这是他见过的“颜色涂抹得顶顶令人生厌的一幅画”。但情况对马蒂斯有利，与秋季沙龙同期展览的相邻两个展厅，正在举办特别回顾展，向已故的19世纪大师安格尔和马奈致敬。马奈30年前在官方沙龙中所引起的嘲笑和轩然大波还历历在目，但历史最终站在了他这一边。斯泰因一家很合理地把马蒂斯当下遭受的恶评跟30年前的情况联系起来：那些前卫的作品都曾经饱受质疑。
这种挑战令斯泰因一家兴奋不已，利奥最终以500法郎的价格买下了《戴帽子的女人》。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价格，斯泰因家族原本想要还价，马蒂斯也乐意让步，因为并没有其他买家表现出一星半点兴趣，他急于完成销售，来洗刷掉那些嘲笑和非议。但阿梅莉再一次展现出强硬的品格，她自称是那种“就算房子烧成平地我也会应对自如”的女人，寸步不让，坚持这幅画必须以500法郎全价出售。
她维护住了马蒂斯的身价。斯泰因家族把这幅画挂在寓所最显眼的位置，他们滔滔不绝地向文艺界名流一再谈起马蒂斯的先锋作品。在这一冒险收藏的鼓舞下，他们甚至彻底改变了后续的收藏风格，19世纪的经典绘画被抛在脑后，全新的20世纪，马蒂斯和毕加索就在他们眼前！在斯泰因家族的撮合下，这两位艺术家开始频繁接触，一起在斯泰因家共度许多个把酒言欢的夜晚，也彼此激发和暗中较劲。
▲亨利·马蒂斯， 《两位女孩，黄色裙与苏格兰格纹裙》，1941年11月2日-16日于尼斯市，布面油彩，61.5cm×50.2cm。巴黎蓬皮杜中心，法国国立现代艺术博物馆-工业设计中心，存放于法国北方省省立马蒂斯美术馆，勒卡托-康布雷齐，1996年，Inv. AM 2590 P 图/法国北方省省立马蒂斯美术馆，菲利普·伯纳德提供
“马蒂斯比酒精更危险”
马蒂斯跟他那些印象派前辈不同，虽然他的画面也强调光线和色彩，但印象派的色彩分离自绚烂的室外自然光，马蒂斯的色彩灵感更多来自织物，家乡纺织业的渊源始终赋予他对天然染料的兴趣。印象派从日本的浮世绘中借鉴到了二维特质，他们开始改变西洋传统绘画的经典透视法，从块面中提炼线条，让绘画看起来更加平面。马蒂斯比他们走得更远，他把室内场景——无论静物还是人物——统统当成一面花布在画。在他的静物画中，作为背景的纺织品往往比真正的主角更吸引人，成为画面装饰性的主体。
他会在巴黎旧货市场收集令他激动的印花布，也常常在一家名叫“野人老爹”的小古董店寻觅非洲和古利比里亚雕塑。鉴于马蒂斯当时的影响力，他对黑人雕塑的兴趣很快在全巴黎的先锋画家中掀起一股追捧部落艺术的热潮。
马蒂斯擅长从周围事物中获取养分，据说他那种处理线条的方式，就是受他大女儿玛格丽特童年涂鸦的启发。在当时的巴黎，哲学家亨利·柏格森如日中天，他在法兰西学院的讲座也是城中热事。伯格森关注人类的认知结构，提出“生命冲动”的概念，认为时间内在流动，所有存在本身都是动态的。
其时马蒂斯正在从“变形”中寻找新的艺术可能性，他本人也是雄辩的理论爱好者，每天读柏格森的哲学著作，这些切中时代脉搏的理论对他的启发，很快就可以在他作品中找到端倪：他最为震撼人心的代表作《舞蹈》便是创作于此时，五位全身赤裸的男女拉着手心神迷醉地热烈起舞，正是前文明时代的原始“生命冲动”，灵感来自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一种名为“萨尔达娜”的民间舞蹈。
这幅画原本是莫斯科纺织企业家谢尔盖·休金的订件，休金是马蒂斯最忠诚的藏家之一，但《舞蹈》展出之后，遭到了观众的极力嘲讽，评论家嘲笑画面的技法比儿童画都不如，先锋派则觉得马蒂斯处理肉体的方式太不高级。有人在街头涂写——“马蒂斯使人疯狂”、“马蒂斯比酒精更危险”。
