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阔：中国至少应该留一个宋庄

郑阔

        郑阔，独立制片人、编剧、导演。2009年毕业于 “栗宪庭电影基金独立电影培训班”；曾策划电影放映活动，推动中国民间独立影像的交流。2008年于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策划798艺术节独立电影单元“我的摄影机不撒谎——1990后中国独立电影回顾展”；2009年担任“2009北京798双年展”影像单元“从工业技术到民间精神”策展人。同时制作、导演纪录片和剧情片数部 。
　　记者：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做独立电影的？
　　郑阔：我做的比较晚，真正开始做是09年，辞掉工作，专心做这个事情。以前是业余拍摄，我是学理工科的，但是因为喜欢电影，还写过剧本，找过投资，但是别人看到我不是电影专业出身，不太信得过。所以自己就想能不能先拍纪录片，至少不需要那么多投资，从拍纪录片中学习如何做一部完整的电影。在09年的时候参加了栗宪庭基金办的独立电影培训班，之后开始做《798站》。
　　记者：《798站》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件？
　　郑阔：它讲述的是798怎么由工厂变成了一个艺术区，有哪些人经历了这个变化，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了什么阻碍，在政府接管之后又遇到了什么新的问题，最后有一些就搬走了，798日益的大众商业化这样一个故事。这个片子剪出来之后在北京放映的也不多，2010年的时候在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微博]放过但是被禁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记者：怎么想到拍摄《798站》这部片子呢？
　　郑阔：因为我以前在798工作过，置身其中看着它变得越来越繁荣，游客越来越多，但大多都把它当成一个旅游地，随便逛一下，买一些纪念品。很多人并不知道 798真正的来源，不知道它是怎么从一个废旧的工厂变成今天的艺术区。其实它最早是由一批艺术家去推动这个事情的，这中间有很多挫折和阻碍，对于这段历史很多人可能都不太了解。所以我就想到拍一个纪录片，把早期进驻798的一些艺术家请来，一共采访了一百多个艺术家，加上当时的一些现场素材，剪辑成了《798站》。
　　记者：你觉得798的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郑阔：我最早是02年到过798，那会儿特别有味道，有艺术家，有工人，那个时候的环境很自由，很纯粹，那种感觉很好。而它的转变是从06年开始的，政府开始接手艺术区之后，现在在中国艺术区处于一个很尴尬的状态。我个人有两个观点，一是商业的涌入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谁都不能阻止，在798被社会认知之后，有很多并不是艺术界的人涌入。因为那会儿艺术很火，都想进来淘金，也有很多卖纪念品，卖衣服的，七星集团当然会选择出房租高的，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很正常的一个现象。而这种高房租却是对艺术家的一种挤压，很多画廊因为负担不起就搬走了，这个地方就变成了一个旅游区。第二个艺术区所面临的是一个文化安全，当代艺术涉及到很多意识形态，对现有的体制有很多的批判，质疑和挑战，它的特点就是这样，所以政府在这个方面会有所管制。比如说有些展览被关门，独立影像节被断电，有的艺术家被强制赶出来，所以798艺术区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记者：我觉得政府是应该保护这种文化艺术的。
　　郑阔：这是一种博弈，从艺术家的角度来说，希望政府支持这种文化，这种艺术，但是从政府的角度，认为这种文化艺术首先不应该触及意识形态，在这种前提下，政府所谓的文化艺术就是创意产业，就和南锣鼓巷、潘家园一样，当代艺术的一些东西是不能在里面的，那个就叫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现在宋庄也是即将面临 798艺术区发展的模式，这几年宋庄的发展也很快，纷纷盖房子、圈地。今年宋庄的艺术博览会也是由警察把门，进去之前还要搜身，翻包、过安检。还有宋庄举办的北京独立影像展，在播放开幕影片黄骥的《鸡蛋与石头》时被断电，它只是一个很私人化的的电影，并没有触及什么意识形态，但是就不允许放。
　　记者：是的，在影展上还引起了大家对于电影更重要还是独立更重要的讨论。
　　郑阔：其实这就说到另一个问题，中国电影的审查制度。很多人呼吁中国电影进行分级，但是中国电影没有分级，并且进行审查的也是一些老旧、保守的官员，所以这种审查看起来很荒诞。中国电影作为一种产业来讲，进入院线去的话，必然要经过审查，对于这种政治制度我们是没有办法的。就独立电影来说，很多人也并不想进院线，从制作条件、制作水准，各个方面来讲也是进不了院线的。并且就算进了院线，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人观看。虽然这些独立电影制作的粗糙一些，但是它反应的是中国很现实的问题，有很多人愿意去做这件事，他们也不希望这个电影通过审查，像我本人就是。
