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昊与印定才艺术探微

        正如丹托在《艺术终结之后》中提出的，在20世纪70年代前卫艺术寿终正寝之后，艺术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作为艺术形式的历史发展已经终结，而作为生活中的故事、社会变化的伴随物才真正开始。中国当代艺术亦是如此。
　　在经历了三十年的发展与学习之后，中国当代艺术的形式与理论基础都已丰富。但其作为自由、求真思想在中国传播的伙伴立场却仍需要不断强调。而也正是因为中国不开放的政治氛围与社会现实，使得中国的当代艺术自诞生起，对社会问题强烈介入的倾向就是其重要的方向之一，并与现实语境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这点在今天依然有效。
　　作为70后的艺术家，舒昊与印定才成长于改革开放初年的中国，并在中国市场经济社会初步成型的1990年代接受大学教育。与前辈艺术家们对共产主义历史特别是文革历史的纠结与“念念不忘”不同的是，他们更为感兴趣的是现实社会呈现在他们眼前的场景。
　　从1992年开始，随着中国进一步深入地加入到全球化自由贸易的进程中，中国的经济在廉价人力和自然资源的支持下，在总量上取得了巨大的提升。但89后遗留的政治局面导致了体制进一步政体改革的夭折，而在政治权力的干预下，金钱开始迅速流向政治权贵以及依附于他们的社会势力。这导致了社会财富在不断增加的同时，贫富差距却在不断扩大，社会结构也越发不合理，历史中出现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似乎要在今天重演。更为复杂的是，当政者对“红色历史”态度的暧昧与意识形态管制的依然强大，“红色思维”在今天仍然有着巨大思想市场。也正是在这样复杂的背景下，强拆、截访、唱红、污染、贪污等等社会的问题与乱象频生。
　　2011年，艺术家舒昊开始了他新的“日课”系列。通过网络、报纸、书籍以及在现实社会中的观察与体悟，艺术家以自己的角度，选取了一大批有代表性的社会事件或思想作为自己绘画表达的主题。至今他的创作已经近两百幅，“拆迁、监控、身份制度、天安门前的头像、尘肺农民工、天价酒、洗脑”等都是艺术家呈现过的对象。其画面尺幅并不大，在表达中艺术家也对其之前强调的艺术语言本身的特殊性进行了克制，画面重心被转移到了观念以及观念之下形象的塑造，而这些形象时而沉重令人发省、时而又诙谐充满讽刺。在观看这些作品时，人们一方面会因为看到这些在现实中被屏蔽的真相，感到震撼；另一反面，作品中蕴含的暴力与压抑之感，也在观者内心中形成映射，让人们对自己曾经了解的历史产生怀疑，也会刺激他们对在未来遭遇的事件进行更为成熟地思考，从而对真实以及自我的生存语境的真相拥有更为独立和全面地理解。值得一提的是，通过微博的传播，舒昊的创作也成为了一些公共媒体在对热点问题进行播报时的贴切图注。
　　印定才则是一位长期对政治、经济抱有热忱的艺术家。不过不同于歌功颂德者，他往往呈现了隐藏于繁荣景象背后的沉痛。在其早期作品《醒狮》系列中，他通过将代表权力的醒狮与代表农民工的廉价白手套相结合，向人们展现了中国经济发展对农民人力资源的残酷剥削。他也是一位对各种艺术材料使用的积极尝试者，近期的一系列作品中他开始使用废报纸、杂志等文史纸张作为自己的创作材料，并且在2012年他开启了一个名为“印定才手工纸坊赞助”的项目。在项目中，他希望与大众进行互动，由大众对其进行材料或经费赞助，而他根据赞助者的要求进行创作。当然艺术家并不是随意地选择合作对象，而是有意识地挑选了一些上访者、民主自由倡导者或者具有影响力的社会事件参与者作为其伙伴，从而艺术家的态度在其中也不言自明。在项目中，他也希望隐藏自己的艺术家身份，因为在他看来社会现实的丰富与鲜活远在艺术之上。他只是希望通过艺术的方式让更多的参与者对自己的权利以及社会的现实有深入地了解。
　　新世纪已经走入了第13个年头，多元文化的大幕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当代艺术也变得极端多样与极其复杂。但对现实的关怀、对真相的探寻始终是其重要的线索，而在中国这样的语境中这样的态度更显得珍贵与必要。因为在这里，自由远未实现，而当代艺术作为自由文化的吹鼓手，对现实的揭露、对问题的批判显然是其责任以及对其评判标准之一。而我们也应当相信，在这条路上走寻与探索的艺术家，也极有可能成为艺术史书写的主角。当然，无论如何，现实是复杂的，具体的判断还需要在具体的语境中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