休金犹豫了。他通知马蒂斯，说他决定不买这幅画了。听到这个坏消息时马蒂斯正经历丧父之痛，顿时精神崩溃，彻夜难眠，甚至开始出现幻觉。“床在晃，我的喉咙里难以抑制地发出细小尖锐的哭叫。”医生诊断，他患上了抑郁症。
▲《马蒂斯作品 《舞蹈 （I）》图/2023 Succession H. Matisse/Artists Rights Society (ARS), New York
“东方救了我们”
法国北方省省立马蒂斯美术馆馆长帕特里斯·德帕尔普说，每次马蒂斯在寻找新的艺术方向上遇到困境，他的解决之道就是旅行。对他来说，异域会带来新的刺激，新的视觉经验。
彼时的巴黎是一切新艺术的实验场，“野兽派”的风潮很快过去，各领风骚两三年此时轮到了毕加索和布拉克。布拉克曾经是马蒂斯的门徒，他从毕加索的《亚威农少女》和塞尚作品中得到启发，画出了一些创造性的图示，提交给秋季沙龙。马蒂斯此时已经跃升为沙龙评审之一，他一眼看出布拉克的来路，他的点评是，这些绘画不过是由“小方块（cube)”组成的作品。布拉克的作品最终被沙龙拒之门外，而这种新风格也有了正式的名字：立体主义（Cubism）。
立体主义很快大行其道，令马蒂斯手足无措。为了寻找出路，他又开始了旅行。
在西方绘画的现代主义道路上，先行者们喜欢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东方救了我们。一开始，东方可能指的是远东，亚洲的日本或中国，日本的浮世绘和中国的水墨画，让久惯于西方古典传统的艺术家们耳目一新。但后来，“东方”渐渐变成一个含糊的概念，某种程度上泛指一切异域。渴望反叛传统的创造者热衷于去其他文化里寻找新的灵感，让文化碰撞成为变革的因子。在马蒂斯的绘画道路上，这些异域几乎可以像路标一样标注出来，比如俄罗斯、比如摩洛哥、比如西班牙、比如塔希提……
光是研究拜占庭文化，马蒂斯就花了将近三年的时间，探访艺术藏品、古董和遗迹，阿拉伯世界里那些颜色繁复的纹样和平面图案，给马蒂斯的作品注入了新的艺术语言要素。在西班牙，阿尔罕布拉宫成为他视觉的顶点，这座由摩尔人始建于13世纪的王宫体现出极致的繁复与精巧。这种转瞬即逝的表象世界，和羽毛般轻盈的视觉，成为马蒂斯之后在作品中不断的追求。他甚至撇下家人独自在西班牙定居了一段时间，学习阿拉伯世界的装饰纹样，在他写回家中的明信片上，详细描绘了阿尔罕布拉宫的不同设计元素，全然不顾妻子的怨怼。
这种东方情调频繁出现在他的画中。不仅仅是纹样，俄罗斯的圣像画、东正教的“洋葱头”教堂、摩洛哥的花海和野生植物、苏丹女奴式的明艳女子，都成为马蒂斯的东方幻梦，就像他小时候痴迷的马戏团一般。而他在极度炎热的摩洛哥还穿着正式的三件套西装画画，他甚至还雇佣了一名摩洛哥风尘女子，让她在接客间隙站在屋顶上为他摆姿势当模特，这可是要命的事情，如果被她的兄弟发现了，“他会杀了她”。
▲马蒂斯在工作室 图/视觉中国
▲亨利·马蒂斯，《自画像》，图/法国北方省省立马蒂斯美术馆，贝尼特斯提供
▲亨利·马蒂斯，《侧卧的宫娥》，图/由法国北方省省立马蒂斯美术馆，菲利普·伯纳德提供
“在素描和油画之间，我选择剪纸”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俄罗斯芭蕾舞团执导佳吉列夫和传奇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拜访了马蒂斯，希望他能为他们的舞剧《夜莺之歌》设计舞美和服装。这似乎是一个机会，让他在《舞蹈》中描绘的激情起舞变成现实。