　　所以独立电影面临的问题一是政治二是商业，政治问题在中国很清楚，不允许你拍，不允许触及一些敏感的问题，不能跟主旋律唱反调。从商业方面来讲，就算不限制，也没有那么多观众，没有那么大的市场。通过审查的主流电影都是跟现实无关的，矫情的，一些历史片、谍战片，爱情片这种流行文化。但是在独立电影的这个范围内，它是有很多观众的。
　　现在中国电影的审查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不是中国导演拍不出好东西，是有太多的约束，包括娄烨拍的浮城谜事，影片结尾打人打几下，广电局都有明确的规定，还有上映的《白鹿原》，里面剧情的逻辑连接不上，这就是强行阉割导致的。
　　记者：您的作品《暖冬》是大家比较孰知的，那个片子出来之后引起很多人的关注。
　　郑阔：嗯，那个作品是09年10年拍摄的，11年拍摄完成的，在拍《798站》的过程中，正好发生了“暖冬计划”这个事件，798周边的正阳、008、东营这些艺术区拆迁，有朋友问能不能去拍现场，我当时是抱着为《798站》拍一点素材的想法去的，结果暖冬的发展超过了大家的设想，包括2月22号晚上的暴力事件，以及长安街游行，政府给不给赔偿，包括艺术家内部的一些分歧和矛盾，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事件，所以最后剪辑的时候就没有放在《798站》里，单独剪辑了出来，讲述艺术区拆迁的事情。
　　《暖冬》我没表达我的个人观点，做的相对客观，只是把各方观点都呈现了出来，因为那个事件本身很复杂。《798站》也是关于当代艺术的，只是看到这个片子的人比较少，但我个人比较喜欢。因为艺术区的这个问题在《798站》里表现得很清楚，像独立电影节断电这样的现象在798很早就出现了。像最近我帮藏红花剪的一部片子，叫《玲珑塔》，有300多个小时的素材，副标题叫宋庄的前世今生，从圆明园讲到宋庄，以及它慢慢变化，其实和798模式都是一样的，只是从微观上说，798是由工人管理的，宋庄是由农民管理的。
　　所以我很希望有机会能放映一下《798站》，有当时的很多艺术家讲述他们的切身经历。艺术家对于艺术区发展的想法和政府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看起来都是为了当代艺术的发展，但是实际有些艺术家是在做一些反体制的东西，那政府是不允许的，其实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在意识形态。最典型就是上海的艺术区，是小资产阶级的那种风格，真正和艺术相关的不多，却有很多咖啡馆、服装店，做的也挺好，但我的观点是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一样，应该留一个798，或者现在说应该留一个宋庄。
　　记者：你觉得独立电影发展比较好的是什么时候？
　　郑阔：我觉得不存在发展比较好的时候。通常所说的第六代导演，像王小帅、贾樟柯、张元等人，2000年前后那会儿比较活跃，虽然在国内也过不了审查，但是他们的作品在一些国外电影节得了奖，有了知名度，再被国内观众接受。由于他们的作品和传统的电影美学不一样，所以有很多的爱好者，我也是他们的影迷。
　　记者：如果通过做商业电影获得的收入再投入到做独立电影，你觉得这是一个解决独立电影资金的一个好的方法吗？
　　郑阔：对于这个方法我不是太赞同，如果你热爱独立电影，我觉得可以通过其他的方法去赚钱，商业电影其实更不好做，首先要通过审查，在这个基础上还要让它变得有趣，投观众所好，在电影的镜头语言和演员的表演上其实有更多的要求。如果拍摄商业电影能赚到钱其实很不容易了，并且不是拍纪录片的导演就可以拍好商业片的。假设电影真的做出来，有很高的票房，你的能力会得到认可，也会比较容易找到投资方，但是这个时候也会发生另一种转变，就是会被资本所限制，所以这是一个双刃剑。
　　记者：你对独立电影未来的发展是什么样的态度？有的人预言说它可能以后会不存在。
　　郑阔：我是比较悲观的，至少在目前觉得不会有好的发展状态。因为在中国这种政治环境下，它的发展是受到阻碍的，政府不允许有不一样的声音，所以不能进院线，在院线外的一些影展也受到限制，网站也不敢购买，一些正规的地方也不能放映，所以它没有收回成本的渠道。
　　如果说不存在那是不会的。为什么说纪录片比剧情片好看，因为现实太精彩了，有很多太好的素材，那是编不出来的。既然有这些问题存在就会有很多人去拍，就有人去表达，就算受到压制也是会存在的，要说在短时间内有什么根本性的改变也不太可能，但是绝对不会消失。并且现在技术和价格门槛都降低了，很多人拿小DV 就可以拍了，不管好不好，至少能真实地反映社会现实，也才能引起大家的关注。如果不是看赵亮的《上访》，马莉的《京生》，我不知道有那么一群人聚集在北京南站，不知道他们过的是这样的生活。看完之后就会思考为什么会有那样的现象，还让它存在呢？并且找很多相关东西来看，我觉得纪录片的价值就在这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