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经验而言，“在场”是一种出现，是一种介入。但这种感受似乎不那么深刻，于是，“在场”便成为一种哲学化的存在本身。其实，人有时候是很无助的，因为无法确认自我的存在意义，便借助很多概念验证他的存在。但思考永远是独立于生活之外的纯粹精神，其中的矛盾在于：思考主体始终存在于生活之中。所以，当思考逼近我们存在的真实时，现实会干扰，甚至会遮蔽思考的纯粹，以至日常经验侵扰成为简单经验化的概念。这时，对于概念的去经验化就成为思考存在的重要前提，也就是说，通过剔除某些感官经验化的内容，实现精神的纯粹性，并因之获得对存在本身的反思角度、问题意识。从某种角度看，这也是当代艺术的重要方式，通过去经验化的反省实现存在的自我体验，并进而以问题方式介入现实。
然而，这种艺术方式下的在场，并非简单的哲学思考的形式再现，而是与表达手段的感官体验联合在一起的。也即，借助当代艺术实现的“在场”，不是语言逻辑上的概念世界，而是与艺术手段的本体性紧密连接。而这，无疑强化了“在场”体验的纯粹精神性与主体经验化之间的矛盾。很显然，这也是今天艺术界众多伪表达的根本问题所在——以简单套用的关系连接所谓哲学思考与语言形式，而没有考虑解决两者之间先天的矛盾性，从而实现一种贴切的表达。当然，寻求这种贴切的表达，不仅取决于当代艺术发展所面临的当下转折，更关键还在于我们的思想在方法上是否能够找到真正的自己的语言逻辑，而非简单挪用西方成果。或者，可以这样说，我们用汉语的形式是否能够自己思考？当然，这个问题的边界显得过于宏大，却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而在这样的问题情境下，《国家美术》以“在场”为题，展出近年来几位青年画家的作品，似乎就显得很有意思了。不知道是出于偶然，还是一种预设的条件，这次展览所选择的画家，都首先倾向于语言方式的探索，而非简单满足于某种诉求的表面化表达。就这一点而言，他们不同于上一辈人，在符号与意义的拼贴中实现所谓的“在场”，而是将这一“在场”转化为一种作品形式的先验体验，并进而为这种体验寻求一种本体贴切的感官经验。他们试图解决“在场”的精神纯粹性体验与表达的感官经验性之间的矛盾，从而为这一哲学化的存在本身实现并非那么矛盾的现实经验化。如果，对这类“在场”给予某种方法上的解释，那么，它们是一种存在自我体验的经验化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绘画语言在艺术表达中的形式自觉，成为了重要的表征性特征。当然，这种形式自觉，并非形式主义意义上的形式自觉，而是一种观念上的形式意志的自觉。也即，语言形式脱离表征的符号性、结构性也能够获得一种观念意志上的表达。正如尹朝阳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作品意志，无论早期作品中的个人英雄主义，还是近来作品中历史群体英雄主义，都不只是简单的内容图解，而是可以独立存在于他的作品语言之中的精神体验。其他画家，如马轲、李青、赵峥嵘、王顷等，无疑都有着相似的追求与表达。在他们的作品中，陈彧君语言构成化了的时间与空间、魏言带有表现色彩的奇幻影像、薛峰充满矛盾观念的日常景象，以及黄勇、黄世常语言与意图的形式交融等，都共同呈现出一种经验化的“在场”体验，将形而上的精神纯粹性转化为视觉图像中的感官经验。
无疑，这种努力是令人振奋的。虽然，这批画家在成熟度上并非一致，但相似的绘画思考却使我们看到一种希望：绘画不再是可以跳跃语言感受的简单图解，而是能够将观念思考的精神体验转化为一种切当的形式经验，并最终诉求于非经验化的、存在反思性的“在场”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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