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之后，我确定了开本，决定重刻一套，比过去的那套字大了3毫米。在小一年的时间里，我一口气又刻了两千多块，并找到了一家专印古籍的厂子，用了两年的时间完成了印刷。最终，《天书》在1991年完成，共120套，每套四册，共604页，每一套装在一个特制的核桃木盒中。 从1987年到1991年，我做了什么？只能说是：有一个人用了4年的时间，做了一件什么都没说的事情。《天书》可以引起众多问题的讨论点，比如地方性与国际性的问题：这个作品的动因是与中国80年代中期“文化热”的环境有关，面对的问题要说是地方性的，但作品又是国际的。关键在于你的敏感与着眼点是否能在超越地方性表层现状的层面上展开。上世纪末期，西方当代哲学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于语言与误读、思维与表述这类问题上，像德里达等一线哲学家基本上都在说这个事。《天书》涉及的问题与此相吻合，因此他们认为一个携带不同文化背景的艺术家从另类的视角及方法参与了这个讨论。 中国的传统是看谁把“规定动作”玩的更好。《天书》是在传统之中生发、变异出来的；即携带传统基因又有转基因性质的艺术方法的实践。它使用中国哲学，以不沟通达到沟通的方式；它是一个充满悖论的矛盾体，人们都叫这些“文字”为字，但它们上却不具备作为“字”的本质，即传意的功能；人们都称它为“书”，但这本具有确确实实书的外表的“书”却不具备做为书的资格；它成为高度表里不一的东西，容“超写实”与“抽象性”为一体，既郑重其事又荒诞不经。 《英文方块字》是一种带着面具，经过伪装的文字。它们看上去和中文一样，其内核却与中文毫不相干，是彻头彻尾的英语。徐冰把中文、英文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书写体系硬是给弄在一块儿。 对汉字文化圈之外的民族来讲，中国书法是一种神秘，不易进入的文字。对中国书法的欣赏，长期以来，只停留在一种抽象画的层面上，因为书法实际上跟写字有关，欣赏书法须要跟文字发生关系。但是，徐冰通过这种英文书法，让西方有了一种东方形式的书法文化。因为他们真的是在写自己的书法，这种书法形式与中国书法完全一样，内容与英文完全一样。 徐冰在美国做讲演时，有些人问他：“你这样做，会不会有些中国人不高兴？因为你把中文改成了英文。”徐冰说：“中国人特别的高兴，因为我把英文改成了中文。”这种字是介于两个概念之间的，哪边都属于又都不属于，人们在书写时真不知道是在写中文还是英文。 英文方块字 从1993年开始，我着手《英文方块字》的创作设计。这个想法的产生，与我生活的环境和状态有一定关系。去美国，语言与沟通成为生活中直接的问题，这与我的生活形成一种很尴尬的关系，我的思维能力是成熟的，而说话与表达的能力是幼儿的。中文的情结是根深蒂固的，但要求我必需使用一种不熟悉、不方便的语言。 在国外生活实际上是生活在两个文化的中间地带。这地带的问题对自己来说是新的，对人类来说也是值得讨论的。因为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进到这个地带，遇到其中的问题。我本来就对文字有兴趣，在中国时就做过与中文有关的创作。去美国后，对不同语言文字内核的了解帮助我了解文化的不同，这种不同成为我把它们“嫁接”起来的动力，我开始试着写这种书法。 与《天书》里的“伪文字”不同，《英文方块字》是一种可阅读的“真文字”，这就让作品在“内容”上发生了作用，从而就有了表达思想的诉求。最后，我决定用这种“字”写一本讲如何写这种书法的教课书，题为《英文方块字书法入门》。我印出了一套竖排版的，从形式上看这是一本彻头彻尾的中文书法教科书，含字帖，外加描红练习本，但其实却是一本英文书。书中的字母对照表，让我们看到，每一个字母除笔画风格的改变外，并没有那么多的改变，而仅有的一点点改变，整个“世界”像是都在改变。 作为一件当代艺术品在西方展示，我是以“书法教室”的方式为主。我将画廊改变成教室，教室里有课桌椅，有黑板，有电视教学设备，有教学挂图，有教科书，有笔、墨、纸、砚。