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国强：如果当年我和别人一样，在艺术学院中学习，用大部分的时间学油画或国画，那我就不会有对空间和材料的特别观念。正是在舞台设计学习中，我接受到了这种训练。后来，才有了《为外星人所做的计划》等系列，这些作品正是建立在空间和时间的经纬度上。就连此次的作品《西湖》，我也是从时间与空间的角度去进行构思和创作的。希望通过这个360度的作品，让参观者以另一种方式去感受西湖。
      《21世纪》：是的，去了日本之后，你开始创作《为外星所做的计划》系列。最初，你说自己希望通过这一系列的大型爆炸计划，向宇宙发出信号，寻找地球和外星球之间的对话。直到今天你依然坚持着这种对话。例如，刚刚在美国洛杉矶当代美术馆做的爆破作品《天梯》。这更像是一位研究空间与时间关系的科学家的计划，很少有中国艺术家会以这个为关注点，此前也没有日本艺术家以此为关注点，为什么你会在当时提出这样一个创作计划？
      蔡国强：对，无论是在当时的中国还是日本，这样的创作主题的确很少见。我到日本的第三年，在一家小画廊里做了第一个关于时空的作品《空间第一》。我将一个廉价的纸质窗帘炸上许多破洞，挂起来当作一个装置，没想到它竟吸引了日本艺术界的关注和许多媒体的报道。
      但我对时空的关注，并不和西方艺术家一样，毕竟我是一个东方人。迁居美国后，我主要在西方工作，常常听到艺术家们谈论空间问题。但我总是在想如何在空间中展现时间。
      在东方文化的宇宙观中，“宇”是空间，“宙”是时间。但中国人的宇宙观里关注的，并不是西方人最关注那些话题，如外太空。中国人的宇宙观里更包括了神鬼、风水、气功等看不见的事物。而这个宇宙观也影响了我进行作品创作的方法论。
      我的奶奶在我爷爷死后还一直与他对话，她跟我说，她常常能看到我爷爷的影像，例如在湖面上，他们的这种交流已经长达六十多年。人们常说怪力乱神，但对我而言，它们都是宇宙的组成部分。
      《21世纪》：用火药作笔墨这种方式会继续做下去吗？会不会担心火墨丹青成为你的一个符号？
      蔡国强：这些已经变成符号了，所以我既要面对它也要放下它。其实我们可以把火药当作颜料，就正如一些画家，一辈子都在画油画、画水墨。关键在于不同的时期要有不同的意义。我在洛杉矶也做了很多很好玩的创作，例如用火药炸出我奶奶的照片，甚至还炸出报纸。我不给自己界定一定要改变，自然而然的发展最好。
     《21世纪》：火药爆破对艺术家来说具有很多不可控的因素，你是怎么看待创作中这种不可控因素的？
      蔡国强：比方说这次在杭州的作品。除了火药本身的不可控外，还有和很多人员合作的过程也是不可控的。他们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合作过程中还有很多偶然性因素介入。而从客观角度来考虑，还包括杭州西湖自身的自然条件，雾气，下雨等等。
      但这些不可控因素让我的作品充满了危险与不安，但同时它们又成为了作品的一部分。将自然的各种因素呈现在作品中，对我来说也是十分有魅力的。若是百分之百能把握的事物，对我而言反倒意义不大。
      “创作如同一场嬉耍”
       我对创作的态度，更像是一个小孩在玩耍。孩童的嬉戏，哪有什么成功和失败之分，他们只会在玩耍中寻找新的晚点。我本来打算在洛杉矶的一个天文台创作爆破作品“天梯”，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做了一年多，但最终没能获得当局批准。但我并不感到特别失望，所以当洛杉矶MOCA找我进行爆破创作时，我就将这个新的计划命名为“天梯”，尽管两个作品之间的设想和创意完全不同。当我为MOCA的这个计划命名时，我突然感到我的创作过程本身也是在寻找一个“梯子”，它将带我寻找更多的主题。
      《21世纪》：有很多人说你是个幸运的艺术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开始获得赞助，到今天《春》这个展览获得到劳力士的支持和赞助，你认为你的哪些特质能吸引到这些商业品牌的关注和支持呢？你会因为要在商业与艺术间作平衡而痛苦吗？
      蔡国强：是的，我很幸运，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幸运。我不会为因为要在商业和艺术间进行权衡而烦恼，因为这些支持者并不要求我做些什么。你看，我两腕空空，从来不戴手表，劳力士也从未要求过我佩戴他们的表。你得相信，这世界上有些人愿意相信你，喜欢你，并不是为了经济原因。
      《21世纪》：是的。不走商业途径，并不代表不能获得认可和成功。作为一位从来没有艺术经纪人，从来不签约画廊的艺术家，你可曾想过这样的工作方式，有可能让你一直过得很拮据？
      蔡国强：是的，我在从事艺术创作之初就选择不找经纪人，不与画廊签约。和许多艺术家不同，我没有画廊、经纪人、代理对我和我的作品进行包装、宣传。我只愿意通过作品在视觉上的冲击力，利用人们的好奇心来进行宣传。
      刚到美国时，有艺术圈里的朋友建议我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他们认为，尤其是在希望的艺术体系中，没有代理人和画廊就无法在专业美术馆里举行展览。但后来，我受邀在MOMA等多个美术馆里举办了展览。此后，他们又跟我说，如果再不找个经纪人或画廊，即使我曾经在美术馆中举办过展览，也无法在美术馆中举办回顾展，因为那涉及到与多个美术馆或收藏机构之间的合作。但事实上，我后来也在多家美术馆中举办过回顾展。在美国生活了20多年，我依然不会说英语，但这并不妨碍我与任何一个我想交流的人沟通。
      《21世纪》：你在上世纪80年代旅日或90年代旅美的艺术家群体中，总是显得很独立。那些与你年纪相仿的艺术家们，其实经常聚集在一起，但你和他们之间显得有些“不融入”。这种独立是源于你的个性还是刻意？对你的创作又有怎样的影响呢？
      蔡国强：我个人比较寂寞，于是就通过艺术这个时空隧道来弥补我个性上的弱点。你也看到，在国内，我对当代美术史贡献不大，我只是自己在“玩”自己感兴趣的那些事。我希望自己有充分的自由，其代价就是自己变得很独立，很寂寞。无论是在美国还是日本，我总是为自己保留空间。
      《21世纪》：你是寂寞男孩——这句话不太可信。你在跨界合作中是非常活跃的，例如与著名建筑师扎哈·哈迪德或著名设计师三宅一生的合作。如果你是一个寂寞男孩，怎么会有这么多的跨界好友和合作项目？
      蔡国强：因为他们也是寂寞男孩和寂寞女孩。为了排解各自在其领域中的寂寞，他们也要隔三差五给彼此一个电话，或者见见面。我前两日还“被”建筑师弗兰克·盖里致电，他老是要约我聚会，因为他真的很寂寞。

      责任编辑：刘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