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康
张子康的身体里仿佛内置了一块从不出错的时钟，时间被细密分割成零落但却精准的切片，以极小单位高效管理并运转着他作为一个美术馆馆长的日常。
在一切还散发着新鲜气息的新绎美术馆，我和张子康相处了大概三个小时，意外见证了他的三场会面和一顿食堂午餐，刨去和我聊天的一个小时四十分钟，他吃饭加上和人谈事儿拢共只用了一个小时左右，但却敲定了美术馆内的餐饮合作，美术馆艺术疗愈的方向，以及一场商业展览的铺开……而除了这些“小事儿”，10月即将迎来的双年展、馆内设施的逐步专业化，都占据着张子康更多的时间和心力。
在新绎美术馆这个开阔同时又庞大的空间内，张子康很少长时坐定，甚至也不会过久逗留在某处，他不断来回奔走，在迷宫一般的通道和消防门之间快速穿梭，他身上有种跃跃欲试的气息，和一切即将在眼前展开的兴奋感。
这一切让人无法把他与退休这样彰显年龄和暮气的词汇联系起来。事实上张子康本人也坦陈，从央美的退休并未带来什么特别的感受，他既没有停止工作，也没有让自己从忙碌的状态中抽离出来，画画、带学生、策展、迅速投身新绎美术馆馆长这一新角色，他留恋着艺术现场的温度，同时也产生出某种只争朝夕的紧迫……他说，过去三十多年不断腾挪辗转的被安排人生里，他从未有过哪次主动的选择，但退休后面对新绎美术馆这片空白，他第一次有了“想要尝试”的冲动。
在很多人的预设中，张子康的新开始当然与他的过去紧密捆绑着：从河北一路到北京，做报纸、做出版、学设计、做美术馆，期间伴随着他在体制内外的游走，以及先后经历过的民营、国家和大学的美术馆形态，他有着足够多的经验和资源去撑起这座新美术馆。但在张子康看来，过往的经验显然无法应对当下的情境和问题，在今天做一所地方民营美术馆，比起二十多年前面对今日美术馆，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都只会更多、更棘手。但他也并不为此感到焦虑，时间带来的经验在此时显示了它的作用，提示着一种更为朴素的方法论：那就是，去做，既不惧怕失败，也不过分希冀成功。
做美术馆，我从来不想能不能成，张子康说。在他看来，成与不成，往小了说是运气，往大了说，是时代。
以下为张子康自述，由打边炉采访整理。按照惯例，文章发表前经由受访人审校。
从头开始
想想过去三十多年，我做过的所有工作几乎都是从零开始，从比较大的挑战开始。河北师大国画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河北教育出版社，先是下基层做了两年报纸，编辑、美编什么都学着干，回到出版社又开始做设计，也是一边学一边试。后来河北教育出版社成立文化编辑室，我又到了文化编辑室，在工作的过程中重新学习理论知识。1999年到北京开始负责河北教育出版社在北京的分公司，启动资金10万块，且不会再有追加投资，当时脑子里就一个念头：成，就留在北京，不成，就回河北。分公司真正从零开始，但到了2003年，经过了不到四年的时间，我们已经是全国公认的艺术图书做得最好的机构。后来，为了扩充出版资源，我代表集团以馆长的身份运营今日美术馆，这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当时做美术馆运营，恰逢改革开放之后全国文化艺术领域的蓬勃发展，以及我国美术馆作为一个新业态的兴起，今日美术馆成为民营美术馆的先行者和标杆。后来陆续任职于国家画院、中国艺术研究院、文化艺术出版社、中国美术馆等多个单位，直到中央美术学院，又开始了一边教学，一边写作，而从教学内容出发我必须要有自己的策展实践，于是又陆续策划了一系列的大展……
说起来我们1960年代出生的这一代人还是比较幸运的，每一步都被安排好，虽然都是被动，但当时无论哪个单位、哪个岗位都给予了我们极大的发展空间。一个机构、一个人能够有所发展，有多方面因素，当然能力高、专业强是必需的，但只有这些还远远不够，还要选对方向、顺应大势，抓住每一次机会，才能有所成——今日美术馆当时能成功就是抓住了民营美术馆发展的机遇，只不过很多时候，机遇是以需要解决问题的形式摆在面前的。
虽然今日美术馆的第一年就实现了收支持平，但我们最初更看重的是出版联动，那个时候有意识到要做新东西，但对新东西到底长什么样却无从想象。美术馆到底应该是怎样的？美术馆的经营该怎么做？美术馆如何面对观众？带着这些问题，我们找到相关领域最顶尖的专家，通过他们得以明确美术馆能达到最高点所需要的条件，同时我们多次赴国外调研，试图搞清楚在我国的发展过程中美术馆运营到底要做什么以及如何做。所以都是一个慢慢走向成熟的阶段，包括我个人的认知和经验也在处在这样的建构之中。
自觉
在行业整体大繁荣大发展时期，美术馆人要有快速行动的自觉，要主动思考如何连接体制解决一些合理性和合法化的问题。例如在今日美术馆之前，中国虽然有非营利性质的民营美术馆，但大家在身份上却并没有这样的认知，当时我很幸运遇到一位去国外调研过的民政局专家，他回来后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在他的努力下今日美术馆拿到了0001号的民办非营利执照，也是从那时起，非营利美术馆开始在中国兴起。
