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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以前的文章中不断地悲观地谈到，中国知识分子在思想理论上的真空状态和话语权上的全面丧失，是因为传统的思想理论资源无法在现实中生效，我们现在拥有的思维和话语系统是西方的泊来品，而非自身的原创的东西——换句话说，与所有非西方地域的情况一样，在我们头顶笼罩着西方的厚厚的云层，我们的思想和理论矛头根本无法将其穿透。我的一位朋友曾经雄心勃勃企图建立一套宏大的哲学理论体系，并出版了洋洋洒洒几大本着作。我毫不留情地向他大泼冷水，我说了，凡试图这么做的人，下场只有一个，那就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这种情况下，鲁迅是做得最好的，比所有人都做得精确和彻底。因为他抓住了一点，那就是现实针对性。鲁迅从不打算建立体系，反而常常宣称自己的文章速朽，这是他高人一筹的地方。在当下，批评家也好，理论家也好，能做的也就是尽量使自己保持清醒的现实感，把握住现实的针对性，那便算相当不错了，在现今理论空间如此狭小的状况下，一个知识分子的现实感要比想入非非的思想理论更值得肯定。
我的失语症状让我获得快感，不是一种自虐狂的自我宣泄，恰恰相反，它使我得到进一步清理那种不切实际的幻觉，以及排除那种毫无来由的盲目性。古人说，知之为知，不知为知，是知也。我觉得至少应该有这样的自省能力：了解自身的欠缺，在这种前提下，才能够获得这个范围内的自由。所以，我说鲁迅是做得最好的，他给了我们坚定信心的启发，抓住现实的针对性，在各种限制和受压的缝隙中，保持清醒，然后发出自己的真实的声音。
市场的敏感和批评家的迟钝
在一般情况下，人们寄希望于批评家的眼光和公正，寄希望于批评家对艺术现状的准确判断，因为这是批评家的职责——他们吃这碗饭，当然理应如此。然而，眼下的批评家是否满足了人们的期待，是否恰如其分担负了自己的本分，却要打上大大的问号。上海的王南溟一锅端地痛斥批评家座台，话虽难听，不能不承认其中的几分真实性，而真实总比虚伪要可贵。
批评家为什么腰杆子硬不起来？这个问题的成分是非常复杂的，但概括地说，还是金钱的作用为第一。我在和一帮子所谓的着名批评家一起活动时，绕来绕去绕不开一个话题，付出和收入——这也难怪，批评家眼看着那帮和自己一块儿混出来的艺术家已腰缠万贯，阔绰得要命，心里有点不平衡，有点酸溜溜，实属正常。问题是不平衡和酸溜溜带来的后果却不那么令人容易接受，譬如，利用手中的笔开拓生财之道，譬如，不断东奔西颠赶场子捞好处费，譬如……诸如种种，他们心不在焉了，价值观变了，气也短了，所以变得越来越迟钝了。
我们曾被那种伪道学害得够惨，什么安贫守道，什么坚持信仰，批评家的七情六欲和人间烟火都得落实，而且标准还得水涨船高，所以，想多挣点钱，想奔小康中康大康，亦不是丢脸的事。但是，批评家手中的笔毕竟不是用来开掘金矿的，如果致富的念头实在狂热到了不可抑制的程度，干点别的也许效果更好。在此，我透露一点自己的小秘密：以前我和其他批评家一样，写文章收费，而且据说我的收费比同行高出一些。彭德为此在一个会上赞扬我，没有知识分子的臭毛病，该拿多少，明打明的拿。——说实话，当时我还沾沾自喜过。但是，我发觉情况不该是这样的，说是出卖劳力也好，出卖脑力也好，结果都不对。皮道坚曾说艺术家花钱买广告词，那么，我们就是那些泛滥成灾的广告词的制造者。今年年初，我打电话给彭德，告诉他，以后绝对不再写收费文章，如果他发现我偷偷地写，授权他抽我。
市场经济的深入和广泛使得批评家找不到北，越来越多地失去了对艺术实践的影响力，把支配权乖乖地交给了市场本身。在批评家变得迟钝的同时，市场却开始敏感起来——因为涉及到巨大的投入，涉及到保值增值，涉及到从短线到长线的操作，涉及到从国内到国际的交流合作，必然地考验着从业人员的素质，也抬高了进入这个圈子的门槛。与前些年的盲目、无序和混乱相比，当下的市场确实是敏感起来了，由市场挑选和培育的艺术家成了一种新的风景——它建立在时尚风气的基础上，建立在艺术市场的从业人员和少数有钱人合谋的基础上，建立在单向度的霸道的基础上。所以，我得郑重其事地补充一句，批评家的迟钝和市场的敏感是阶段性，是金钱对艺术的暂时性的胜利，长远地看，艺术才是永恒女神，金钱呢？——以从前仁人志士的口吻说，金钱不过是粪土而已。
