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以来，乡村建设（以下简称“乡建”）及艺术参与其中的案例层出不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但审视当代，却无法回避一段既长且短的历史：中华平民教育总会（以下简称“平教会”）在河北定县的乡建实验。在上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末，平教会定县乡建运动在国内外均极有影响，以至于其主要负责人晏阳初与爱因斯坦等同台荣获“现代科学先锋人物”（Modern Pioneer in Science）奖项[1]，美国总统杜鲁门也亲自接见晏阳初，与其保持通信，并从经济和舆论上予以支持[2]。定县乡建实验不仅在当时备受瞩目，也为后来者留下了丰厚的遗产。在定县的十余年时间内，不仅晏阳初本人为之呕心沥血，在他背后，还有众多不同背景和学科的参与者、记录者 和对话者。他们的工作及其之间的交往互动，让我们能够比较立体的还原“艺术”如何介入、再现和回馈定县乡建实验的现场，并思考其成败和经验。
从左到右，瓦萨学院院长和科西乌斯科基金会基金会主席
亨利.诺布尔.麦克拉肯博士、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教授、
哈佛大学天文台主任哈洛.沙普利博士、晏阳初博士，
“现代科学先锋人物”颁奖仪式，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
1943年5月24日
1
晏阳初在为李景汉所著《定县社会调查概况》（1933）一书所撰序言中专门致谢了一位美国社会学家甘博（Sidney D. Gamble，1890-1968）。甘博不仅仅是一位社会学家，也是一位颇具天赋的摄影家。20世纪80年代，其孙女在一个盒子里发现了他在中国拍摄的1万余张照片，时间覆盖1917年至1930年代初期。这批数量巨大的摄影作品不仅比较全面深入的记录了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也生动的再现了许多平教会和平教会在定县的试验现场。甘博和他的镜头与平教会的相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晏阳初和定县平教运动的视角。甘博1890年出生于美国，1908年高中毕业后，第一次随父母到中国旅行，由此对中国这个遥远的国度发生兴趣。1912年，他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随后在伯克利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1917年毕业以后，先后3次到中国从事社会调查研究。
1917年，甘博第二次来华后，以基督教青年会（以下简称“青年会”）雇员身份，开始在北京开展社会调查。青年会于1844年在伦敦创建，19世纪中期开始在北美广泛发展。基于北美协会，中国的青年会在19世纪末始建，随后逐渐在北京、上海、天津、福州、杭州等地开设分会。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青年会开始由初期单纯的宣教组织转变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服务团体，倡导人的德、智、体、群（spiritual, mental, physical, social）“四育”和全面发展。甘博在青年会的工作不带薪水，因为他经济上有保障，其祖父是宝洁公司的创始人，家底殷实，但他对中国的社会研究却极为用心，并拍摄了很多带有社会调查性质的照片，譬如五四运动中的学生游行，孙中山在北京的葬礼，外国寄宿学校，孤儿院、幼儿园、养老院，青楼、监狱、作坊、公厕，乞丐、农民、商贩、黄包车夫……内容极为广泛，几乎无所不包，但又都具有一个统摄性的社会研究视角。
他在1921年出版的《北京：社会调查》一书中，主要调查了北京的下层阶级，包括他们的工资、消费和日常生活等内容。为撰写该作，他在北京的社会调查得到了青年会同事步济时（John S. Burgess, 1883-1949）的帮助。步济时同样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来华后参与了另一位传教士司徒雷登（John L. Stuart, 1876-1962）所创办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的建立[3]。作为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开创者，他所在的燕大社会学系独树一帜、实力雄厚，不仅聘请了众多名师，还培养了费孝通等后来成为中国社会学中坚的学生。由于这种密切关系，甘博在随后的社会调查中结识了从珀玛拿大学和加州大学毕业后回燕大任教的社会学家李景汉，并得到他在工作上的协助。同时，李景汉回国后还与初创平教会的晏阳初联系密切，甘博与晏阳初也因此开始熟络。