我想如果要谈今日美术馆的贡献，可能这算是一个起点，不是说这个起点是唯一的、超越的，而是让一些问题在非常难得的机遇之下得到了重新厘清和思考。很多时候在大的机遇期，向上、向远处思考是非常必要的，这样才能真正形成社会化、国际化的连接，形成自身地位和与时代关系的锚定。
切入
大家都比较强调我在体制内外的穿梭和切换，但其实我所谓的体制外角色都是兼职，出版社的时候兼职做美术馆，一直到后来政策不允许了才结束这个身份。事实上这一路看起来，都是跟随政策在变化，每个行业在不同阶段都有窗口期，越是这个时期越需要你能快速地推进工作，进而找到与自身专业化建构相关联的契合点。
每个人都与时代产生着关联，关键是要找到那个切入点，去思考它在哪里、能不能突破。我的每一段履历，都是从一个点乃至一个基础做起来的，做出版的时候我从策划一直到最终付印、运输，就连修菲林、调色、印刷这些工作我都盯着，做美术馆馆长的时候也会钉钉子、裱画、刷墙、贴展签，从布展的每一个细节，到策划，再到深度的学术思考，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一个美术馆馆长，必须能够独立完成所有流程，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当然不是说这些流程我都能做到最好，但至少不差，最关键是要一直可以推进、可以更好，同时这个过程尽量找最好的专家，借助最优质的外部资源，在不断拓展认知的过程中提高整个团队的水平，完善美术馆建设的各个方面，这既是机构机制建设的完善也是美术馆人自我学习的过程。
长线
我一直有一种思维模式，就是要从一开始就找到这个领域里最好的那部分人，去接触，去学习，去提问，这是每次进入一个新的行业都必须要做的事情。获得了众多有价值的信息后，还要思考、甄别、梳理，哪些有用，哪些没用，哪些未来会用到，哪些能和当前的需求发生关联？这时候需要的是整体的、长线的思维。其实中国当下社会中非常普遍的是点状和短线思维，短线思维会让你一直盯着眼前那点事，视野和认知就会越来越狭隘。
如果能带着一种超越性的目光和态度去看，你可能会发现很多时候一些似乎不可调和的是非和分歧，其实也不过尔尔。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强调学术思维，因为学术思维是以科学的思考方法看待事物的整体，并在这个基础上给出事物发展的新的思路和想法，我们的创作其实也是如此，如果从学术思维的角度看当下的某些创作，其实都是大有问题的，因为它们缺乏独特性，因而也失去了创造性。
一个健康的社会中，政治、经济和文化是并行的，如果某一部分过于强大，超过乃至压制了另外两个的时候，这个社会就会畸形，这是发展失衡后出现的结果。我们今天似乎又很难去形成一种稳定的、科学的学术思维，因为发展的速度太快了，一切都来不及沉淀，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捆绑在一种快消的商业思维下，做什么都像做生意，今天赚多少钱，明天亏多少钱，一算都算得明明白白，但对文化事业而言，对年轻一代而言，这一套是行不通的。
我们美术馆人都知道，通常连明年的预算可能都解决不了，那怎么去做？更何谈那些长远思考，那些未来的愿景？一家美术馆，只有在愿景清晰的时候，文化积累形成连贯性和整体性的时候，赞助对你才有信心，形成的社会连接才能有效，但当下恐怕是信心最为稀薄的时刻，也就是说做美术馆、做文化事业最需要的那道屏障，我们是没有的。
经验
我始终认为，做美术馆没有固定的运营模式可谈，因为每一个美术馆所在的地域不同，拥有的资源不同，运作方式也一定不同，面临挑战也会不同。你在西北边地做一个美术馆肯定和一线城市有很大区别——地方的人群，社会的结构，消费的层面都太不一样了，举办一场展览的效应也会有明显差异。所以美术馆运营没有一套固定的经验和方法可以遵循，只能是在具体处境中获得一种方式或者标准，而这套方法不可挪用，不可替代。
在国内，我可能是唯一一个做过三种美术馆的从业者了，从民营美术馆到国家美术馆再到大学美术馆，其中当然有很多是时代的巧合和命运的转动，但个人面对三种截然不同的美术馆形态，是无法照搬和沿袭同一种经验模式和某个具体手段的，甚至所谓理想状态的美术馆，也在不同地域、不同时间阶段有着不同的落地模式，更何况总会遇到完全不同的问题，那就需要你拿出具体的、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所以我认为“吃老本”是永远做不成文化事业的，没有什么是固化的、经年不变的，只有不断迎接挑战，不断拿出新东西，才能有未来。
我在美院给研究生授课的时候也一直讲，我从来没感觉我比谁强，比谁更懂，或者断言谁不适合做艺术，教室里下面坐着的学生，很多都留过学，也都大量接触互联网，大家的区别只是获得知识经验的途径、方式不同罢了，你怎么敢去随便评判呢？如果真的对比，可能最大的不同是你年长一些，在时间的帮助下积累了一些整体性的经验判断，但经验性的东西所能起到的作用也很有限，也就是碰到相同的问题时提示你避免再犯重复的错误，仅此而已。
