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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伊斯坦布尔双年展的户外展示现场
卡洛琳·克里斯托夫-巴卡捷夫是双年展领域的关键角色，曾被誉为当代艺术领域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不久前在上海参加国际双年展协会论坛时，她接受了《艺术评论》专访，出乎意料地表达出对于艺术世界的悲观情绪，“艺术讲的是一种普遍性，或者说是人类共同的美学理想”，但是在现实中，由于文化、语言的隔阂，“这种普遍理想是无处安放的”。
卡洛琳·克里斯托夫-巴卡捷夫（Carolyn Christov-Bakargiev），是双年展领域的关键角色。她策划过2008年的悉尼双年展、2013年的卡塞尔文献展、2015年的伊斯坦布尔双年展。2012年，她曾经被《艺术评论》（Art Review）杂志评选为当代艺术领域最有权势的人物之一。
不久前在上海参加国际双年展协会论坛时，她接受了《东方早报·艺术评论》的专访。出乎意料地，她表达出对于艺术世界的悲观情绪，“艺术讲的是一种普遍性，或者说是人类共同的美学理想”，但是在现实中，由于文化、语言的隔阂，“这种普遍理想是无处安放的”。
卡洛琳近年频频受邀参与中国当代艺术奖项的评选工作，对中国当代艺术家有不少了解，但她依然清醒地认识到：“我们读不懂中文的艺术杂志，也无法获知中国当代艺术的真实情况，除非把它们翻译成英语。”
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清醒的意识，让她习惯于时时换位思考，从不同的文化、族群的角度去审视世界，甚至超越人类中心的思想，“人们只有逐渐放下‘人类中心论’的包袱，尝试多样视角并接受世界的多样性，未来的世界才有希望之光。”
艺术评论：2015年，你策划了伊斯坦布尔双年展，伊斯坦布尔无论在地理还是历史上都处在一个相当独特的位置，因为它连接着东方和西方。在策划双年展的时候，你是否会关注社会与政治背景？
卡洛琳：我以语言为例来回答。比如我现在必须说英语，因为英语是艺术界的世界语言，但英语意味着误解。我住在意大利，工作在意大利，日常语言是意大利语，但我和你们说话的时候需要用英语，而不是意大利语。我在土耳其工作的时候也要讲英语。我认为现在世界上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全部要说英语。这或许算是我的回答。
从语言的角度看，我们生活在一个统一化的世界，全球化的语言是英语，既不是汉语、俄语、意大利语，也不是土耳其语，甚至艺术界的通用语言也是英语。但是我们生存的世界又十分动荡，政治上的纷争此起彼伏。我们要思考的是，这个由一种语言统一起来的世界，同时又是破碎的、分离的、不稳定的，艺术世界亦是如此。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艺术就是一种幻象，它是不真实的，像一场梦。因为艺术讲的是一种普遍性，或者说是人类共同的美学理想，以及艺术与社会、政治的关系的讨论，但现实中这种普遍理想是无处安放的。
比如英语，它虽然是一种全球语言，但它是虚幻的，现在虽然我们都在讲英语，但你们不了解我，我也无法了解你们，因为我们的母语并不是英语。就像罗马帝国覆没的时候，从苏格兰、北非到土耳其，所有的人都在讲拉丁语，然而没有人真正理解拉丁语。他们用拉丁语交流，但是他们互相并不了解。这就是当今世界的现状。
在中国，语言也很有意思，十几亿人口竟然全部讲汉语，这也从侧面证明了艺术世界的全球化其实是一种幻象，因为中国本身就有自己的汉语艺术世界，中国的艺术家们彼此十分了解，而我所居住的托里诺市（Torino）居民则永远无法深刻体会。我们读不懂中文的艺术杂志，也无法获知中国当代艺术的真实情况，除非把它们翻译成英语。
我们生活的世界其实并没有真正的知识交流，虽然进入数码时代以来，迷信数码科技的人们总宣称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地球村，知识可以随意流动融合。他们谈论跨学科与多学科，但其实我们甚至不能在一起谈论早餐，那又如何在一起谈论哲学与科学呢？
我对世界的现状并不乐观，艺术世界同样存活在虚无的理想里。
直白点说，策展的时候我必然会考虑到当地的背景。比如2008年的悉尼双年展，我定的主题是“倒置”、“革命”和“互换视角”（Revolutions - Forms That Turn）。澳大利亚位于南半球，水池里的漩涡不是逆时针，而是顺时针转动的，因此这次展览将会探讨“倒置”的意义。同时，我也强调要以“倒置”的视角看政治。比如，我们一直是站在监狱之外看向监狱里面，从来没有尝试过站在监狱里面看外面的世界。受父权社会的影响，监狱外的人会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思考：我们必须保护犯罪的人，教育犯罪的人。那么我在悉尼双年展的构思——“互换视角”，便针对这一姿态提出了疑问：监狱里的人是如何看待外界的？
这构思与澳大利亚的政治有关。众所周知，澳大利亚的建国功臣其实是来自英国的罪犯。18世纪最初从英国来的罪犯，建造了自己的国家，又把罪犯关进了监狱。这涉及到受害者与加害者的关系。黑格尔曾在奴隶主的问题上提到过同样的身份调转关系，即奴隶主原本是受虐者，成为奴隶主后便成为施虐者，弗洛伊德和拉康也表达过类似观点。此外，双年展与社会背景有关是因为有许多当地的艺术家参与其中。
我在土耳其主持伊斯坦布尔双年展时，常常会想到这个国家的过去。它曾经是个驰骋东西的帝国，就像古代中国一样，奥斯曼帝国的疆域非常辽阔，从巴尔干半岛、非洲北部一直延伸到叙利亚。然而辉煌的帝国一日崩溃，最终萎缩成一个小国。之前土耳其国内有庞大的希腊群体和亚美尼亚群体，后来希腊人被遣散，亚美尼亚人遭到了屠杀。