晏阳初1890年出生于四川巴中，1907年入读成都基督教美以美会创办的中学，1909年入读香港圣士提反书院，1913年转入香港圣保禄学校，1916年赴美留学，先后毕业于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4]，与甘博是校友。20年代中期与晏阳初相识的甘博陆续拍摄下他的“平教史”。在一张晏阳初于1929年刚举家迁往定县时的家庭合影中，包括了他本人、妻子、3个女儿和两个儿子在内的全部家人。晏阳初夫人许雅丽是美籍华人，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其母亲是荷兰人或爱尔兰人，父亲许芹是广州台山人，从中国去美国后加入长老会，在美籍华人聚集区传教，并与许雅丽的母亲在传教工作中相识。在晏阳初的成长、求学、婚姻和后来工作的各个方面，新教（尤其是青年会）的影响无处不在，这对他平教思想的形成至关重要；与此同时，海外求学和工作的经历也让现代民主观念和社会改革理想在他心中扎根，让他的平民教育有了现实的参照和努力的目标。
甘博，晏阳初先生和他的家人，
摄影，1931-1932，河北定县，杜克大学图书馆藏
在当时的背景下，宗教情怀和社会改革并不矛盾，相反，它们之间不但联系密切，而且目标一致。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基督教社会运动开始在北美兴盛，与传统教派思想着重个人救赎不同，以社会福音为代表的新宗教理念强调社会参与。福音不仅是个人的，也是群体的，不仅是灵性精神的，也是社会现实的。因此，通过对社会的积极介入和引领，促进社会正义和道德秩序的形成，重建上帝之国和基督世界失去的社会理想，成为这一新宗教运动的目标。在实际工作中，他们关心时代的发展和需要，强调参与、对话和合作，对失业、贫穷、犯罪、童工、福利、工运等议题的关注都是前所未有的。那些激进的社会福音运动支持者甚至也不排斥社会主义，甘博熟悉并记录的牧师舍伍德.艾迪（Sherwood Eddy , 1871–1963）便是一位基督教社会主义者（Christian socialist）。社会改良宗教观念的形成与世纪之交西方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密切相关，社会福音思想既产生于这一时代语境，同时也反过来促进社会现实的现代化改革，青年会受其影响尤盛。
从北美到中国，甘博和晏阳初的思想观念和社会实践最初都源于这一共同的二元背景。在甘博看来，新的基督教原则不仅应该“应用于人民的社会生活这一重大领域”，而且还应该“与中国的社会需要联系起来”。然而，现实情况却并不乐观，尽管“（新文化运动中）‘社会重建’这个词可能是当今中国年轻人中最流行的一个词……但是，他们的活动大多是坐而论道而非实际参与，改变中国的思想生活而非制定一个可操作的计划。”[5]正是因此，甘博展开了对北京社会生活的系统调查，以便为进一步的社会服务工作提供依据。同样，晏阳初也更加重视实际行动，而不是纸上谈兵。早在1918年普林斯顿大学求学期间，晏阳初便被青年会派驻法国，服务于一战中北洋政府遣法的中国军夫。正是在这里，他开启了后来平教运动的最初事业，开发出扫盲识字系统的基础教程，并在青年会的资助下创办《华工周报》（1919）。1920年，晏阳初学成回国，旋即在上海青年会智育部下开设平民教育科，随后则在长沙继续开展平教工作，其间，毛泽东曾在那里担任过义务教员。
1923年，晏阳初在北京创立中华平民教育会，并担任总干事，1926年起在河北定县开始较系统的开展平教运动，其基础思想“唤醒民众”、“人的改造”，以及平教会的口号“除文盲，作新民”都蕴含着社会福音和现代民主的双重改革意味。作为一种全球性的普遍思潮，这与当时美国、欧洲、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未来期待与努力方向基本一致；但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地方实践，晏阳初的方案最终直向了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农民。根据中国农村的现实情况，平教会针对“四病”：愚、穷、弱、私，设计了四种教育模式，以“文艺教育”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治“弱”，以“公民教育”治“私”。晏阳初和平教会极为注重人才，不断为每一种教育寻找相应的专家。这些专家不但需要专业地完成教育任务，而且也需要设计科学、合理的制度。譬如卫生教育中的赤脚医生、计划生育、（村镇县）三级分级诊疗等卫生制度，都显示出相当的前瞻性，甚至在今天仍有参考价值。