观众进入一间“中文书法教室”，但参与书写后发现，实际上是在写他们自己的文字——英文；是他们可以读懂的。这时，他们就得到了一种非常特殊的体验，是过去从未有过的。 借用建国初期扫盲补习班的感觉，我把这件装置设置成一个可参与的教室的形式，希望这能唤起每个人学习的记忆与愿望，并通过这件作品校正当代艺术的枯燥无趣。这个教室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展示过，特别是展示后的连带现象很有意思。展览后，不少当地的学校向我们购买“英文方块字书法入门”教科书，他们希望在学校开这门课。他们认为这个教室能让年轻学生进入一种新的文化语境，同时又可扩展他们的思维。在上完课后，一个日本孩子说：“从今天起，我知道了，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看过去我所学到的知识。” 去年我受到澳大利亚教育部的信，他们在制定新的IQ(智商)测验系统。希望把“英文方块字”作为其中的一项内容。香港有些公司在招聘员工时，请受招人员看“英文方块字”，以此判断他们的能力甚至幽默感。 这件作品的起因是语言及文化的冲突，但事实上，真正的要说的事情并非只是文化交流、沟通、东西合璧这等问题，我真正的兴趣是通过作品向人们提示一种新的，思考的角度，对人的固有思维方式有所改变。 当代艺术的新鲜血液经常是来自于艺术之外，《英文方块字》的实用性和在艺术之外的可繁殖性，是我很喜欢的部分。 《地书》是一本用各类标识语言写成的书，经过徐冰七年的设计，现已正式出版了。这是一本在任何地方出版都不用翻译的书。从某种意义上讲，《地书》超越了现有知识分类和地域文化。它不对位于任何已有的文本知识， 而直接对位于真实的生活逻辑和事物本身。对它的识读能力不在于读者的教育程度和书本知识的多少， 也不必通过传统的教育渠道获得，而是取决于读者介入当代生活的程度。不管是哪种文化背景，讲何种语言，只要有当代生活的经验，就可以读懂这本书。文盲可以和知识人一样， 享受阅读的快感。 地书 在过去的20多年里， 我有很多时间在机场和班机上度过。机场的指示系统和机上的安全说明书都是以“识图”为主；力求用最低限的文字说清楚一件比较复杂的事情。这些指示系统和说明书，可以说是人类最早的“共识”读本，这点特别吸引我：既然只用这几个标识就可以说一个简单的事情， 那么用众多标识一定可以讲一个长篇的故事出来。从那时起， 我开始通过各种渠道收集、整理世界各地的标识，也开始研究数学、化学、制图等专门领域的符号，与此有关的思维越发活跃起来。 绝大多数语言文字的雏形，都始于同语音生活的小范围人群：一个部落或一个村庄。随着人们活动范围的扩大， 发展成为一个地区使用一种语言，再扩大到几个地区，以至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使用一种语言，这是几千年来语言文字生长的过程。当今国际化的趋势让世界迅速在缩小， 形成“地球村”的概念。但这个“大村子”与文字初始期的村庄不同的是：“村民”们操着千百种不同的语音， 写着互不相通的怪异符号， 却生活、工作在一起。语言的不便，成了人类的大麻烦。以种族为基本单位的现存语言，也包括最强势的英语，都显出滞后和不胜任的局限。现有文字面临着过去任何时代都未曾有过的挑战。 资本运作的全球化模式要求商业意图传达(产品认知)的直接化、通俗化， 这促使了去文字化的、超越地区性的、便于认知性的“图像化语言”的生成。而个人电脑的普及，既为这种“图像化语言”的生成提供了技术支持，同时又刺激了这一趋向。 以电脑为代表的一系列数字化技术的广泛运，使人类认知方式的符号化与工作方式的“触屏化”， 一方面改变着人的思维方式——促使生理大脑变得懒惰与“低智化”，同时又为图文时代的“新新人类”提供了生理和技术环境。手机短信、微博，网聊等新方式的日常使用，使精美化的现代语言向“元语言”的方向回归。汉语开始有文言文甚至象形文的性质，英语中大量出现Text talk(缩略词) 和Ebonics(美国黑人俚语)等书写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