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年前，他随意收集一些民间手迹，来保留电子年代的手书痕迹，而如今他在考虑书法手迹的展示平台问题。“你有没有想过，现代艺术的舞台并不是中性的平台，本身就有倾向性。最早出现这个问题是在一个展览厅里面同时陈列书法和油画，感觉油画总是占优势。空间让作品本身有优劣高下，所以说这个空间是有指向性的，不是中性的。”
　　他想让大家觉得书画也是很高尚的、很有分量的东西，这就要去调整、改变现在的平台，这在他看来是当代艺术要思考的东西。“所谓‘当代艺术’，每一个文化人就应该在他身处的环境建立一套当地的当代文化的题目。”
　　发现印度
　　未来一年的时间，张颂仁要做一项中国和印度的当代艺术交流展览。把印度，这个相对神秘的国度引入我们的视线。
　　在他眼中，最近20年唯一真正在西方掀起非常大的风波的学术突破，基本是印度学说。我们的一些研究，比如关于新的社会学研究等，很多都是印裔学者取得了一些突破。而中国冠称文化大国，我们的贡献其实还寥寥。他希望通过印度的经验看出他们脱离西方整个学术垄断的结果，最关键的是脱离西方之后，也能对世界做出贡献。
　　曾经的一百年，我们习惯中西对照，似乎觉得西方世界和中国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世界。亦步亦趋地跟随着西方的进步，跟随着西方的问题而研究问题。西方的启蒙运动对中国知识分子影响甚大。似乎大家没有真正去想过——欧美是不是真的启蒙了我们？现在达到了他们说的启蒙结果了么？那只是一个说法一个计划，它一直在变，而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固定不移的目标在追赶。这一百年我们一再把我们美好的生活砸破打碎，为了把自己变成欧美想象中的样子。“这里面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只有一个对照，如果还有别的对照的话，再找一些其他的文化参照、文化交流可以打破中西二元对话。”
　　于是，张颂仁试图引领我们看到“印度”。看到另一种可能性。“当年大家都在找寻出路，中国用阶级革命来找寻出路，甘地用反暴力抗争来找寻出路，其实两个国家面对的是同样的事情，可是采取完全不同的方法。我们说，看印度还是很穷、很落后，突然这两年发现不是这样，原来他们走了自己的道路，过得不错，我们忽视了很多东西。”张颂仁把印度当作是可以参照的另外一个镜子。
　　所以，张颂仁试图举行一系列不一样的展览。现在所谓艺术家的展览，在他看来，就是我的东西放你这里摆一摆、你的东西在我这里摆一摆，其实这不是交流。“我们希望做中印展览，是以他们的现代经验和他们看到的中国来创造他们对中国的当代艺术的看法，给我们一些指导和批判。反之亦然。平等、融合，才是真正的交流。”
　　曾经的美国派
　　如今对西方标准不屑的张颂仁，曾经却是标准的美国派。
　　70年代的香港，出国留学几乎是所有青年人必走的道路。作为移民香港的第二代，在这个没有归属感的弹丸之地，大家都想选择离开，去一个更安稳而更明确的地方。张颂仁选择了美国，考入著名的威廉姆斯大学攻读数学和哲学。
　　张颂仁赶上了美国一个自由而精神的年代，嬉皮士、自由主义、泛爱论、人本主义……绝对开放的生活形态，绝对乐观主义的思维态度，是当时美国给予全球的重要文化基础。那时候，他西化得非常彻底，连梦话都说英语。美国让他觉得人生的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自由的精神培养着一个反叛的青年。在与西方同学的无数次争辩中，他不满于整个世界都以西方文明为最高指标，在满足自己对西方世界的一切好奇之后，他有了一颗复古的心。
　　1986年，张颂仁第一次把中国当代艺术作品拿到美国，碰了钉子，美国同仁觉得这个东西在美国没有市场。1994年，他带着艺术家们参加圣保罗艺术展，人不多可是实力很强，他们是张晓刚、王广义、方力均，如今当代艺术中卖价最高的4大天王中的3个人，还有邓林……那一年，世界开始关注中国当代艺术。
　　不久后，“中国当代艺术”开始在名利场上大显风光。1995年，威尼斯百年回顾展上，张颂仁与一直收藏当代艺术的好友香港富豪邓永锵大摆宴席，请来了戴安娜王妃。威尼斯人见惯了王家贵族，可是戴安娜的到来，依旧有万人空巷的场面，如今在威尼斯说起当年那盛况，还有人念念不忘。
　　此后，“中国当代艺术”的身价一路飙升。
　　在那段与当代艺术“相爱”的时光里，张颂仁是打包把当代艺术带到欧洲去的人，他显现着大男子主义的掌控，“中国艺术家总是有一种西方情结，这个情结不消除掉不会做出一种属于中国的真正划时代的东西。而我比较了解西方的口味，我要把中国放在一个和西方人平起平坐的平台。因为必须消除向外的心魔，你才可以回到自己那里。”
　　访谈：希望自己的追求能改变世界
　　南都周刊：你最快乐的是什么时候？
　　张颂仁：大儿子出生，看到一个真实的生命与我有关，特别喜悦。没想到会那么开心。开心与痛苦都是无法描摹的，那是超于语言和记忆以外的东西。
　　南都周刊：郑在东在上海外滩3号举办画展时，听说那天你哭了？对一个男人来说，有限的几次流眼泪，通常为了什么？
　　张颂仁：我认识在东20多年，认识他的时候，他很穷但是很会生活，现在他的作品卖价很高，他依旧是生活的玩家。那天画展，很多台湾的朋友都来捧场，因为高兴，所以大哭吧。
　　年纪大了比较容易哭。比如我的父亲、我的老师去世的时候，大多是感慨生活的消亡。也许是年纪大了，以前是参加朋友的婚礼多，现在参加葬礼比参加婚礼多。
　　南都周刊：有人说50岁是男人最好的年龄，你同意这个说法么？
　　张颂仁：50岁以后，在累积的基础上，一切都有了实现的可能，人在社会上变得更有活动能力了，从这点来说，50岁确实是男人最好的年龄。
　　50岁未必能知天命。知天命是知道有些事情不可为。商品经济，社会控制，让人群整体长期处于不成熟的状态。不然商品消费怎么能左右这么多人思维。我做不到50岁知天命，因为我开窍比较慢。
　　南都周刊：那么“30而立，40不惑”呢？
　　张颂仁：都做不到的。我28岁做独立策展人，三十二三岁开始开画廊。那时候连自己想做什么都迷糊。30岁的时候，不甘心就是个开画廊的，觉得能做更伟大的事情。40岁的时候，知道自己也就做画廊的命，想就熬下去吧。
　　其实，只要是不做些闷的事情，就觉得要做好玩的事情。
　　南都周刊：怎么认定自己？做策展这一行最重要的特质是什么？
　　张颂仁：我发脾气很快，做事情冲动，有莽劲。事情做坏了，内疚感比较强。
　　做画廊最重要的是需要一些梦想。我老是希望自己追求的理想能改变世界的现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