文艺教育也是如此，美术是其中最主要的类型之一。晏阳初在不同时间和语境下，曾使用不同的术语来描述“美术教育”，譬如艺术教育、图画教育，或者直观教育，但基本含义相当。晏阳初的文字很多都辅以英文，“直观教育”在他的英文文本中即对应“Visual Education”（视觉教育）。甚至在20年代初平教会尚未成立，他仍在长沙进行平教实验时，就已经充分意识到美术的重要性，并在实际工作中广泛应用：“可用图画的课，皆用图画”（1922）[6]，“在用课本之前，先用图画”（1923）[7]。在定县的乡建运动全面开展后，他邀请了艺术家郑锦来主持“直观教育科”的工作。郑锦1883年出生于广东香山，1896年随姐姐到日本，1897年左右开始学习绘画，后入东京美术学校、京都市立工艺美术学校、京都市立美术绘画专门学校等校学习西洋画和日本画。在日期间，郑锦曾拜入梁启超门下，并与在日同盟会人士结交。1914年，郑锦应国民政府教育部的邀请回北平，在多所高校和古物陈列所（故宫博物院前身）任职。
1918年，按照教育部的指示，郑锦筹办了中国第一所国立美术学校——北京美术学校（中央美术学院前身之一）。1924年，郑锦去职后，开始对农业发生兴趣，并在这段时间认识了晏阳初。1927年，受晏阳初邀请，郑锦举家迁往定县，领导平教运动的美术工作，直到1937年河北沦陷。作为独立的画家，郑锦曾经画过很多美人图，也以美人图闻名，但他也画过一些关于平民题材的艺术作品，譬如表现一位牵着毛驴老农的《日暮途远》。郑锦毫无疑问是一位美术方面的“专家”，然而，他在定县的工作范围却极为广泛。按照晏阳初记述，“色彩和具有想象的绘画”是一种最为有效的“表现思想感情的媒体”，但定县艺术家仍“以其大部分时间致力于图解式的工作”[8]，而不是今天意义上专门的，以创作为目的的美术教育。在这些“图解式的工作”中，最为重要的绘制教学用的书籍插图、现场挂图和幻灯片。郑锦及其同事所绘制的这些图像涉及许多完全不同领域的教育，其功能主要是辅助学习文字和理解内容，效果令人称赞。
郑锦，日暮途远，绢本设色，117.5cm×202.5cm，1916
以平教会定县实验培养基层教师教授识字课为例：
我们拿来四本阅读教材中的第一本书，像这个老师给他的学生上课那样，给他上第一堂课。每一堂课有三个主要部分：图画、阅读练习和生字练习。首先我们开始谈论书中的图画：
“这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有眼睛能看见东西吗？”
“不能，他是个睁眼瞎子。”
“这个睁眼瞎子拿着的是一封信，还是一碗饭？”
“是一封信。”
“他想干什么？”
“他想让眼睛看得见的人帮他读这封信。”
但是他们都不会读信，因为他们两都是睁眼瞎子。有眼睛看不见东西的人是盲人，但有眼不识字的人也是盲人。两个人的生活是痛苦的。”请看这些图的意思是指“盲人”和“不识字的人”。而这些字的意思是：“有眼看不见东西的人是盲人，有眼不识字的人也是盲人，盲人的生活是痛苦的，文盲的生活也是痛苦的。”我们给这个老师上的第一课就是我们整个教育计划的本质。[9]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出版千字课本中的一课“瞎子”，
这一课是平民识字教育中关键的一课，在平民、市民、农民、士兵识字课本中都有编入，
但针对不同的对象，画面人物形象有所调整。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编《士兵千字课》第一次第二课
显然，在识字课的教学中，视觉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晏阳初就此总结，“抓住故事的大意只要两三分钟。图画中包含的知识对识字的人和文盲是相同的。因此，文盲便很容易从图画中的已知义推导出印刷符号中的未知义。学生们通过一个能引起个人兴趣的图画来学习字词……然后在阅读练习中学生使用词来讨论这幅图画。”[10]尽管从专业角度来看，在定县的美术工作中，郑锦等艺术家的创造力发挥有限，但从社会教育的角度来看，却大有裨益，并立竿见影。这种图文结合的千字课本不但发展出针对平民、市民、农民、士兵等不同群体的版本，销售数百万册，并广为其他出版机构所复制和仿效，社会效应非常明显。从定县的情况来看，直到今天，其文盲率仍属全国最低，正显示出平教会遗产的作用，而直观的美术教育方式，在其中发挥了关键性的重要作用。