合作并不愉快，马蒂斯对于织物的执念，触怒了负责制作服装的前卫设计师保罗·波烈。按照马蒂斯的设计稿，波烈的团队认为要花三个月才能做完戏服。马蒂斯一气之下决定自己亲手操刀，来自纺织世家的经验给了他底气，他把布料铺在波烈的剪裁台上，脱掉鞋子，抓起裁缝剪刀就跳上了桌子。
他用布料剪出他所要的金色图案，然后让助手缝制在丝绒上——这一行为直接成为他晚年剪纸作品的源头，他等于是用布料做了一套剪纸。
马蒂斯曾经表达过，在他的全部绘画生涯中，最大困惑就是处理线条和色彩。有整整十几年的时间，他专注于素描，高度精炼他的线条，当线条臻于化境，画面上似乎就再也容不下别的色彩了，而他一向是嗜色彩如命的。他写信给朋友：“我的素描和我的油画完全背道而驰了。”
“很多人认为马蒂斯晚年创作剪纸作品，是因为动了手术，身体原因无法绘画才做的不得已选择，其实并非如此。剪纸是他自发的创造，是他找到的解决方案。”帕特里斯·德帕尔普说。
剪纸既是线条，又是色彩。从1943年开始，马蒂斯开始专注于剪纸，他的助手会提前按他的要求，为纸张上色，然后他操起一把大剪刀，不假思索飞快地剪起来，动作即兴而流动，如同用剪刀在画速写。
“我直接用色彩来‘画’，这保证了两种方法可以精确地统一起来。”他用剪纸剪出塔希提的海，把飞鸟、珊瑚、香草和游鱼贴满整个房间，让自己仿佛再次置身南太平洋的金色阳光之中。
▲马蒂斯剪纸作品 《伊卡洛斯》图/2023 Succession H. Matisse/Artists Rights Society (ARS), New York
▲亨利·马蒂斯，《Verve》第四卷第13期封面习作，“从颜色中来”，未出版杂志，图/法国北方省省立马蒂斯美术馆，菲利普·伯纳德提供
从扶手椅到小教堂
纵观马蒂斯一生的创作，几乎很难相信他是一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艺术家，跟那些忧世伤生、相信艺术可以成为匕首投枪的同辈相比，马蒂斯的作品仿佛世外桃源，几乎不呈现社会问题，他梦想的是“某种平衡、纯粹、宁静的艺术……像是可以让人休憩的扶手椅”。他崇尚感官愉悦，认为愉悦是人类不能被剥夺的本能。
整个20世纪前半叶动荡离乱，用马蒂斯的话来说，人类仿佛“集体罹患了心灵之病”。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赞助人谢尔盖·休金会了解这些绘画在乱世中的疗愈作用到底有多大。休金的太太猝然离世，他的两个儿子和兄弟也相继自杀，是马蒂斯的艺术给了他心灵的慰藉。他收藏了马蒂斯37幅重要作品，把自己家布置成了一座艺术殿堂。据说这位俄罗斯富豪常常在马蒂斯的画前凝视痴坐，在扶手椅里一坐就是好几个钟头。
▲1951年，马蒂斯在旺斯家中观看摄影师米歇尔·马科拍摄的毕加索照片 图/视觉中国
马蒂斯相信图形和色彩里蕴藏着能量。到了晚年，他喜欢说他所使用的色彩能发出“慈和的辐射光芒”。他把自己的作品像日光灯那样，在一个生病朋友的床头支起来，他觉得他的朋友应该像晒日光浴那样，沐浴在色彩的光芒里。而后世的抽象艺术家罗斯科在看到马蒂斯的那幅《红色画室》时，更是被画中炽烈的红色震撼得不可遏制地哭了起来——在那之后，罗斯科也画出了属于他自己的、力量惊人的红色抽象作品。
72岁那年，马蒂斯差点死于肠梗阻。他做了一次大手术，余生大部分时间都卧床不起，但他却感觉获得了新生。“这次可怕的手术，使我完全返老还童，成了一个哲学家。”这不是说笑，在与死神擦肩而过之后，他变得更加冷静和专注了。许多艺术家到了暮年，不是死了就是在重复自己，而马蒂斯跃入了一个新的领域并再次成为先锋。著名艺术评论家罗伯特·休斯以苛刻铁面著称，他对马蒂斯1916年至1930年之间的作品评价不高，但对他晚年的剪纸作品却赞不绝口，“他的剪纸是当时欧洲最先进的绘画，也是最威严的，那是对抽象绘画懵懂无知、自我沉湎的一个拨乱反正。”
