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水狗》宗宁个展 2015年
ART BANK: 为什么这些项目虽然形式上用了大众的形式,但是参加的还是艺术圈里面的人。你有没有想过通过做这些东西能够跟大众实现真正的沟通?而不只是形式上是大众的?
崔灿灿:当代艺术的变化是一个不断杂交、失控的过程,没有什么三项纪律,八大注意,它能够用各种形式,能够各种跨界,可以跟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发生各种不伦关系,因为我们不能忘记艺术的自由属性。可不可能跟大众产生真正的关系?我是只能从实验上来进行,拉入很多原来在展览里面没有的策展方式,尝试各种交流的可能性途径。2013年我做“夜走黑桥”,“乡村洗剪吹”,希望借用现实中的语言,找到非过去策展经验、非传统的组织方式放到策展里面。展览不能千篇一律,空间不能千篇一律,参与方式不能千篇一律,这不仅是为了创造新的策展语言,也是为了在不同的时空中,用不同的交流手段把事情说清楚,这是策展的游击战。
ART BANK:“夜走黑桥”项目你在采访里曾说做到一半的时候,才发觉它真正的意义所在?这个展览可以说是一个基础?
崔灿灿:“夜走黑桥”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关键的点,它打开了我的意识和策展模式,去除了我的惰性,我每天都会去现场。“夜走黑桥”我做了60天,天天去,天天有变化,没有一天停止,没有一天不在期待,不在焦虑。它和一般展览开幕后,策展人就当甩手掌柜不一样,夜走黑桥的闭幕才是开始。什么样的东西,能让我保持激情和意识、理性,有意料之外的各种限制和风险,也有设计之内的到达。这个过程让我知道,如何在和现实变化的同位关系中,不断地去改变位置和尝试变化,不停地完成嫁接,思考策展人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像拳台搏击,既要有过硬的经验,还要随着对方的变化,调整脚步和拳头的方向。夜走黑桥一开始,我只邀请了四十个人,我想在我没权力,没资金,没空间的情况下,我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好的展览?后来却有一百八十多位艺术家参与进来。“夜走黑桥”给之后带来一个变化——在我们一无所有的情况下,是不是必须进入体系,按照既有的线路来走?不是,它可以按照自己的路来走,可以在野地里自己玩,可以永远自己玩。那两个月是很疯狂的一件事儿,我像是打了一百多场拳赛,精疲力尽。但现在看来,一个拳手最后的结果,或许只能像影《愤怒的公牛》里拳师拉莫塔一样,你也因此会失去许多,失去体系,失去安全感,失去世俗的人情,也许会一塌糊涂。
ART BANK: 你会很在意自己的身份问题吗?从最开始的一无所有到现在开始有了话语权,对你有什么影响?
崔灿灿:中国有一句话,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我一直光着脚,不怕失去什么,也没啥东西可失去。我始终觉得自己很不安,状态也很多变,然后不停的自我折磨。哪有什么话语权,在中国,成功和犯罪的告解,是一样可耻的路径。我一直很分裂,想做很多事,有很多艺术上的野心,但又很怀疑,懒的做,不管怎样都会折腾自己。无聊的时候就做展览,做完展览更无聊,就接着无聊,或者是看电影,抑郁一下,堕落点,啥生产力也不提供,反正我也快三十了。
ART BANK: 你做了很多不太像展览的活动?今年还会有什么?
崔灿灿:每年都会做一个,今年做个游击赛,搞个运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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