截至1934年10月，郑锦所领导的视听教育部共绘制图画5000余种，包括千字课4册、初高级文艺实验课2册、平民读物百余册的插图，历史图说25种，千字课、注音符号、文艺、农业、卫生、公民、国难教育、社会调查、合作社等挂图16辑，幻灯片192片，夜灯识字图画92种，辅助四大教育布挂图百余幅，展览应用图画160幅，壁画16幅。而且，平教会的定县实验并不局限于扫盲，甚至也不局限于教育，社会调查和相关研究也是平教会日常工作的重要方面，正如甘博将社会调查的目的看作为社会实践提供依据一样，美术工作也并非仅限于图解文字，同时也包括搜集、整理和研究。其美术作品的搜集范围极为广泛，包括刺绣、印染、编线等民间实用画，年画、条幅挂画、庙宇壁画和其他宗教画等纯艺术绘画，同时还进行编辑出版，包括高级画范2册、初级画范4册、实用图案1册、妇女手工花样1册、画范教学法1册、艺术教育浅说1册。[11]
定县平教促进会壁画之一《浣纱女救伍员.成人美重于生命》，
壁画，1934年以前
定县平教促进会壁画之三《武训幼年之悲哀》，1935年
在一张甘博30年代初所拍摄的教学现场照片中，可以看到，教学现场不但布满了各种挂图、招贴和漫画，教室顶部还挂满了印有平教会标志的小旗，营造出一种具有强烈仪式感的教学氛围，而讲台上方张贴的国旗、党旗和孙中山像则象征性的展现了教育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意义。此外，郑锦本人在定县工作期间还编写了《平民教育与平民美术》，也从事一些个人的绘画创作和研究。从他类似题材的创作来看，其意境和意义的转变颇大。1916年创作的《日暮途远》仍充满传统的乡村诗意，而30年代创作的《插秧》等作品，则展现了新的农村景象和新的农民精神。不仅如此，郑锦还从平教的角度对日常生活进行改造。郑锦在定县住宅的照片显示，其中有很多他自己设计和制作的家具，包括桌椅、沙发、茶几、箱柜等。家具上印有英文字，是因为制作家具的材料是对废弃洋油箱的旧物利用，但它们却颇具现代主义风格。郑锦的教育工作和日常生活，正显示出他所谓“平民美术”的意义，与晏阳初所定义的“人民美术”完全对应，并偶然或必然的预示了美术在中国革命和社会转型中独特的前景。
甘博，上课的学生们，摄影，河北定县，1931-1932，杜克大学图书馆藏
郑锦，插秧，纸本设色，尺寸不详，1930s
2
平教会定县乡建中的“文艺”或“文化”的概念远远超出了“美术”的范畴，包括平民文学、广播节目、平民戏剧等。平民戏剧是其中尤为重要的一种教育形式，正如晏阳初所理解的那样，“中国戏台是我们在工作中利用的一种最有效的机构之一。也许戏台对中国平民的思想的影响必任何其它单独机构的影响都大。”[14]与其他门类的教育相似，他也为戏剧教育请来了志同道合的专家，其中最重要的是熊佛西。熊佛西1900年出生于江西丰城，先后求学于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1926年回国后任教于多所大学，1932年应晏阳初之邀赴定县从事平民戏剧教育和平民戏剧实验，“以期在农村中创造一种适应时代需要的大众戏剧”[15]。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新戏剧的实现方式很多，但对于熊佛西而言，改造农村旧有的剧种和剧目是一种方式，但重要性却不如“创造一种新的农村戏剧”[16]，实现方式则是“新兴戏剧农民化”[17]。
早在赴定县之前，熊佛西就已经在城市中开展“新戏剧”实验，这些戏剧是“全新”的，但在定县，他的戏剧实验主要是根据“新戏剧”的原理，创造适应于本地的新剧目。熊佛西在这里创作和排演的《屠户》《锄头健儿》《卧薪尝胆》《爱国商人》等剧目，都非常受欢迎。在平教会之下，熊佛西还创立了农村戏剧研究委员会，他和他的同事们将“新戏剧”的理念搬到了农民中间，组织了很多农民演出队，其中，东不落岗村农民实验剧团极为成功，成为一个范本。农民演员们跟平教会的工作人员一起工作，排演实验戏剧，热情非常高。他们的演出地点不完全固定，而是非常多样化，包括平教总会礼堂、人民剧院，露天剧场，校友组织的戏剧俱乐部和社区剧院等。甘博曾拍摄下定县的实验戏剧演出现场，在他的镜头下，不难看到，这些戏剧是全新的、现代的，而不是对这里过去旧戏剧的继承和改造，它们不无指向时代的社会议题。
东不落岗实验农民露天剧场
定县东不落岗实验农民剧团团员与农村戏剧研究设计同人
甘博，舞台上的表演队，摄影，1931-1932，河北定县，杜克大学图书馆藏
新戏剧的参与者也逐渐融入到这样一种新的未来憧憬，“从中学到了有关公共精神的有意义的知识”，逐渐敢于对封建迷信活动发起挑战，对强大的家族势力进行反抗，这正是晏阳初和平教会所期待的。熊佛西将他在定县的新戏剧实验继而发展成理论著作《戏剧大众化之实验》，但他和农村戏剧研究委员会同事们的工作却不局限于“新戏剧”，因为“旧戏剧”在乡村生活中仍扮演着重要角色，具有极其广泛的影响力。所以，他们也对本地旧有戏剧和剧目展开搜集、整理、研究和改造，譬如从当地老人刘洛便处采集秧歌48出，编撰出版了50余万字《定县秧歌选》。在改造旧戏剧方面，他们大刀阔斧，以适应平民教育的理想和现实需要，譬如“将原来演唱的形式改为对话的形式……农民可以从这些戏里看到自己作为‘无知农民的不利之处’，以及‘平民教育运动给人民大众带来的光明’和‘高贵的人的形象’”。[18]