市场说了算？
1992年，一位画商走进一位艺术家的工作室，惊奇地发现眼前堆积了那么多的精彩之作，心中窃喜，却故意面无表情。艺术家则诚惶诚恐盯着画商的一举一动，生怕这位财神擦肩而过。最后，在艺术家千恩万谢下，画商以难以置信的低价把其作品全部搬走。请读者相信，这不是虚构，这位艺术家现在已是公认的大腕，作品早就成了市场的抢手货，价格之高令人咋舌。
是的，我们就是在这种潜移默化中慢慢适应环境的变化，从一门心思专注于艺术和学术转变为对日益蛮横的市场的唯命是从。关于市场对艺术和学术的有益或是有害不是我要谈论的话题，其中的因素太复杂了，关系到每个具体的不同的对象。我只是提问，在现今，市场上那些炙手可热的艺术家的及其作品，是不是可以作为艺术史研究的材料？因为，从国际上成熟的艺术市场看，市场是跟着艺术史走的，换句话说，凡能够进入并在艺术史占据地位的艺术家及作品，才值得收藏和投资。这里面所起作用的环节很多，美术馆、博物馆、公共艺术机构和赞助制度，专家和收藏家等等，形成了一个相互关联和相互制约的循环系统，金钱在其中只是一种标签，代表了某个艺术家或某件作品的价值和认知度。
我想指出，尽管艺术史是市场的最终标准和尺度，但对于当代艺术家和作品而言，以往的艺术史是没有参考价值的。因为一切都在发生和发展中，没有经过时间的沉淀和淘洗，我们无法找到现成的依据。例如，张晓刚、方力均等人，他们何以变为众人瞩目的名家呢？结论应该是，他们创造了自己在中国当代艺术中的独特性，缺少他们，便给书写中国当代艺术史带来严重缺失。按此说法，可以推断出一个规律，即使那些发生在我们眼前的艺术现象，亦可以从新颖、独特和独创这种角度来判断某些艺术家及作品的价值。
有一次，我与国外一家着名博物馆的负责收藏的研究人员交谈，向其请教这方面的知识，她的一个观点让我记忆颇深，她说，最简便的办法是，收藏那些在以往艺术史上从未出现过的新图式、新材料、新手法之类作品，里面一定会出现未来的卓越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一定会进入艺术史。她还说，这一点上，画商有时候比专家更善于挖掘新人新作，其敏感度超过了艺术史家和批评家。联系到开头我说的故事，能够证明，市场永远不会决定艺术史的走向，但我们对艺术史的检索，有很多结论可以从市场的表现得到验证：艺术史不是孤立的，尤其在当代，它是在市场中获得养料的，两者的关系并无尖锐冲突。因此，我还得补充一句，真正的购买是对艺术史的购买，真正的收藏是对艺术史的收藏。
艺术害苦了多少人？
我没有统计过，全国有多少挣扎在生存线上的艺术家，以及更多的这样的后备军？就我身边的情况而言，许多立志要当艺术家并以此谋生的人正在经历“成名”前的苦难：生活拮据，心情黯淡，经常怨天尤人而又盼望出现奇迹。这是不难体谅的。艺术家在我们的时代不是稀缺资源，艺术与市场的关系又那么密不可分，大多数想当艺术家的人是奔着有名有利去的，目的性非常明确，一切与此无关的东西都变得无足轻重。
平心而论，任何人都应该争取过上好日子，艺术家并不例外。不过，古今中外的无数事例告诉我们，催动艺术家不断奋斗的力量不是过好日子的愿望，因为这样的愿望实在是太初级了一些，有许多其它办法可以达到。我不想在这儿做启蒙教育，讲述那些优秀艺术家的故事，我只打算直截了当说，为了过好日子来当艺术家的人趁早收手，下这样的赌注风险很大，到头来好日子没过上，艺术也没起色，多让人窝心啊！
俗话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一大帮后起者把那些名利双收的艺术家当做刻意模仿的对象，或多或少带有消极色彩。一位不断与我谈论自身处境的学艺中年，挂在嘴边老是那几个人的名字：方力均、岳敏君、张晓刚……他大概常常做这样的比较，一旦时来运转，自己也会与那几个人一样，名气很响腰包很鼓。但是，我没法与他说，他的才智平平，艺术上毫无建树，名气响起来腰包鼓起来的可能性似乎太小了。
