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史蒂夫·麦奎因的作品《女皇与国家》，由一个带有纵向抽屉的大型陈列柜组成，每个抽屉面板上是一整版阵亡士兵的头像邮票。
而我采访过的另一位德国当代影像大师法罗基（在采访之后半年，他不幸病逝），却正好做了与麦奎因相反的选择。
在50岁以前，法罗基是作家和着名电影人，他的作品主要是在电影院和电视里放映。而二十年之后，70岁的法罗基是德国最具关注度的当代影像艺术家之一，他的作品《深度游戏》、《严肃游戏》由世界各地的着名美术馆或画廊空间来呈现，他参加了卡塞尔文献展和威尼斯双年展，并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举办了个展。他也主动选择了自己的受众人群：他拍过一部电影《关于一场革命的录像带》，1993年在柏林两家影院上映，总共只有两名观众买票入场。但当他在2011年将影片带到纽约MOMA时，每天都有数千人去排队。
法罗基和麦奎因都为自己认同的媒介选择了受众，而不同的是，麦奎因在叙事电影中获得表达空间，而法罗基认为自己从当代艺术中获得了表达的自由度——当代艺术和公众，其实是一种双向开放的关系。
法罗基（左）及他的作品《严肃游戏》
前些天我去艺术家向京工作室，也聊到艺术家和公众之间的这种关系。她说了一个观点非常有意思，那就是关于艺术家的“特权感”：因为艺术家是一群被天赋“赐予”了艺术语言能力的人，艺术家难免会感到自己掌握了某种点石成金的表达的特权，而他们又经常迷惑于这种特权。艺术家如何对待这种“特权”，最终也许就成了好艺术和垃圾艺术的那条“冯唐的金线”。
自从贡布里希在他的《艺术的故事》里写了这么一例金句，“实际上没有艺术这种东西，只有艺术家而已”，人们就喜欢讨论这样一个问题：相信艺术，还是相信艺术家？其实，作为一个有幸可以脱离艺术市场语境的观看者，在当代艺术面前，相信自己就可以了。
贡布里希1976年在伦敦沃尔伯格学院
“好的作品不提供答案，而是提出问题，观看者以他们自己的个人经验来回应，这样便构成一件完整的作品：它可以是一种情绪，一种心态，或者是观看者自己的问题。”作为创作者的录像大师比尔·维奥拉的自省，其实也给了观看者最好的建议。
贡布里希《艺术的故事》插图
当代艺术没有什么了不起，观看当代艺术也不需要装模作样。活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每个人都想要一点答案，不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