熊佛西和定县戏剧实验得到了广泛关注和记录。甘博在后来出版的《定县：华北乡村社区》（1954）和《华北乡村：组织活动》（1963）中，除了社会学视角对中国乡村社会组织的关注之外，也对戏剧工作进行了叙述。在甘博去世后，他还留下一部基于平教会秧歌搜集成果的遗作《定县秧歌选》（1970）。甘博对平教会的戏剧实验兴趣盎然，恰如他所观察和记录的新戏剧观众：
负责群众教育的老师将学生列成长队，登上乡村舞台，表演群众教育戏剧。我多么希望我能够用语言来描述芦席凉棚下汹涌的“脸的海洋”。人们层层叠叠、摩肩接踵，从舞台上你真的只能看到数不清的面孔！戏剧终了，干事开始组织人们唱起群众教育歌曲，歌词很押韵，我们还可以听到人们在回家的乡村小路上哼着这首小曲。[19]
甘博，露天看戏，摄影，1931-1932，河北保定，杜克大学图书馆藏
这些戏剧之所以赢得乡民们的普遍欢迎，是因为它们既展现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理想，同时也非常贴近村民们的日常生活。熊佛西曾在定县创作和排演了一出后来非常知名的剧目《过渡》。该剧讲述了两个村庄之间隔着一条河，只能靠乡绅胡船户的渡船来往，交通十分不便，加之船主的勒索，乡民极为怨恨。村中的有识青年在一位到当地进行社会服务的大学生带领下，准备在河上建桥，以代渡船。然而，胡船户不但对青年们公然驱逐，还鼓动船夫谋杀桥工。经过复杂的斗争，公理战胜私利，正义克制邪恶，胡船户被官厅拘捕。“过渡”在这里不仅意味着交通上的过渡，也象征着旧农村到新农村，旧社会到新社会的过渡。当这出戏在东不落岗村上演时，一位几里路外唐城村的村民观众道出唐城村正在发生一件一模一样的事件，希望最后能够取得《过渡》一样的结果。这不仅印证了熊佛西的戏剧创作贴近时代和现实，同时也说明了为什么这些新戏剧能够得到当地村民的喜爱。
定县实验戏剧的影响并不限于本地，还被社会媒体广泛关注，随之进一步传播，被城市读者所注意。全国首屈一指的大报《大公报》就曾专门报道了《过渡》的上演，而且这并非偶然的孤例，1930年，为反映中国农村现实，使国人对中国农村“生责任之心，发救济之愿”[20]，《大公报》开始向河北农村派遣记者，实地调查，撰写系列通讯，并常配以社评，尤其是关于定县乡建的报道和评论，数量不菲[21]。随后，《大公报》还与晏阳初和平教会建立了更深入的联系，于1934年1月4日共同创办了隶属该报的《乡村建设副刊》，由平教会编辑，《大公报》出版发行。《大公报》对定县乡建实验的兴趣并不偶然，而是整个社会变革的产物和大众舆论的呼声。十几年前，就在甘博进行北京社会调查期间，五四运动爆发，新的社会理想在运动中孕育，五四运动的积极推动者李大钊不仅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著名文章，而且还在发表了《青年与农村》（1919）一文，首倡“到民间去”。由此，“民间”逐渐开始为知识分子所热议，成为社会和媒体关注的焦点，田汉就在1926年导演过一部电影《到民间去》。
《大公报》对《过渡》在定县上演的报道，《大公报》1936年1月11日
正是以“到民间去”为动力，《大公报》将关注点对准了河北农村，除了进行大量的调查报道，还专门派出艺术家赵望云到河北农村旅行写生。赵望云1932年底从北京出发，在河北束鹿老家度过春节，随后于次年春游离周边十余县。按照今天美术史研究的一般看法，这些画是写生，是为审美目的而创作的。然而，尽管它们无疑具有审美属性，但却并非画面之上、画框之内，独立自足的现代艺术。作为《大公报》的雇员，赵望云的职务是“特约旅行写生记者”，他的工作跟其他的记者一样，只不过不是用文字记录，而是用图像再现，其性质是视觉化的新闻调查，这不仅是《大公报》的统一安排工作的一环，而且也是对“到民间去”主题的回应[22]。赵望云创作的百余幅图像在《大公报》上连续刊载，在一段时间内，构成了一个关于河北农村全面深入的连贯叙事，并传播广泛。冯玉祥即是通过《大公报》上的图像认识赵望云的，并赞赏有加。当这些作品随后结集再版时（1933），冯玉祥甚至专门为每一幅图像创作了一首现代诗。
由于赵望云本就生长于河北农村，因此对这里的地理和风俗非常熟悉，在他描绘的图像中，很容易能看出这一点，譬如秧歌。在一件《乡村街头.露天表演的秧歌剧与观众》中，赵望云描绘了在乡村街头上演的一出旧式秧歌剧，三位身着传统戏服的演员正在台上表演，台下则是层层围观的村民。冯玉祥题诗：“露天地上唱着秧歌戏，一群农民围着笑嘻嘻。教训在哪里？影响在哪里？只有教坏了，大众的男女！改良旧戏剧，社会方有益！”[23]在另一件《由赵县到高邑.高邑城外一台乱弦戏的席棚远望》中，赵望云描绘了一场规模宏大的乡间旧戏演出，台下观戏群众人头攒动，极为热闹。冯玉祥题诗：“戏是古时戏，衣是古装衣，既是近代人，为何演古戏？古时没有火车和飞机，也没有电报、电话和电机。人家是古不如今，我们是今不如昔。多古怪啊，多出奇！”[24]
