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致康有为讣词铜板首度露面

梁启超手书康有为讣告铜板



梁启超手书康有为讣告铜板

近代史上绕不开的两位人物，康有为与梁启超往往被并称为“康梁”。万木草堂的师生情谊，为政治理念而分道扬镳，晚年的祝寿佳话，再到山颓木坏的哲人俱萎，两人之间的牵绊并不如后来人一言概之的那样：梁启超的弃暗投明与康有为的顽固成见——他们即使终其一生站在对方的对面，也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为伟岸的两道身影。 

　　北京匡时于2012年重磅推出的“南长街五十四号”藏梁氏重要档案中，有梁启超为恩师康有为手书的一副挽联，当中的沉痛大义自是不说；另有一方梁启勋与徐勤联名致宪政党的康有为讣告铜板，高近半米，楷书写就。内容包括梁启超在北京组织的公祭，数千人参加，弟子皆着素服，痛哭失声；徐勤在香港主持举行公祭的情形等。康有为身后甚为萧条，在北京的梁启超汇去数百元使康能安然入殓，葬身象耳山。

　　康有为去世之际，时局变幻，军阀混战，进入到晚年的师生，中间的裂隙逐渐弥合，相较于康有为其余门生，梁启超无疑是知南海先生最深者：“"祝宗祈死，老眼久枯，翻幸生也有涯，卒免睹全国陆沉鱼烂之惨；西狩获麟，微言遽绝，正恐天之将丧，不仅动吾党山颓木坏之悲。”他把康有为比作孔子，激愤之语评击国运之衰沉，悲恸之中亦将师生一脉相传的“重锤之法”借挽联再现，康有为教学当中的“大棒大喝”曾被梁启超如此评价，“或不能受，一见便引退；其能受者，则终身奉之“，这也是康氏多得杰出弟子的原因。

　　回溯到“万木森森散万花”的万木草堂时期，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回忆自己舍去旧学，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此后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梁启超对乃师的思想服膺。讣告中写，“先生以国为家，夙不治家人生产作业。每遇国难，辄毁家以图纾就。”是只有亲密如父子的康梁之间才有的了解，他协助先生校勘《新学伪经考》，撰写《孔子改制考》，分担起草《公车上书》并组织举人签名，参与组织强学会，为其创办的报纸撰写文章…梁启超的惊人才华与勤奋热情因此而成就扬名，康有为的思想光环更是因为有这样的门生而辉芒高涨；变法失败后的康梁流亡日本，先生抱着保皇的信念不肯再进步，梁启超的政治观念则趋向改革，尽管不赞同“吾师”的复辟口号，但是正如讣告中“伏思先师悯世忧国，鞠躬尽瘁，历数十年”的那样，梁启超面对恩师的厉责，他还是俯首以承了。

　　分歧从出现到愈演愈烈，这当中并不是只有激辩与尖锐相对，就在康有为大兴保皇会，纵横美洲华人社会之际，梁启超在国内组织政闻社与从事党务活动。1907年，康师一次性从保皇会的商款中挪借13000元给梁启超做党务活动经费，并决定每年给梁启超4000元做安家费——看来梁启超在悼文中追忆的先生“居恒爱才养士，广厦万间，绝食分甘，略无爱惜。以故身后，不名一钱，且负债至六七万”并无夸张过分之言。

　　辛亥革命后的彻底决裂，多指政治上的交往。康有为的立足点是否定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鼓吹尊孔保教，宣扬“虚君共和”理想，他对已退出历史舞台的清逊帝充满眷恋之情，梦想恢复帝制；而梁启超作为护国战争的主帅，发动和组织了反袁护国的重大行动，对推翻袁世凯的洪宪帝制其了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复辟与反复辟的问题上，两人通过文笔的“交战”令旁观者看清了历史车轮的前进方向，而康梁关系的演变，尽管异途而趋，师生情谊始终藕断丝连。

　　随着年岁的逝去，康有为晚年不再过问政事，而梁启超也潜心造学，两师徒重拾往日情谊，1927年3月8日，正值康有为的七十大寿，梁启超和其他当年的同窗，亲自前往上海为老师祝寿。他在《南海先生七十寿言》里的娓娓道来的先生平生与轶事，若不是有几十年的相知相顾是写不得的：“今之少年，或能讥弹先生，然而导河积石，则孰非闻先生之风而兴者？”细数康有为的一生，始终是功大于过，生当内忧外患夹击、王朝摇摇欲坠的清末，国家将亡的时势倒确能酿造出震动一世的奇人。

　　讣告中，梁启超既是承诺自己，亦是聊慰师心，“伏惟列位同志夙以先生之心为心，哲夫精诚共匡国难。今后所以继先生遗志，戮力国事者为日方长；而先生身后之事如何使没者得宁，存者得遂。凡属崇拜先生人格者，当皆不能一日去诸怀，用敢略述各情，随同讣告奉尘清听。”这篇近千字的《致宪政党同志书》，不仅立意正大，文词精辟，还交代了如何安排照顾康有为的嗣子与家人，“望眷念旧情，慨赐厚赙，俾于抚养遗族、奉安遗骸、刊刻遗著，三事得次第安顿，期无遗憾。则永世衔感者，岂独勤、启超之私而已。”读来更觉情意拳拳，令人泣下。康有为的作古是梁启超所不能承受之重，他为先师戴孝守灵，大哭三日。

　　康梁的师生关系演变，与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息息相关。二者均为中国近代思想解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见证康梁情谊的信物时隔百余年仍熠熠生辉。今年秋，它们将首次亮相匡时拍卖，再现时代巨人的世纪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