马蒂斯暮年攀登的最后一座高峰，是77岁时为旺斯小礼拜堂做整体设计，那是他一生中最雄心勃勃的丰碑。在UCCA的展览上，这座礼拜堂的模型呈现出马蒂斯最后的努力，他本人将之形容为“巨大、诚挚而又困难的努力之巅”。十字架、祭坛、彩绘玻璃花窗，瓷砖画、教士的祭服……全都呈现出一种明亮、简洁、讴歌生命与自然的极致之美。那是他所理解的艺术：一种寻找天堂的本能，最终会从愉悦走向崇高。
▲亨利·马蒂斯，《阳光透过窗格照进室内》，1942年10月22日-23日于尼斯市，图/法国北方省省立马蒂斯美术馆，菲利普·伯纳德提供
▲亨利·马蒂斯，《白色与金色十字褡模型》，1950年末于尼斯市，图/法国北方省省立马蒂斯美术馆，佛洛里安·克莱奈芬提供
去塔希提寻找新的光线
独家专访法国北方省省立马蒂斯美术馆
馆长帕特里斯·德帕尔普
▲法国北方省省立马蒂斯美术馆馆长帕特里斯·德帕尔普介绍一幅马蒂斯的作品 图/视觉中国
南方人物周刊：马蒂斯美术馆作为位于马蒂斯家乡的美术馆，本身藏品特点是怎样的？这次来中国做马蒂斯的大展，选择作品出于什么样的思路？
帕特里斯：法国北方省省立马蒂斯美术馆是唯一一个由马蒂斯本人建立的美术馆，我们的理念就是让更多人了解马蒂斯的作品，所以我们的馆藏经常在国内外借展、巡展，这是我们一个持续的国际策略。比如这几年，我们与哥本哈根合作了马蒂斯的肖像作品展，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做了马蒂斯肖像画中带有面具元素的展览，众所周知，马蒂斯对非洲文化特别是面具木雕非常感兴趣。每次这样的国际合作展览我们的内容都不太一样，都在尽力寻找跟对方文化碰撞的契合点。
这次来到亚洲，来到中国，最初策划的时候，就考虑到马蒂斯对于东方的兴趣，尤其是对于中国文化的兴趣，希望更多地呈现这方面的内容。比如展览里面马蒂斯为《夜莺之歌》舞剧设计的中式服装，也集中呈现了马蒂斯的一些墨水作品，从中可以看到中国哲学和水墨画对马蒂斯运笔的影响。
我们跟UCCA合作的这个时间点正值我们馆在全面修缮，所以几乎是全部藏品都可以来中国，选择作品的余地是非常大的。经过不断的沟通，展览最后还呈现了另外一个章节，即马蒂斯对于上世纪20-40年代的中国艺术家的影响，这部分是非常新颖出彩的。
▲“马蒂斯的马蒂斯”展览现场的 《塔希提岛之窗或塔希提岛II》 图/本刊记者 梁辰
南方人物周刊：马蒂斯很早就离开家乡，他的很多重要作品也已经被其他美术馆收藏了，当他捐赠藏品给家乡做个人美术馆的时候，选了一些什么样的作品？
帕特里斯：马蒂斯在销售作品这件事情上不是特别积极，他曾经拒绝把他的作品卖给一个希腊富豪，他最注重的还是艺术语言的创新，希望让公众了解他的创作过程。所以到了晚年，他身边实际上保留了比较完整的、能够阐述他整个创作脉络的作品。
对于马蒂斯来说，一幅作品的重要程度并不在于媒材本身，他不觉得素描、油画或者雕塑、织物设计之间有什么等级高下之分，他在意的是在创作过程中他有没有创新、有没有新的发现，而不是观众通常认知的，觉得油画就是比素描更重要的作品。
比如我们这次展出的《穿彩色条纹的大宫娥像》，这是一幅非常精彩的版画，它的制作过程和工艺对于马蒂斯来说，跟油画具备同等重要性，因此它依然是一幅重要作品。包括这次展出的大幅作品《塔希提之窗或塔希提岛II》，他一共创作了两幅，非常容易销售，可马蒂斯没卖，他把它保留了下来，因为这件作品对他个人有重要意义。