赵望云，乡村街头.露天表演的秧歌剧与观众，纸本水墨，天津《大公报》
赵望云，乡村街头.露天表演的秧歌剧与观众，纸本水墨，天津《大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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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甘博镜头下群众教育戏剧演出相比，尽管二者地理接近，规模相似，但引发的感触却完全不同。新戏剧带来了参与者对未来的美好期待，而旧戏剧则招致观察者的激烈批评。同一主题下的鲜明对比，既验证了定县乡建实验的成绩，也说明当时中国绝大多数乡村仍有待改革，这正是《大公报》所关注的重点。随后，《大公报》还将赵望云的河北农村写生集中，在天津公开举办展览（1933），“仿佛到民间去”的主题，让更多身处都市的人们了解到北方农村的实际情况，并持续引发了更多的思考和行动。当然，乡村建设与艺术参与并不仅限于晏阳初在定县的实验，梁漱溟在邹平、陶行知在晓庄、卢作孚在北碚、燕京大学在清河的乡村改革都卓有成效，并且也同样得到社会和舆论的关注。从20年代开始，直至抗战爆发以后，乡村建设是在全中国是一种普遍现象，譬如郑锦在河北沦陷后又受家乡广州中山县政府邀请回乡进行乡建。但晏阳初的定县乡建规划仍最科学合理，成绩也最显著，为民国乡建提供了一种范本，他本人则希望定县模式的成功能够在全国得以推广。
乡村建设不是中国独有，也并非中国首创，作为一种全球性的社会和文化现象，它们有20世纪的时代共性，是现代性的后果之一。追溯其起源，新教的社会福音信仰和社会的民主政治诉求是两大重要的源动力，二者在时代的变革中保持着目的上的一致性。晏阳初曾在多个教会学校就读，并与青年会关系密切，他和他的许多同事都有留学经历，无论是在美国、欧洲，还是日本，这种时代的共性都非常鲜明。尽管本质接近，乡建在中国仍然具有现象方面的差异，随着30年代中国局势的变化，乡建被注入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民族观念，社会福音的因素在中国和其他国家与地区都大幅度弱化，传统的西式民主政治也因为全球普遍的社会危机和战事而吸引力衰减。历史翻开新的一页，新社会思潮和实践层见迭出，中国农村问题解决方案的中心和媒体关注的焦点也由河北腹地转移至遥远西北的小城延安。
尽管关于的“人”和“社会”的终极理想依然延续，但意识形态和实现途径均已恍如隔世。延安木刻家古元在1940年创作了《圣经的时代过去了》，画面中描绘了一座极为显眼的天主教堂。该教堂由方济各会传教士、西班牙人易兴化（Celestino Ibáñez y Aparicio, 1873-1951）于1931年始建，1934年竣工。但这座新教堂却未能按计划投入使用。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随后开始土改，1939年，刚成立一年的“鲁艺”迁至该址。因此，古元所描绘的教堂既是一座意味着宗教和西方的建筑，也是开启中国新时代群众美术的殿堂。而前景中半躺着正在阅读的青年，正是包括古元本人在内“鲁艺”师生的新知识分子形象，与“教堂”形成既远且近的关系。“圣经的时代过去了”，一个全新的时代正掀开篇章：无论是对乡村而言，还是对于艺术而言，抑或对于乡村与艺术的关系而言，皆是如此。譬如前文例举的秧歌剧，很快便被从“劳动”的角度追溯其起源，并在现实中被看作“参与政治斗争、社会活动的利器”[25]。
古元，圣经时代过去了，黑白木刻。12.2cm×7.3cm，1939，延安
吴印咸，兄妹开荒（新秧歌戏），摄影，1943，延安
从全球来看，早期那种试图通过守护传统价值观念的乡建[26]，迅速让位于左翼的全新观念。新中国的新农村改造，以色列的“基布兹”（Kibbutz）集体农庄建设，西方六七十年代的乡建改革，都分享了这种新思路。不仅如此，今天介入乡建的艺术家主要使用的“当代艺术”的观念和形式，也都源于这一思路。它们脱胎于20世纪初的“历史前卫艺术”，并在六七十年代全球左翼社会思潮中复兴。“新前卫艺术”试图以综合方式介入和改造社会，从前分门别类的绘画、雕塑、摄影、电影、戏剧、音乐、舞蹈……，被实验性地整合为一个有机系统。而且，它们不再单纯是辅助社会实践的视觉手段，而常常就是社会实践本身。强调技术与合作的当代艺术在很多方面适合于新的场景，但是，作为阶层的传统农民却已消失，人们对现实有了完全不同的需要，对未来有了完全不同的期待，很难再被简单地组织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同时，当代艺术本身在80年代以后逐渐形成一个独立的复杂体制，看似与大众艺术亲密无间，实质上却判若云泥。因此，艺术家在深入民间的同时，不得不多少考虑学术或市场的需求。