主流
当代艺术机构必须要有一个认知，那就是虽然当代艺术审美是社会发展的必然需求，但它可能很难成为主流——因为主流永远都是顾及眼前、忽视长远——尤其在大环境不好的时候。
社会的发展，总会遇到一些挑战和变动，甚至是战争和灾难，这时满足基本需求成为更迫切的事情，而艺术审美作为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只能退居次位。尽管艺术能影响未来，但当下的事情却永远是最紧迫的，这就是一个矛盾。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越是经济发展放缓的时候，越要警惕短线思维，越要有超越性的长远考虑。其实这也是全世界美术馆都在面临的一个问题，这个时候，美术馆要面对的命题也和上升时期有所变化，更多要考虑的是，如何尽可能地实现与社会当下的连接，例如在艺术审美角度对动荡和生存议题展开讨论、产生互动并发出呼声，在这个基础上，可能会有优秀的、贴近这个时代背景的作品出现。与此同时，在这个时期，美术馆撬动的资源可能会很有限，那就要靠社会化服务来弥补，把此前依靠上层资源获得的支持转移到社会层面，以此来缓冲经济方面的压力。
拓延
其实对我来说，新绎美术馆也是一个新的尝试。现在有个大的发展趋势，就是从中心走向边缘——无论经济还是文化，这是我们时代的特色。现在许多商业体、美术馆都在不断往边缘拓延，这种拓延一方面可以降低成本，另一方面可以将自身生命力放大。在眼下这个相对复杂的阶段中，有些事情很难说清楚，但可以确定的是过去的方式显然无法适用于今天，因为在一线城市，很难重新整合出一个新的文化产业区，也很难从零建立起一个完善的艺术生态，反而像廊坊这样的地方，可以拿出一块60万平方米的空间，去打造集合了五大剧场、美术馆在内的艺术小镇，从而形成文化和商业的生态互补，这是一个非一线城市地方发展的机会。
当然抓住这个机会可能会成功，也可能失败，但成功与否的原因不在于资金的多寡，而在于人才资源和战略构想的差异，这既是机会也是挑战。如果要做一个传统的经典美术馆，廊坊这样的城市没有任何优势，而一旦真的能打造出有专业高度、比一线城市还要有学术价值的当代美术馆，后续一些资源会自然流向这里，从而形成新的艺术空间生态。
出击
做今日美术馆的时候，专业并不是我的优势，更多拼的是一种热情，又幸运地赶上了好的发展时期，那时候是在一种对未来不太清晰的感觉中，靠着想做成一件事的奋斗感作为驱动力。而相比之下，现在我对美术馆有了更为清晰的认知，但从当前的社会发展背景看，面临的问题要比当年更多，面临的挑战也比当年更大。人往往是在不知道前面的路有多难的时候，才会不管不顾地往前冲，当一件事物和它所具备的难度看得越清楚，心里反而越有压力，这种心境上的不同也会带来不同的工作方法和态度。
如果说过去的我是一个幸运者遇上了时代的巧合，那今天就是一个主动向现实发起挑战的出击者，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我做任何事情都不会去想能不能成，更何况是在今天，对我来说，身处一个大时代，仍然还有机会、有力量去参与、推动一些事，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
飞起来
我现在退休了，按说应该是要停一下、歇一下，但现在还在做事，尤其是做一个新的美术馆，有人可能会觉得我应该功成身退了，应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过自己的退休生活了，现在又要从头开始，做一件前途未卜的事业，有些冒险。其实我在做每一个美术馆的时候，都没有想过最后是不是成功。每一项工作，我都会按一定的方式去推进，至于能够推动到什么程度，那就看缘分、看大势——疫情来了，你就是什么都做不了，机遇期到了，你也许就能飞起来。
虽然已经退休了，但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也不存在对美术馆工作能不能放下。对我来说，这就是又一次演练的机会。做过这么多家美术馆，除了对这一行的热爱，更多还是机缘巧合，包括来新绎美术馆，我没有带着太多的负担，但也不会只是走个过场，我想尽可能利用这几年时间，去尝试一下。我不是个经常主动做选择的人，但这一次的确是我自己想要再试一下。
走向开阔
虽然现在退休了，但我和体制的关系也还没有结束。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一直没离开过体制，但同时我又比传统的体制内身份多了一些空间、包容和自由，这种转换能给我一种更灵活和更整体性的思考方式，也让我在不同的环境中学会保持开放。当然，肯定有过困惑，但困惑最终能在具体的现实面前慢慢消解。我和体制的这种关系，不失为一种使自己走向开阔的方式，因为我们都知道，面对任何问题，都不能自始至终都只有一套标准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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