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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中国也有挺多优秀的当代艺术作品？
徐冰：我现在正在做第二届未来展，作为总策划，我很关注年轻艺术家，因为他们是最敏感、最有可能性的地带，代表着未来。他们当中确实有挺多有意思的艺术家，虽然不能说有多么成熟，但其中带着种子性质的东西，是可以生长的。但中国当代艺术的整体，归根到底依托于整个民族能否寻找到新的文明方式。像上世纪美国艺术家的作品为什么了不起，其实不单是艺术家本身了不起，还在于他们的作品背后有当时最先进的文明作为支撑。他们的作品是这种文明的代表物、显影方式，所以是有价值的。
力求校正当代艺术的枯燥无趣
记者：您认为要打破艺术的边界，只从艺术角度考虑问题是没出息的，但您又谈到很多当代艺术家自身思想并不深刻，最后变得“胡言乱语或装疯卖傻”？
徐冰：这是挺早之前就谈到的，主要是对当代艺术的一种反省吧。大家都能看到的，可能并不值得去谈，大家没有意识到的部分，可能才值得揭示出来。
记者：但有人认为您对当代艺术的批评属于得了便宜又卖乖，您如何看？
徐冰：我一直在直接参与当代艺术创作，因为身在其中，我才更清醒地认识到这种艺术当中的弊病。如果我没有真正介入、参与，可能无法这么切身地意识到这个领域中的弊病和了不起之处。
记者：那您自己的创作，是否经历了一个自动纠偏的过程——早期力求“深不可测”，后来尽量“平易近人”，拉近与观众的距离？
徐冰：确实是这样的，像《天书》最初的名字叫《析世鉴——世纪末卷》，那时对“深刻”问题想得特多，受西方方式和当时文化圈风气的严重影响，我才用了这么个别扭的名字。后来，我对当代艺术和普罗大众之间的疏离关系挺不满意，还是希望艺术看起来比较亲切，是欢迎大家进入的，而一旦进入以后，又会发现这件作品原来是与众不同的，能够给人以启发。因此，从《英文方块字》开始，我就比较有意识地寻找艺术和观众之间的联系。作为一件在西方展示的当代艺术品，我借用新中国成立初期扫盲补习班的感觉，把这件装置设置成一个可参与的“书法教室”， 教室里有课桌椅，有黑板，有电视教学设备，有教学挂图，有教科书，有笔、墨、纸、砚。观众进入一间“中文书法教室”，但参与书写后发现，实际上是在写他们自己的文字——英文，且是他们可以读懂的。这时，他们就得到了一种非常特殊的体验，是过去从未有过的。这样既能唤起每个人学习的记忆与愿望，也能校正当代艺术的枯燥无趣。
这个教室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展示过。展览过后，不少当地的学校向我们购买“英文方块字书法入门”教科书，希望在学校开这门课。他们认为这个教室能让年轻学生进入一种新的文化语境，同时又可扩展他们的思维。在上完课后，一个日本孩子说：“从今天起，我知道了，可以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看过去我所学到的知识。”我还收到过澳大利亚教育部的信，他们在制定新的IQ（智商）测验系统，希望把“英文方块字”作为其中的一项内容。香港特区有些公司在招聘员工时，请受招人员看“英文方块字”，以此判断他们的能力甚至幽默感。
总而言之，我不喜欢假大空或故作深沉，一看就会吓跑的东西。
当代水墨的提法是一个死结
记者：您在台北展出的作品《背后的故事》第16号，是用北京运来的麻丝与在台湾地区取得的枯枝、树叶创作的，《凤凰》则是用建筑废料制作的，您对废弃物的关注是不是由来已久？在这些东西中您觉得可以呈现怎样的精神，包含了怎样的社会意义？
徐冰：这个问题主要涉及艺术语言，对身边不起眼的、随处可见的东西的触碰、改变和使用，在艺术表达上往往更有效。因为对一般人而言，看到这些东西并不会产生疑问，但艺术家将其转换成作品后，对人的思维习惯就会产生震动。虽然废弃物或者说现成品作为艺术语言，早已有之，但关键还在于你说了什么。有的艺术家用这种语言很恰当地说了他要说的话，这就是好的作品。
记者：您持续创作多年的“背后的故事”，既是“光的绘画”，同时展现了山水画精神，在您看来，这是否属于当代水墨范畴？有没有一种可以称之为“水墨精神”的东西存在？
徐冰：我以为当代水墨的提法本身是一个死结，在这个范畴内考虑问题，其实是说不清道不明的。我从来不考虑一件作品是否属于水墨艺术范畴，只是思考这件作品是否值得去做，是否有启发性和创造力。我一直认为有一种可以称之为“东方精神”的东西，所谓的水墨精神很难判断，因为水墨毕竟只是一种手段。
记者：您的作品很早就进入市场，一直拍得不错，2012年《地书》还拍出了650万元，您怎样看待当代艺术家与市场之间的关系？
徐冰：艺术品在今天成为一个最不清楚、最难衡量的领域。很多人容易以价格来判断艺术，但其实市场价格跟艺术本身没有关系。我不太关注市场，记不住这些数字，也不需要那么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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