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达达主义”百年。在尚未经历过达达主义运动的现代中国，达达也并非不存在。但具有中国特色的“达达行动”距离遥远西方达达主义运动的兴起，实际已经迟到了60余年，如同往平静的水面扔下一颗石子，涟漪层层向外荡漾开来，最后的余波才抵达了中国。
1986年11月23日厦门达达“焚烧事件”现场， 厦门新艺术广场
在尚未经历过全面系统的达达主义运动的现代中国，达达也并非不存在。在一些当代艺术家身上，你还是能看到这群诞生于100年前的“颠覆分子”的影子。“85美术”新潮的艺术家，他们在展厅里孵蛋，卖虾，洗脚，他们把《中国绘画史》和《现代艺术史》放在洗衣机里搅作一堆，他们“袭击美术馆”等等等等，但是他们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达达行动”距离遥远西方达达主义运动的兴起，实际已经迟到了60余年，如同往平静的水面扔下一颗石子，涟漪层层向外荡漾开来，持续60多年，最后的余波才抵达了中国。
黄永砯
在上1980年代的那场新潮运动中，“厦门达达”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而黄永砯是将它推入中国艺术史的核心人物。他们“怀疑”、“警惕”、“否定”，与“达达”反对一切，包括反对自己如出一辙。“1983年到1986年三年的时间，国内的现代艺术运动，包括青年艺术群体和展览可以说是各式各样，丰富多彩，‘现代派’已经从瘟疫一样令人害怕变成一种赶时髦的口头禅。尽管其中并没有什么足于称道的或可以留史的艺术杰作出现，只有各种折衷，夹生，粗糙和充满模仿痕迹。但是这一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一切使得艺术界的阵脚产生了极大的混乱，同时造就了新一代人。这种混乱和参与制造混乱本身就具有价值，这是一个明显的‘达达’意味，在中国明确地提出‘达达’精神的时代看来已经到来。”黄永砯在1986年曾经这样写道。
但是随着“85美术新潮”的悄然落幕，“厦门达达”的成员也纷纷各奔东西，依然在践行“达达精神”的也就黄永砯一人，他却在多年后坦言，不会再提起达达，他也确实践行了自己的诺言，身在巴黎的他，得知《澎湃新闻·艺术评论》记者的采访内容是关于达达，礼貌回复了一次之后便如石沉大海。虽然他说过达达已死，但他也同时说：“达达是永远不死的。死的东西是永远不死的，我们说不死的才是死的，两个矛盾性的东西要保住，这不是因人而异的问题，是因时而异的问题。”
每一代艺术家都有自己的机会和舞台
由达达主义起始，艺术创作开始使用现成品，有了借用、挪用和戏仿的特征，使艺术创作之途从此由一条大道，而有了分岔的小径。众多从事装置艺术创作的艺术家们都深受达达的影响，这是一个难以回避的现实。
大尾象工作组（合照） 左起：陈绍雄，林一林，徐坦，梁钜辉
在199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存在——“大尾象工作组”，这个暗示“四不像”的艺术组织由艺术家陈劭雄、梁钜辉、林一林和徐坦组成。1991-1996年期间，大尾象在新型商业城市广州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地区的文化宫、酒吧、大厦地下层和户外等临时空间，自主组织策划了五次展览；作品借用了西方艺术语言的表达方式，包括：装置，行为，录像，摄影，网络和绘画等。主题内容关注中国改革开放，经济爆炸型起飞，广州率先出现的诸多经济发展进程中的问题，如：人口迁徙，文化危机，以及城市环境急剧变化等。在1990年代他们以单薄的力量与当时的社会主流价值对峙，独具勇气。
相比较1980年代，“厦门达达”直接采用了“达达”的名称，“大尾象”成员之一林一林则认为，真正到了的1990年代，达达主义创始人马塞尔·杜尚的故事和谈话录早就被消化了一遍，他们其实更关注当时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在学生时代，确实受过大量来自“达达”的熏陶，而1990年代，直接的影响已很难说还在发生。“我个人很喜欢杜尚的艺术，态度、智慧都很佩服，不像早年绘画性的大师，学生时期对那种会关心，我对杜尚的热爱会超过毕加索和达利。”“大尾象”的重要成员陈劭雄前不久去世，以“孵蛋”行为艺术闻名的张念也因病去世，中国当代艺术先锋们的记忆正在渐渐沉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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