我想以这个例子说明一个道理，其实艺术是不害人的，害人的是艺术之外的东西。这么多人眼巴巴地等着靠艺术过好日子，艺术是佛么，会普渡众生么？我觉得如果剔除过于实际想法，艺术给人生的益处反倒会突现出来。马克思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人都是艺术家。博伊斯则把艺术的概念加以扩大，宣称现在人人都可以是艺术家。这样看来，艺术与人生不是一个实际的利益关系，而是通过艺术来挖掘和拓展人生的丰富性。当然啦，我不敢发挥得太玄乎了，空洞的大道理谁都会说。我还是善意地提议，那些吊在艺术这棵树上急切地盼望着过好日子的人，如果可能的话还是早点下来，干点别的也许更好。
有话直说
前不久，老友来访，不免谈论一些艺术方面的事，不料老友有心将我们的随意谈话录了音，并整理成文，我看了一遍，虽然了无新意，多是些老生常谈，但有的问题还是具有针对性。正好《当代美术家》杂志约稿，于是我征求了老友的意见，把我们的谈话加以修改和节选，发表出来，以供读者参考和批评——以下便是我们的谈话：
友：我注意到，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批评家大多变成了活动，变成了被人诟病的“赶场子”的人，他们出现在各种热闹的利益场所，做一些与身份无关的事情，做为批评家，你觉得这现象正常么？
李：正常和不正常是以某个标准来衡量，这个标准是什么？说实话，我无法确立它。批评家变成活动家，到处赶场子，除此之外，他们还能做什么呢？假如他们呆在书斋里辛辛苦苦写文章，读者在哪里？假如他们的苦思冥想只是自娱自乐，谁肯坚持？这里，我不得不用黑格尔那个历史主义的宿命命题来做挡箭牌：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这么说吧，批评家的好时光已经不复存在，批评家的发言权虽在但无人理会……
友：你指的好时光怎么理解？
李：若干年前——具体说，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批评家有一度是很风光很出彩的。他们几乎掌握着所谓的话语权，是某种价值指向的制定者，是是非得失的评判者，是貌似书写历史的一群思想和观念的精英。这显然与当时的社会状况相一致。因为改革开放初期，社会的价值指向尚不明确，很多事物处于尚未展开的雏形之中，需要有人批判、叫喊、推动等等，给了批评家用武之地，这是昙花一现的好时光。
友：这样的解说似乎难以服人，我倒觉得，是你们本身的问题，你不认为自己正在丧失曾经的斗志吗？请你不要生气，我听出来了，你是想把责任推到环境身上，但这是一种经不起驳斥的遁词。如果你保持当年的锐气，照样可以产生一定的影响，至少能够在众声喧哗中多一种清醒的声音。
李：是吗？我还能产生影响？这一点我自己却完全感受不到了。当年我年少轻狂，写了一篇讨论中国画的文章，立即名声大震，搁到现在，写死了也只是一己之见……还有，现在十个老栗也当不了中国当代艺术的教父，现在的教父是金钱！不，金钱是上帝。我身边的艺术家是最好的例证，早几年，他们中的有的人对艺术真是虔诚，一有新构思或新想法，哪怕半夜也会激动不已跑到我这里，拉着我谈啊谈，艺术象信仰一样指引他们的生活。但最近几年，他们再也没有谈论艺术的兴趣，一丝一毫都没有了，只热衷对好房子好车子，说实话，我都怕见他们……这不是个别的，而是普遍的。市场象洪水一样淹没了所有人，我看到极少数的人还在挣扎，企图逃出来，但大多数已经淹到底里，死透了。
友：这是你回避的理由吗？
李：不是，我是厌恶，对那些骨子里浸透利欲的人，谁来拯救？再说我也不愿扮演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角色，我没那么高尚，也没那个才力。
友：你还是有愤怒嘛，说明你仍然没有忘记你的身份。
李：愤怒有两面性，既能使人保持审视的能力，又会让人失去理智。我记得台湾的龙应台写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会愤怒》一文，指的就是普遍的麻木和冷漠。当我们面对那么对的不义和肮脏，我们必须愤怒并表达自己的看法——当然啦，表达是因人而异的。正如我在台北，拜访龙应台，向她提到她和李敖在大陆有很多读者时，她面露的不屑表情，扔了一句：他怎么能和我比？我理解她的意思，一个不喜欢当众作秀的知识分子是不会对李敖抱有好感和敬意的。
