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锋：对全球化时代美学与艺术的思考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频繁而深入的交往，导致的结果有可能截然不同：既有可能导致文化冲突，也有可能导致文化欣赏。对于究竟会出现何种结果，我这里不想去做预言。我想着重指出的是，全球化时代必然会激发我们有关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新思考。本文着重梳理当前有关美学与艺术方面的思考。
      一、美的普遍性
      不同文化之间的频繁交往，首先会促使人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不同文化之间，是否存在共同特征？如果存在某种或者某些共同特征，是否有可能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种适合全球化时代的新文化？有关这些问题的思考，构成今天思想界的焦点。比如，在宗教和伦理领域，思想家们在探寻人类共同遵守的最低纲领，在寻找伦理生活的底线。有人将“己欲立而立人”视为伦理生活中的金律，在不同宗教和文化中生活的人们都遵守这条金律。尽管有关伦理生活的最低纲领，不同宗教生活团体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寻找共同的最低纲领，是全球化时代的新要求。即使在共同的最低纲领上最终并没有达成共识，也不能因此就怀疑这种思想探寻的意义，因为它至少会加深不同宗教生活团体的自我认识。为了将问题集中在美学和艺术领域，我这里略去有关背景和相关领域的讨论。事实上，我认为有关美学和艺术的讨论，可以为其他相关领域的讨论提供重要的启示，因为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中，最容易在美的判断上形成共识。换句话说，审美共识有助于我们理解伦理生活的最低纲领。这是一种出人意料的现象，但它并非难以理解。
      我们之所以说审美共识有些出人意料，原因在于人们在美的判断上向来难以取得一致意见。“谈到趣味无争辩”，“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些谚语表明，人们在美的判断问题上是完全自由的，没有确定的准则可以依循。即使有了确定标准，人们也不会拿它们当真，因为对标准的违背也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在其他领域中，违背标准，就有可能受到公众的谴责，甚至遭到法律的惩罚。由于在美的判断问题上，既没有抽象的标准，即使有所谓的标准也不会因违背标准而产生严重的后果，因此就可以充分展示个人的偏爱。所谓审美共识，既不可能，也无必要。
      然而，正是这种宽松性，使得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美的判断上容易达成共识。这是一种建立在无共识基础上的共识。这一点至关重要，且容易遭到忽视。我们不妨做些进一步的解释。
      当我们说在美的判断问题上没有共识的时候，这种说法只是适合于某种文化共同体范围内部。在任何一个文化共同体范围内部，在美的判断问题上受到的制约最小。用康德的术语来说，美是无功利、无概念、无目的的。尽管康德美学遭到后现代美学家的批判，但是在某些方面他得出的结论依然有效。正因为美具有无功利、无概念、无目的的特征，它所受到的限制最小；正因为它所受到的限制最小，在有关美的判断问题上很难达成共识。共识往往是限制的结果。不同的文化之所以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原因在于它们的限制不同，依据限制而形成的内部共识不同。文化多样性，实际上是限制的多样性，内部共识的多样性。限制程度越大，内部共识越强，体现出来的文化风格或差异就越明显，不同文化之间要达成共识的难度就越大。换句话说，在同一文化内部共识越强的方面，在不同文化之间就越难形成共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能否反过来说，在同一文化内容共识越弱的方面，在不同文化之间就越容易形成共识？当前国际美学和艺术领域中的潮流，在某种程度上支持这种判断。无论在美学研究还是艺术创作领域，人们发现，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美的判断问题上最容易达成共识。