马蒂斯很早就离开了北方，但他对于故乡有很深的情结，他的家族世世代代在当地扎根很深。捐建美术馆的时候，马蒂斯亲自设计了作品的摆放方式、参观动线，包括空间安排等等，我们也希望把这一点呈现给中国的观众，“马蒂斯的马蒂斯”这一展览标题便来源于此，希望能让大家更好地理解他一生的创作线索。
▲“马蒂斯的马蒂斯”展览现场，旺斯礼拜堂，北京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2023 图/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提供 摄影/孙诗
南方人物周刊：您提到《塔希提之窗或塔希提岛II》，这确实是一幅比较重要的作品，在马蒂斯去塔希提之前，高更已经画出令他声名大噪的塔希提系列，甚至我们对于塔希提的视觉印象，都被高更固定了。但马蒂斯笔下的塔希提跟高更完全不同。似乎马蒂斯始终要和其他艺术家拉开距离，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就我所知，《塔希提之窗或塔希提岛II》是他在离开塔希提很久后才创作的，他花了好几年的时间，经过高度抽象和自我消化，才来创作他在塔希提看到的一切。
帕特里斯：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每一次马蒂斯遇到创作瓶颈，他就会去旅行，旅行能给他带来新的创作方向。现在大家对于马蒂斯的印象，似乎他是一个南法画家，他灿烂的色彩都来自南方，其实马蒂斯是一个北方人，他对色彩的理解与生俱来，家乡纺织业的色彩根植在他的创作基因里，他到南法之后，蓝色海岸变化的光线给了他新的刺激。
同样，他去塔希提也是为了寻找新的光线，当时他已经65岁了，这是一趟非常漫长的旅行，他先去了美国，纽约的建筑、印第安人的舞蹈，都给了他极大的刺激。然后他坐船去塔希提，他一直很喜欢高更，想追随高更的步伐，去寻找一个新的天堂。当时的塔希提，就有“地面上的天堂”之美誉。
在塔希提，他看到了非常不一样的光线，尤其是那些珊瑚礁岛和泻湖。马蒂斯还弄了一个潜水机，方便他在泻湖游泳的时候能潜下去观察那些鱼类。海天一色的视觉体验，不但提供给他新的光线，也提供给他新的空间感，天空和海洋的空间关系完全被颠覆了。他在塔希提的时候确实没怎么创作，只画了很少几幅素描，但拍了大量照片。回到法国之后，他酝酿了很久，才开始画记忆中的塔希提。马蒂斯不是激情型的画家，虽然他的画面给人以激情的印象，但他是把强烈的情感控制并完全消化之后才开始创作的，还是那句话，马蒂斯本质上是一个克制内敛的北方人。这有点类似我们法国人说的“醒酒”：佳酿打开之后是需要放上一会儿的。
让我们说回《塔希提之窗或塔希提岛II》，这幅作品其实是为一幅挂毯做的设计稿，从室内看向窗外，是马蒂斯常用的意象：一个开放的室内，但又面向着外部世界。我们都知道马蒂斯跟纺织的渊源，他花大量时间深入研究过伊斯兰的拜毯，那种毯子不仅仅是装饰品和实用工具，对于使用它们的人来说，它需要通过纹样和色彩营造一个“地面上的天堂”，这也是马蒂斯在他的创作中一直追求的东西。为了这幅挂毯，他前后做了两个不同的稿子，我们展出的第二版，明显要比第一版更加简洁。从中你可以看到马蒂斯的创作路径：一个清晰的、不断简化的过程。
▲亨利·马蒂斯，《三个头，致友谊》，1951-1952，图/由法国北方省省立马蒂斯美术馆，菲利普·伯纳德提供
南方人物周刊：我比较好奇的是，马蒂斯似乎有意识地要跟他同时代的人画得不同，虽然他早期短暂地模仿过修拉和塞尚，但他很快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就您的研究来说，这个过程他是如何完成的？马蒂斯何以成为他自己？