这是一个偏执与妄想的故事：当一个国家失去了外部的疆土，就开始害怕内部的敌对势力，社会内部关系就会变得非常紧张。所以伊斯坦布尔的双年展是关于综合征的，我策划的双年展从来不直接与当今有争议性的问题关联，它们总是回顾过去的政治和历史，努力吸取历史教训作为当今政治的前车之鉴。而且我认为历史是重复的，当今的局势都能在历史上找到类似的图景。我擅长以考古学的方法来看当今世界，因此当你提到现今局势，我会用过去来回应，因为在我眼里过去与现在是一体的。
另一种常用的手法是心理分析法。心理分析是关于成年人与刚出生时原初混沌状态的关系。四五岁之前，我们尚未成为有意识的主体，只生活在一片混沌之中。当时是什么心理状态，我们自己无从得知。我们只有在与这种混沌状态的联系之中才能构建出自己的主体性。这种论调与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和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有关，而我在实际策展中也会十分注重混沌状态的表达。
此外我认为中国本土有很多优秀的艺术家，比如汪晖，他提出了“齐物平等”的观念。据我所知还有位中国女诗人，在“文革”中受过压迫，她用英语写作，现在非常有名。或许我们应该收回向外的目光，关注我们所立足的土地。
艺术评论：中国现在约有13个双年展，分布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地。如果邀请你来担任策展人，你会有什么建议？
卡洛琳：首先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精力，因为做了太多双年展，现在有些累了。但我喜欢到处旅行并学习。通过学习与当地建立互动，才能找出与当地文脉、当地人群之间的联系。我觉得中国艺术界很有意思，我受邀担任过不少中国艺术奖项的评委，例如前不久的AAC艺术中国奖项，我把奖项颁给了刘韡。参与这类评选的时候，我会接触不少中国艺术家，所以我对于中国艺术界算是小有了解。在我看来，徐冰是非常优秀的艺术家，他是年长一代的艺术家，也是很重要的艺术家，最近他的作品尤为精彩。我知道他最近正在利用监控摄像头拍到的影像进行创作，这些影像被上传到网络上，就像是互联网的垃圾，他会将之重新组合，形成自己的作品。我最近拜访过他，非常喜欢他这件作品。另外我也很欣赏彭禹和孙原，当我很年轻的时候，就在意大利结识了蔡国强，还有宋冬，他的作品《白做园》（Do Nothing Garden）也非常优秀。我还认识很多年轻的艺术家，有名气较大的曹斐，还有更年轻的一些。
艺术评论：现在中国有些艺术家坚持传统艺术，不与国际交流，几乎不为外人所知。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卡洛琳：这种现象很普遍，从伦敦、巴黎到纽约，到处都一样。大部分艺术家只是埋头做自己的艺术。假设纽约有1万名艺术家， 那么大概有9900人都在从事传统艺术，而其他地区的人对此一无所知。国际策展人在策展的时候不与他们联系也是正常的。中国的策展人也会这样。
艺术评论：另外一些当代艺术家，他们的艺术似乎更容易在国际上引起反响，而非当地。你认为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卡洛琳：这是一个误区。如果街头的群众不懂数学或物理，人们觉得很正常，但如果他们不懂艺术，人们会觉得奇怪。人们普遍认为艺术是一种见仁见智的感性存在，不需要专业知识，这其实是不对的。艺术、文学与自然科学一样，都需要专业知识。
最好的文学家，比如英语世界的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和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他们的小说在他们自己的时代是无法被理解的。我想说的是，高雅艺术就像自然科学一样，有足够的准备和积淀才可以理解。如果无法理解，那就需要学习和研究，就像需要学习数学或物理一样。
艺术世界有不同的层次，每个层次有不同的编码或者公式，而艺术就像语言，有精通者也有入门级，只有达到一定高度（例如艺术家）才可以用艺术说话。普通人可以理解传统艺术，因为传统艺术已经出现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但当一种新的艺术出现的时候，人们会觉得突兀，无法接受。
回到双年展的问题，双年展就像一个分裂的怪兽，它一方面用高雅的艺术语言发声，但迫于资金问题，又需要面对大众，融合大众可以理解的艺术，让更多人参与其中。
我可以平衡好二者关系，部分源于我是一个母亲，我会经常反思母亲与孩子之间的关系。我教孩子读书认字，但他们教我如何理解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基本关系。这一点对我的策展很有启发性。假设孩子只有桌子的高度，他们的视角就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们教我去思考人类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在当今艺术世界，艺术家们受社会或政治的影响，更倾向从种族或经济发展角度去思考，却极少去反思不同人（像儿童、老人或残疾人）的心理状况。我常常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整个世界，从猫、狗甚至蜜蜂的视角去体会，世界上物种如此多样， 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眼中的世界。但是西方文化长久以来都以人为中心，认为人站在地球生物的顶端，统率全世界，这种观念实在荒谬；东方文化受禅宗影响，较早懂得万物有灵以及慈悲心理，因而谬误或不如西方严重。
人们只有逐渐放下“人类中心论”的包袱，尝试多样视角并接受世界的多样性，未来的世界才有希望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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