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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之终结:我们应为艺术走向无意义而感到欢欣吗?
时间:2017年05月24日 作者:Owen Hulatt 来源:界面新闻 翻译:李思璟
不过随着这种自我意识变得越来越复杂抽象,已经超出了艺术的表达能力。因此,艺术已经不能再推动精神的发展,这一任务转移到了宗教和哲学这样更散漫、概念更复杂的范围(最合适的例子,正是黑格尔自己的哲学)。作为一种表达精神及其自我意识的任务的方式,艺术的作用被取代,不再承担完成这一任务的角色。
黑格尔的历史观有一种叙述性的结构,旨在完成自己的目标。但这样的历史观对我们来说,远没有他的同代哲学家认为能够理解艺术的观点来得吸引人。但艺术作为一种展示有趣想法的叙述方式实践,我们不用学会黑格尔关于艺术和精神的抽象概念,也可以欣赏艺术。
丹托对于艺术的终结也给出了相似的理论,尽管他的想法的灵感来源于黑格尔,但却不是基于黑格尔的世界史观和精神观点,而是把重点放在了近年艺术史的发展。丹托认为艺术的首要任务是完全真实,也就是说,艺术作品需要完全呈现出其描绘物品的相似性。从希腊雕像的解剖性优势(如《执矛者》、米隆的《掷铁饼者》),到文艺复兴时对视觉和透视的运用(如马萨乔在《三位一体》中的一点透视手法),艺术一直改善着用栩栩如生的手法描绘物体的方式。
米隆《掷铁饼者》
这些元素限制了后来的艺术家,比如,马萨乔吸收了菲利波·布鲁内列斯基为其他画家设定的透视原则,后来的画家们利用这些技巧发展了他们自己的技艺和技巧。“暗箱”后来成为一种重要的技巧,成为基本的摄影原则(也正如艺术家大卫·霍克尼所说,照片的发展是基于维米尔的《音乐课》的特点而来的)。
暗箱随之发展为摄影,能够更加栩栩如生的反映物体的真实性。艺术最为重要的任务——完美地描绘其物体——已经被篡夺了。丹托认为,这时艺术的主要问题是回答一个新的问题:“什么是艺术?”
丹托认为,艺术史上发生的大多数事情,都可以被整齐排列起来。艺术的上一个任务已经完成,转而完成一个新的任务:调查艺术本身究竟是什么,以及艺术的限制是什么。视觉艺术的外在限制开始得到探索,在艺术作品本身之外,去寻求一种代表、体现和启发。我们也可以在现代流派和各种“主义”、以及帕布洛·毕加索的《斗牛士》、瓦西里·康定斯基的《华丽的水彩》中看到这种方式的成果。但艺术的界限不是无限的,最终它会走向无意义。到1953年,罗伯特·劳森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展出了一幅威廉·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的画作,但画作的内容已经被他抹去,只留下空白的画布,没有内在的美学价值可言。在我看来,这意味着这种新的叙述方式走向了自然灭亡。
威廉·德·库宁(Willem de Kooning)
追求完全真实的任务逐渐被各学派和运动的创新方式所取代,直到劳森伯格标志性地抹除了另一位画家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为什么丹托找到了第二个叙述方式,即对艺术的限制、意义及其自身内涵的探索。支撑现代视觉艺术中各流派和主义的基础,正是对艺术核心的理解而推动的。正是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提醒丹托第二个叙述方式的完成。
丹托认为,沃霍尔的《布里洛盒子》极为重要,因为画面中的物体原本并不是艺术作品。它们只是普通的盒子,其外表无法解释为什么它可以成为艺术。艺术一直在寻找该如何定义自己的答案,现在只有概念和艺术理论能够完成这样的任务,因为物品本身已经无法独立完成这个任务了。就像艺术把对真实的追求移交给了摄影一样,现在艺术对自我定义的追求也要移交给艺术理论来完成了。这样,艺术的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叙述方式才得以完成。
黑格尔和丹托认为,在非常特定的情况下,艺术才算终结。他们的理论要求我们把艺术当做一种叙述方式和一种目标,一种我们可以看到艺术家们共同努力所要达到的结果。当我们无法看到这种目标的实现时,在黑格尔和丹托看来,这就是艺术终结的时刻,艺术不可能再取得任何进步了。
黑格尔的艺术理论背景是我们现在很难接受的,而丹托则向我们展示了,对艺术史的认真研究让艺术的内在叙述方式更为细致,同时也能体现艺术史的价值。如果艺术有着自己的叙述方式和目标,那么它就有可能实现这个目标,完成这个叙述方式,从而走向终结。所以,我们很难反驳“艺术即将终结”这一广泛的概念。但也许我们应该更仔细地想象这个问题。即使我们可以接受,个人的叙述方式可以走向终结,但为什么所有的叙述方式本身都必须要结束呢?毕竟,丹托见证了艺术的第二个叙述方式取代了第一个,那么为什么不会有第三个叙述方式的出现呢?即使我们同意丹托的观点,认为艺术在探寻其自身意义方面已经走向死路,但为什么要否认艺术也许可以找到一个新的叙述方式和目标呢?