在不同的时代、地区和意识形态框架中，以社会调查为先导，以“人”的关怀为目的，艺术参与固有类型、方式、数量、程度，乃至左右之分，但从更宏观、跨历史和地区的角度看，艺术的精神作用却如出一辙，而从更微观的技术角度看，艺术通过对情景的适应和强化自身的“功能性”也都有共性。无论我们是将乡建放在全球现代性的进程中来理解，还是将其置于中国国家和社会现代转型的历史脉络中来观察，艺术的作用都显而易见，但问题也同样明显。乡建运动的推动主体无一不是知识精英，虽然从平教会定县实验的例证来看，晏阳初、甘博、郑锦、熊佛西、赵望云的互动说明它并非个人的突发奇想，而是社会的普遍共识，但当这些知识精英撤离，或一个时代过去，当地如何实现持续的进步，艺术如何长久服务于乡民的日常，仍是一个问题。尽管晏阳初和平教会在定县的实验仍一定程度惠及当代，但那里平教运动的衰败依然值得我们深思。
注释：
[1] 评论对晏阳初所获奖项的价值存在争议，拥护者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国际认可，而批评者则认为它并非学术性奖项，重要性被高估，这一事件本身也被夸大。经查，该奖是由科西乌斯科基金会（Kosciuszko Foundation）和哥白尼400年国家（美国）委员会（Copernican Quadricentennial National Committee）联合主办，为纪念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逝世400周年所举行的系列活动之一。科西乌斯科基金会1925年在美国创立，以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作出巨大贡献的波兰将军科西乌斯科（Tadeusz Kosciuszko, 1746-1817）命名，宗旨是“通过教育、科学和文化交流，促进波兰和美国之间更紧密的联系”。该奖项名称为“现代科学先锋人物”（Modern Pioneer in Science），“以科西乌斯科基金会的名义授予”，获奖标准是“在纯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广泛多样领域中取得世界性的杰出成就”，“开辟科学研究的新途径，或影响人类未来的新行事方式”。1943年5月24日晚，颁奖仪式在位于纽约的卡内基音乐厅举行，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9位美国科学家与晏阳初共10人获奖。晏阳初的具体获奖理由是，他是“一位杰出的发明家，创造了一种简单易学的中文书写系统，以识字书的方式向数百万文盲开放；一位杰出的领导，带领他伟大的人民通过科学方法务农求富，并结出劳动果实”。参见“Copernican Quadricentennial in Carnegie Hall, New York”, Popular Astronomy, 1943, Vol. 51, pp.323-325; “Mission and History”, 科西乌斯科基金会官网：www.thekf.org。因此，尽管该奖并非一个誉满全球的纯学术奖项，但从社会角度看，晏阳初及其所开创的平教运动仍受到国际关注和认可。
[2]1945年抗战胜利，晏阳初寻求国民政府支持无果后亲赴美国，说服杜鲁门总统和国会对中国的乡建运动予以协助。杜鲁门亲自接见了晏阳初，明确表示支持，随后国会通过“晏阳初法案”，规定1948年后援华款项中5%-10%需用于平民教育和乡建运动。
[3]与很多大学一样，普林斯顿大学早期是教会大学。在北京，基督教青年会与普林斯顿大学中国中心合署办公，工作相通、成员交叠，并都与另一所美国背景的中国教会大学燕京大学关系密切。
[4]在神学和传教方面，耶鲁大学较普林斯顿大学更甚。从19世纪早期开始，耶鲁大学就开始向中国派遣传教士，譬如创办了普爱医院（后更名博济医院，中山大学医学院前身之一）、后来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的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 1804-1888）即是耶鲁毕业生，并受其派遣。1902年设立的“耶鲁海外传教会”专门成立了“雅礼会”（Yale in China），服务于中国教区，长沙雅礼中学和耶鲁毕业生、传教士胡美（Edward H. Hume, 1876-1957）创立的雅礼医院（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前身）都是雅礼会与中国合作的成果。
[5]Sidney D. Gamble, Peking: a social survey, George H. Doran Company, New York, 1921，pp.25-28.
