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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卒姆托(Peter Zumthor)对双年展的贡献则是聪明地运用艺术和时尚的语言重新定义了他曾经备受争议的洛杉矶艺术博物馆(LACMA)方案。他在军械库尽头的装置是该博物馆方案的一个加大号衣帽间版本的模型，毫不夸张的说，其实就是由克里斯蒂娜·金(Christina Kim)设计的罩袍似的衣物组成的彩虹坡道。
克里斯蒂娜·金是DOSA的创始人。这一位于洛杉矶的生态时尚品牌以视觉语言表现来自第三世界的本土文化。瓦尔特·德·玛丽亚(Walter de Maria)作于1968年的Ocean Music作为配乐，伴随着花式推广与奢华织物混搭在一起，似乎很有技巧(实则莫名其妙)。
我们无法洞察建筑的真谛，提出关于“真实”的臆想，其实不过是对当下全球建筑的一种谄媚与顺从罢了。
在小说家堂·德里罗(Don DeLillo)最近出版的《Zero K》中，作者描绘了一种不同的当下，一个社会、政治、气候、经济这些危机都迫在眉睫的时代。他在叙述中提出了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在The Convergence这一遥远隐秘的机构里，有手段的人可以选择低温保存他们的身体，从而在未来某个乌托邦式的时机复活。在作者假想的世界里，这一机构所体现出的坦诚的美感也许来自于乔治·卢卡斯的第一部科幻电影《五百年后》(THX 1138)或是上世纪70年代的观念艺术，也掩盖了正在运作中的可疑信仰体系。
在前往双年展为期两天的预展之前我一直在读德里罗，于是在看展时始终无法摆脱一种身处平行桥段的感觉。
“前线报告“对于建筑的理解本质上是现代主义的，坚信建筑可以通过材料回归、空间逻辑和技术得到救赎。
也许这种“坦诚”的对立面不是否定阿拉维纳策展工作的社会和物质意图，也不是否定倡导计算形式主义的技术可能，而是看看那些狡猾的、边缘化、虚伪的一面，那些比“前线报告“更迫在眉睫的建筑假象。
举例来说，德国国家馆与荷兰国家馆都选择探讨移民问题——前者关注落脚城市的城市状况及居住解决方案，后者则将联合国维和方案遍及了全世界。而山姆·雅各布工作室(Sam Jacob Studio)则等比复制了法国加来的一个难民帐篷，将一个帐篷单元的内部结构展示给观众。
这一作品在双年展上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应用艺术馆(Applied Arts Pavilion)由柯鹿鸣(Brendan Cormier)策展的“脆弱世界”(A World of Fragile Parts)里展出。雅各布让助理三维扫描了帐篷原型并用3D打印技术等比复制出来，由此而得到粗糙、不精确，不真实的产物。这件作品用建筑语言质疑了表现的真实性，暗示我们以旁观者视角理解真实情况的局限性。
“仅仅指出状况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坦诚的。”阿尔巴尼亚国家馆的策展人利亚·惠特曼-萨尔金(Leah Whitman-Salkin)指出观察和研究仅仅是一种特权位置。
相对地，阿尔巴尼亚国家馆展出的“我把山留给你”(I Have Left You the Mountain)由惠特曼-萨尔金、西蒙·巴蒂斯蒂(Simon Battisti)和设计团体?b?ke共同策划，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的声音遗产、低声部复调音乐民歌录制成声音，
表现了四处迁居的阿尔巴尼亚人的憧憬和更替。
根据策展人所说，在2013年，45%的阿尔巴尼亚国民都居住在国外。比起简单重现这一说法，他们选择邀请10位作家、诗人和思想者就这一主题撰写文字，被邀者包括诗人穆里·巴尔古提(Mourid Barghouti)和建筑师尤纳·弗莱德曼(Yona Friedman)。
这些文字作品被翻译成阿尔巴尼亚文，由传统歌手演唱，并录制成一张12英寸黑胶唱片，由馆内的8声道声音装置循环播放。这些乐音中所流露出的灵性的诗意，是那些典型建筑装置所不能及的。
在同一馆内其余的家具由英国设计师麦克斯·兰博(Max Lamb)设计。虽然看上去和古典废墟的碎片略有相似性，这些长凳和椅子实际上由被聚氨酯橡胶包裹的泡沫聚苯乙烯块制成。被重新赋予目的的材料在“前线报告”中随处可见——玻璃瓶、纸板，还有工程师纳克?昌德(Nek Chand)突发奇想从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昌迪加尔建筑搜集的建筑垃圾，建成了其35英亩的石头花园。
轻量、防水，几乎防弹，兰博设计的家具缺少回收的价值，它们足以抵御世界末日的到来。“我把山留给你”的整体影响比起建筑界，更多是对艺术界产生的，但是其在媒介间游移的真实性既抽象又引人注目。
同样的，乌拉圭国家馆从艺术出发，尤其是表演和社会活动越来越多地在建筑中得到应用。名为“重新启动”(Reboot)的这一项目具有迷人的欺骗性，展出了一系列违法行为的档案——在预展期间参观者从其他场馆偷来的物品。参与者身着绿色塑料“隐身斗篷”，突袭其他展览。
作为一场特定场域的表演，这些破坏性行为旨在对话60年代发生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的圖帕馬羅斯國家解放運動中城市游击队的革命性成果，在绿堡花园里重现这一平行都市。然而既然双年展是向公众开放的，乌拉圭的策展群体已经关闭并密封了他们的档案，把“赃物”藏在了展馆建筑里。他们说：“你们现在可以欣赏合法的双年展了。”
当以上行为从视野中消失，仍可以看到底特律抵抗组织(Detroit Resists)在虚拟视界的行为。这一自称为激进主义分子、艺术家、建筑师、社区成员同盟的组织，数字化地占领了美国国家馆，抗议其策展立意“建筑的想象力”(The Architectural Imagination)，在他们看来这是误导性地企图利用底特律完成一场牺牲市民和相关利益者的官方实验。
“以参与性为托辞，然而谁真正参与了呢?”底特律抵抗组织的成员安德鲁·赫尔舍(Andrew Herscher)提出了质问，“我们很怀疑这些项目到底是否能发扬底特律文化。”
抵抗组织创造了一个增强现实装置，重现了展馆空间，在其中插入来自“#黑人的生命同样重要”以及其他本地运动的口号和抗议海报，还有一个写着“给水自由”的水塔。双年展观众可以用AR软件LAYAR看到这件装置。
底特律抵抗组织对技术的使用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颠覆了我们如何理解以社区为基础的建筑和行动。过去几年里，建筑中社会/政治的一面和正式的一面在话语中分离为了两种运作模式：脆弱的“手工派”和精细的“电脑派”。这些前线不应当是相对立的。
事实上，在我们广泛互联的世界里，立足社会的设计并不限于对物质文明的坦诚，更是在这个无所不在的、民主的数字化领域里的一股积极参与的力量。这一切不会比这更复杂，也不会比这更简单。
关于作者
Mimi Zeiger是生活、工作于洛杉矶的记者、评论家。她关注艺术、建筑、城市化、设计等话题，供稿于包括The New York Times、Domus、Dwell、Architects Newspaper和Architect在内的多家出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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