帕特里斯：要回答你这个问题，要回溯到更早的时期，即马蒂斯在巴黎习画时期。他最初离艺术界非常远，20岁之前，他没有参观过任何美术馆和画廊。在他生病期间，他说服了他的家庭让他转行，入门非常晚。在美院学习时，他临摹了许多大师作品，这些临摹并不简单，比如我们今天可以在展厅里看到他临摹夏尔丹的那幅静物，实际上它花了马蒂斯整整7年的时间，这是一个理解创作技法的过程。之后他又临摹了戈雅，这个阶段的马蒂斯非常辛苦，三个孩子，艺术事业也不如意，他差点就要放弃了。
他受点彩派影响的时间很短，只有一年左右，很快他就停止了点彩技法，进而把色块集中在一起，有了“野兽派”的发明。这种探索的本质，是发掘线条和色彩之间的关系，去决定哪一个更重要。这不是一个新议题，可以说，这是贯穿了艺术史的非常重要的议题，也是马蒂斯一生的命题。但众多大师让马蒂斯意识到：作为一个艺术家，最重要的，是要发明新的造型语言，发明自己的语言符号，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艺术家，才有可能进入艺术史。
马蒂斯的创作，就是要用新的语言，对“色彩和线条的关系”这个永恒命题，给出一个新的回答。包括后来的剪纸，他不断扩大探索的边界。他的剪纸回答了这个命题，这个回答就是：两者并行不悖，一种艺术形式可以同时既是线条又是色彩。
马蒂斯自己也说：同时代的人不一定懂他，但是未来人们就会明白他在技法上的革命意义。
▲亨利·马蒂斯，《穿蓝色冈多拉宽袍的女子》，1951年12月于尼斯市，图/法国北方省省立马蒂斯美术馆，佛洛里安·克莱奈芬提供
南方人物周刊：马蒂斯晚年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创作，旺斯礼拜堂，完全颠覆了我们对教堂的视觉认知，没有面目的圣像，鲜花、纹样和面包树，马蒂斯本人是否压根不信教？相比起具体的宗教来，感觉他似乎更醉心于抽象的神性：大自然。
帕特里斯：对于马蒂斯来说，他的上帝到底是什么？他晚年的创作确实可以视为他个人信仰的一个总结。
在我的理解里，马蒂斯的信仰不是宗教性的，他信仰的是人性。我们不能忽略一个事实：马蒂斯是一个经历了三场战争的人，其中包括两次世界大战。他出生的法国北部接近比利时边境，一直是战乱不断的地方。在他的创作里面，他一直想要传达的信息就是和平，以及信任他人。
二战之后，很多建筑被毁，法国政府鼓励艺术家们参与到重建工作中去，马蒂斯接到的委托却并非来自政府，而是来自他以前的一个模特，她后来成了修女。马蒂斯的妻子和女儿在二战中因为参加抵抗运动而被捕，妻子被关进德国集中营六个月，女儿侥幸在押送半途逃了出来。后来他展出旺斯玫瑰礼拜堂的设计草图，是在一个被称为“法国思想之家”的地方，那里是左翼共产主义人士聚会的地方。他没有选择宗教性的场所去展示自己的作品，这些都有助于我们理解马蒂斯的思想。
在旺斯礼拜堂的设计中，“十字架之路”受到伦勃朗的影响，“圣多米尼加”把圣像处理成抽象的脸，几乎看不到五官。他晚年越来越追求简洁，希望创造出所有人都能理解的、普世的符号，这就是他的语言。值得一提的是，他为旺斯礼拜堂设计的彩色玻璃花窗，第一版做得太大，放不进去，他就把那套花窗送给了家乡的一所幼儿园，他希望把那种宁静、和谐的感觉传递给孩子。我觉得这就是马蒂斯的信仰：人，以及人性。马蒂斯绝不仅仅只是一个法国艺术家，他是一个有着普世精神的艺术家，是全人类的艺术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