      1994-1997年，科马(V. Komar)和梅拉米德(A. Melamid)实施了一个名为“人民的选择”(The People’s Choice)的系列绘画项目。他们雇佣民调机构来调查人们对艺术的偏好，范围涉及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十多个国家。调查的结果显示，人们在美的评判上具有惊人的普遍性：最受欢迎的颜色是蓝色，其次是绿色；具象绘画比抽象绘画更受欢迎；最受欢迎的画面构成要素有水、树木和其他植物、人物(尤其喜欢妇女和小孩，同时也喜欢英雄人物)、动物(尤其是大型哺乳动物，包括野生的和驯化的在内)。从科马和梅拉米德以民意测验数据做指导画出来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全世界人民喜欢的风景画似乎出自一个原型，即东非那种散落树木的草原景观。
      科马和梅拉米德得出的结论，与环境美学和进化论美学得出的结论完全吻合。一些环境美学家以民意测验的形式调查人们对于景观的审美偏好，结果发现草原景观是全世界人民最喜欢的景观。
      现在，让我们暂时撇开各种理论，回到人们的日常经验。那些在不同文化圈中生活过的人们会发现，事实上人们在自然风景、人体、艺术等方面的审美判断上，并没有多大的差异。就自然来说，都喜欢草原景观；就人体来说，都喜欢身材匀称、五官端正、皮肤光洁、头发浓密而有光泽；就艺术来说，都喜欢具有惊人之美的作品，如泰姬陵、蒙娜丽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等等。
      全球化时代让人们有了更多的在不同文化圈中生活的机会，人们切身的跨文化生活经验验证了美的普遍性。这已经成了一个毋庸争议的事实。我们接受这个事实。我们既相信艺术家的观察和学者的研究，更相信自己的经验。当然，我们也允许有人怀疑这个事实。但是，对于当前的情形来说，至关紧要的不是去怀疑这个事实，而是去解释这个事实。
      二、超文化美学的思考
      美学领域中有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分支，那就是比较美学(comparative aesthetics)。相对于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比较语言学(comparative linguistics)和比较宗教学(comparative religion studies)来说，比较美学显得很不起眼。但是，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比较美学变得兴旺起来。不过，这时的比较美学已经发展为超文化美学(transcultural aesthetics，又译为跨文化美学)。一般说来，超文化宗教学、超文化语言学、超文化文学是难以设想的，因为宗教、语言以及受语言限制的文学受到文化的束缚根深蒂固。之所以出现超文化美学，因为在美的问题上受到的文化束缚相对较小，形成共识的可能性相对较大。进一步说，审美共识可以为语言、文学、道德、宗教等其他领域中的共识提供基础。
      在解释审美共识的时候，超文化美学家喜欢从进化心理学、脑神经科学、认识论等方面来寻求理论支持。在一些超文化美学家看来，人类的审美共识具有遗传学上的基础。人类对美的偏爱在二百万年前的更新世(Pleistocene)时期就已经形成，有关信息保存在人类遗传基因之中。人类之所以偏爱东非草原景观，原因在于人类最初是在东非大草原上由类人猿进化为人的，人类对美的偏爱受到当时生存环境的影响。
      除了这种依据进化论的解释之外，还有依据民意测验的解释。上面提到的科马和梅拉米德的系列绘画项目“人民的选择”，就是建立在民意测验的基础上。此外，这种民意测验方式还被广泛运用于有关景观的审美价值的评定之中。比如，一些景观设计师将景观拍成照片，让公众根据照片给景观评分，最后通过统计得到不同景观类型的审美价值的平均值。得分高的景观审美价值高，得分低的景观审美价值低。
      进化论与民意测验，是从质和量两个不同的方面来解释审美共识。进化论的解释，旨在从质上寻找审美共识的根源；民意测验的解释，旨在从量上寻找审美共识的证据。将这两个方面综合起来考虑，就能够给审美共识以充分的解释。总之，超文化美学对美的普遍性的认可以及对审美共识的根源的科学探讨，对于美学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首先，美学研究的对象更明确了。如果美具有普遍性的话，暂且不论造成这种普遍性的原因为何，至少可以将美学学科安心地确立在对美的研究上。事实上，从古希腊开始，美就是哲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对象，只是在18世纪现代美学确立的时候，由于对美的普遍性产生了怀疑，美学家们才避免将美作为美学的研究对象，而选取像趣味、想象、感性认识、审美经验等作为美学的研究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