友：你这么一说，我想到了陈丹青，有人称他是“老愤青”。
李：前不久我在北京，有人对我谈到陈丹青，口气中充满轻蔑。什么“老愤青”之类。我当即反驳：别把自己的油滑当智慧，丹青的愤怒是针对什么的？是他的一己之利？还是他有不可告人的私愤？很多人只看愤怒的形式，不关注愤怒的针对对象。当下的中国有那么多令人无法心安的丑恶和委琐，不该痛斥吗？有那么多的卑鄙和腐烂，不该揭露吗？我想特别强调，越是有名望的人就越应该摆正自己的姿态，别把自己放在与丑恶现象狼狈为奸的位置，或者故意装聋作哑，成为让权势摆布的木偶。我在一些场合，批评过杨震宁现象，我的大意是，凭杨震宁那么高的社会地位，人们赋予了他那么多的荣誉，他为社会和道义承担了什么？我并不要求他象前苏联的萨哈罗夫那样绝对化，但至少应该说出一些对制度体系、对社会现象的独立的见解。杨震宁一会儿为中国传统大唱赞歌，一会儿说中国的大学对中国的贡献比美国的大学对美国的贡献大，又带了小太太到处出场作秀，象娱乐明星一样。杨震宁在科学上的贡献有诺贝尔奖做支撑，但在人文和艺术上的见识，非常平庸，而由于他的社会地位和声誉，很容易迷惑众人。我称之为“杨震宁现象”，是要表达，我们社会的许多名流太油滑，太懂得自保，特别是身在文化界、思想界的那些名家们，把他们的言论仔细检索一遍，就会明显地发觉，他们太缺乏责任心了，任何事情和现象都不会让他们愤怒起来，玩小聪明到头来只能自己的形象抹黑。实际上，稍有自知之明的人都明了，靠我们最近的几个老人，如钱钟书、张岱年等等，不过是“旧时代”留下的“残渣余孽”，我们和我们的上代学术人物（五、六十成长起来的那一群），要学问没学问，要思想没思想，底子差得没法说，对中国文化的推进几无尺寸之功，所以我自己是很没劲的。我不断尝试着多读点书，多深入思考些问题，但力不从心啊，底子太差了！从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的大轮廓看，上半叶可说是群星闪耀，各界都有领军人物，下半叶则是一片凋敝……
友：我觉得你稍有夸张之嫌。
李：你注意过现在那些名流的言论吗？
友：这和他们发布言论的渠道有关，我相信有些是言不由衷的。
李：这是事实。出版社和杂志的头头只需要做好两件事，一是牢记不能踩地雷，一是一脑子挣钱的念头，以至烂书烂杂志泛滥成灾，最终受害的是什么我想明眼人心里全都清楚。我记得康德说过，你可以沉默，但不要说违心话。做帮凶也好做帮闲也好，性质是差不多的。
友：或许这叫迂回战，明的不能说，就打哑语，这古代文人的老法。例如总是用大谈传统办法进行软抵抗。
李：有两点需要注意，一是体制万能论，目前这方面的言论比较多，把西方的宪政、市场和选举奉为唯一的良药；体制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一本书上讲到钱伟长在旧清华和新清华的不同遭遇，钱先生曾感慨：蒋校长（蒋南翔）不是梅校长（梅贻琦）啊！我觉得钱先生可能回避了问题的实质。显然，在旧清华，蒋校长恐怕当个助教都困难，而在新清华，梅校长恐怕只能做个勤杂工，这是他们两个人背后的体制在起作用，是按体制要求来录用以及淘汰谁谁的；但宪政、市场和选举是万能的吗？说得远了，省略不谈亦可。二是文化自大论，为中国古代的辉煌文化大唱赞歌，其实是典型的阿Q心态。什么黄帝纪元，什么穿汉服，什么回归传统等等。我弄不明白，会有这么多脑子进水的人在瞎起哄。你想想，假如现在满街走着穿汉服的人，那不是一群群的小丑么？而假如在美国的道路上奔驰着咱们中国品牌的汽车，欧洲人用着中国品牌的家电，日本人用着中国品牌的手机，情况又会是怎样呢？这是一种设想，并非对立，我相信，文化与科技是一致的。我有比较强烈的民族情绪，希望中国人都有民族自豪感，但我不是民族主义，周树人的弟弟说：凡民族主义必含有复古的思想在里面。复古是死路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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