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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瑞吉奥·卡特兰的雕塑作品《第九小时》
那些仿效软色情、展陈动物尸体、嘲弄教皇以及别的攻击社会礼仪的艺术作品在拍卖行、博物馆和画廊中随处可见。“按照当今艺术的观点，曾几何时对赫斯特的喜爱被看作是高雅品位，如今赤裸裸地成为了恶趣味的代表。”英国艺术评论家琼斯说。
李峰
“没有什么比高雅的品位更糟糕的了。”英国艺术评论家乔纳森·琼斯在2010年的《卫报》上一声棒喝，“消费者的选择大行其道，俨然成了一种生活哲学，没有比这更乏味的了； 如果有人现在还在当代艺术中秀他的高雅品位，那他简直滑稽到了极点。”
这夸张的言论指的正是达明·赫斯特在保罗·斯托尔珀画廊办的作品展，这展览当时在评论界引发了广泛的哄笑。琼斯一直以来都在激烈地捍卫着赫斯特的天才地位，现在他又一次在“品位”这个湿滑的陡坡上为自己向同行们发起挑战。
“按照当今艺术的观点，曾几何时对赫斯特的喜爱被看作是高雅品位，如今赤裸裸地成为了恶趣味的代表。”琼斯写道，“我很乐意展示自己的恶趣味——我仍很喜欢他。”
如果真如琼斯所言，恶趣味不过是陈年后的高雅品位，那么支持一个备受攻击的艺术家真可谓提前获得下一季时尚门票的明智之举。
然而恶趣味还在考虑范围之内么？这可是个问题。如果是，那么又意味着什么？譬如，赫斯特2007年的雕塑《为了上帝之爱》(又名“水晶骷髅”)，一座镶嵌着8601颗无瑕钻石的铂金人类头盖骨模型：这件艺术品曾被一些人解读为对艺术世界中已经过度泛滥的现象的注脚：对流光溢彩和纸醉金迷的敬畏。但是，不管赫斯特本来有何讽刺意味，当面对高达五千万英镑要价，这种意图也变得难以察觉了。
通过轻车熟路的营销与推广，这座头骨成为赫斯特自1992年《生者心目中无谓之死亡恐惧》以来最热议的作品。 无论在伦敦白立方画廊的展出，还是之后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水晶骷髅”都能吸引大众排起长队围在玻璃橱窗四周，完全无视早已气得冒烟的评论界。
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去年冬天展出的莫瑞吉奥·卡特兰回顾展又是另一个范例：一个艺术家如何以坏孩子的形象——还有顽童般的戏谑——为自己获取最大化的利益，并赢得观众和部分媒体的赞同票。这个展览被主流评论界批得一文不值，但这似乎并不要紧，它仍旧吸引了创纪录的参观人数(约4000人每日)，使得博物馆不得不延长参观时间来收容络绎不绝的观众。
像赫斯特一样，卡特兰也发现了一种更容易挑衅观众感情的模式。卡特兰1999年的雕塑作品《第九小时》，描绘了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被一颗彗星攻击的场面，这部作品只招致了极少数天主教徒的愤怒，而这些人自己甚至都没法确定他们究竟为何受到了冒犯。当2004年这部作品在拍卖会上以300万美元被买走时，卡特兰那种嬉皮笑脸的不敬行为也被认定为一项高价的收藏品。正如彼得·施杰尔达在《纽约人》上所写的一样，卡特兰的职业生涯“揭示，甚或强化了这一事实：自我嘲弄已经成为维持国际艺术框架的生命线。只要让人们觉得自己很聪明，他们就什么都能忍受。思想意识是无法被颠覆或扭转的，因为它自身就在进行这种例行操作”。
恶趣味=先锋派？
近来恶趣味经常被当成先锋派的品位——只要艺术家彰显出“大胆越轨”的意图。鉴于艺术中的低级趣味曾一度大受谴责，那些披着一层翩翩起舞的戏谑面纱，实则传达多愁善感、矫揉造作情调的作品往往受到极高褒奖。杰夫·昆斯、约翰·库林、莉萨·尤斯卡瓦格、理查德·普林斯以及村上隆就是那种深谙如何靠不显山露水地献媚而名利双收的艺术家典型。既然所有人都对这种玩笑很入戏，即艺术本身都对其历来奉行的表现手法嗤之以鼻，那么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
更难定位的是原生态艺术，一种过去20年间从对传统民间工艺的关注中拓展出来的风格，这种风格包含了对精神病态和跳蚤市场扫货的偏执的宣泄。吉姆·肖在其颇具影响力的展览和书籍“旧货店绘画”中，自1990年开始收集了一批佚名作品并对其赞赏有加，事实上这些作品就其使人困惑和费解的程度来说，丝毫不亚于任何学院的超现实主义者做白日梦时想象出来的东西。成立于1994年的坏艺术博物馆，现已在波士顿地区拥有三家画廊，专门收集那些业余爱好者的作品，据其网站宣称，那些作品“都具有一种特性，使其或多或少能与那些完全不合格的作品区分开来”。能力不高的艺术家的真诚和信念恰是其动人之处。
以肆无忌惮的恶趣味为宗旨的艺术不仅侵蚀着学院派准确和稳定的观念，更令它对外界的批评无动于衷，当面对来自写实主义、现代主义、极简主义和后极简主义的轮番攻击时，它高兴地承认自己那值得商榷的品质是有意为之，然后用这种方式武装自己。
即使是长期乐此不疲地冒犯社会礼仪的艺术家诸如保罗·麦卡锡、翠西·艾敏、莎拉·卢卡斯、查普曼兄弟之流都开始发现，现在要自封为叛逆者越来越难了，因为他们都被尊为“蓝筹股”艺术家，他们的作品被各大主流美术馆和收藏家们抢购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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