[6]晏阳初：《平民教育新运动》（1922），载晏阳初著，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一卷）, 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36页。
[7]晏阳初：《平民教育》（1923），载晏阳初著，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一卷），第80页。
[8]晏阳初：《定县的乡村建设实验》（1934），载晏阳初著，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一卷），第265页。
[9]晏阳初：《有文化的中国新农民》（1929），载晏阳初著，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一卷），第150页。
[10]晏阳初：《有文化的中国新农民》（1929），载晏阳初著，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一卷），第150页。
[11]晏阳初：《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定县实验工作报告》（1943），载晏阳初著，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一卷），第320-321页。
[12]郑锦：《平民教育与平民美术》，中华平民教育总会、商务印书馆，1928。
[13]晏阳初：《定县的乡村建设实验》（1934），载晏阳初著，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一卷），第265页。
[14]晏阳初：《有文化的中国新农民》（1929），载晏阳初著，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一卷），第159页。
[15]晏阳初：《戏剧大众化之实验.序》（1937），载熊佛西戏剧文集编委会编：《熊佛西戏剧文集》（下），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675页。
[16]熊佛西：《戏剧大众化之实验》（1937），载熊佛西戏剧文集编委会编：《熊佛西戏剧文集》（下），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698页。
[17]熊佛西：《戏剧大众化之实验》（1937），载熊佛西戏剧文集编委会编：《熊佛西戏剧文集》（下），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696页。
[18]晏阳初：《有文化的中国新农民》（1929），载晏阳初著，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一卷），第159页。
[19]甘博1927年10月1日信，史景迁：《甘博镜头下的中国》，载史景迁：《中国纵横：一个汉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钟倩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78页。
[20]张季鸾：《中国文明在哪里？》，《大公报》1930年11月2日。
[21]徐铸成：《定县平教村治参观记》，《大公报》1930年1月8日至12日连载；胡政之：《定县之平教与村治运动》，《大公报》1930年1月10日；曹世英：《参观平教会定县试验区》，《大公报》1931年4月14、16、 19、20、22、24日连载。
[22]冯玉祥:《序一》、胡政之：《序二》、张季鸾：《序三》、赵望云：《自序》，载赵望云：《赵望云农村写生集》（1933），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第3-6页。
[23]冯玉祥题诗，载赵望云：《赵望云农村写生集》（1933），第48页。
[24]冯玉祥题诗，载赵望云：《赵望云农村写生集》（1933），第160页。
[25]丁里：《秧歌舞简论》，《解放日报》1942年9月23日。
[26]这种保守主义很普遍，尽管其守护的具体内容有所不同。对于晏阳初而言，其中包括了富于时代性的新教伦理，对于委身邹平乡建的梁漱溟来说，则包括新儒家的济世救民理想。不过，从性质上来看，这些价值观具有很强的可比性。
[作者简介]
盛葳
美术史博士，《美术》杂志编审、副主编，中国美协策展委员会副秘书长。曾获 “王森然美术史奖”、“Yishu中国当代艺术批评奖”，入选“中国美术奖理论.评论奖”、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出版有《历史的错位：让-弗朗索瓦.米勒研究》《后殖民理论视野下的中国当代艺术》等著作，发表论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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