黑格尔和丹托都没有把其后出现的艺术当作是艺术发展进程中的一个新方向,而是将其看作艺术终结的症状。黑格尔经历了德国浪漫主义时期创作的喷发时期,他预测概念性的艺术作品数量会增加,这种数量上的增加让依靠美感的艺术转变成了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这一过程描绘了许多在黑格尔之后发生的伟大的艺术运动的特点,它们不再着墨于精确地去描绘世界、概念性的想法,而是去反映艺术表达自身的界限。比如立体主义不再体现完美的透视角度,而是将其进行重塑,企图告诉我们艺术意义的局限。在立体主义发展的“分析”阶段,这一特征尤为明显,具体可参考毕加索《渥拉的画像》。
同样,丹托当时也处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交界的时期。他对艺术终结的描绘,抓住了后来被称之“后现代主义”时代艺术的精华(不过丹托更喜欢称之为“后历史”时代)。黑格尔和丹托都看清了各自时代的艺术发展趋势,并有着令人称赞的预测能力,甚至影响了之后才会出现的艺术发展形式。但两位哲学家却都认为,当时无法避免的“发展”,是所有叙述方式的终结,而不是新叙述方式的开始。对黑格尔和丹托来说,他们各自描述的艺术终结,只是无穷尽的,按时间顺序发展的艺术的一部分。
也许对二人来说,艺术的概念、该完成的任务已经不复存在了。也许对于像黑格尔和丹托这样的哲学家来说,艺术一直在终结,因为艺术本是一种不断变化的、无限追求完美的一种实践,而他们却执意用历史文脉主义来解释艺术的定义。我们都容易相信这种关于艺术错位的实用派理论。受到我们所处的文化和争论环境的影响,我们坚信艺术有必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提出的问题,却在这些问题得到解决、或是走入死路、不再具有相关性后,忘了关注其自身发展。当艺术有了全新的变化时,在黑格尔和丹托的时代皆是如此,我们却坚持认为这代表着艺术将要终结。实际上,这只是说明我们起初的原则都与我们自己的时代和文化有关,而艺术不该被总结为任意一种简单的叙述方式,而是其自身多种叙述方式的重合。
这可以很好的回应艺术是否即将终结的问题,但这个答案是正确的吗?
黑格尔和丹托对于艺术终结的讨论显然都是以欧洲和美国为中心的,这篇文章也是一样。有了这些限制,如果我们想要证明黑格尔和丹托的结论是错的,如果我们相信艺术仍然在进步和发展,我们需要找到新的叙述方式和目标来构建艺术。我们能否识别将要出现,或已经出现的艺术目标的形式,是否能再次将艺术创作的自由发展趋势与有着清晰目标的实践结合起来?我觉得很难,至少现阶段很难做到。也许这正是在告诉我们,艺术某种程度上的终结确实已经发生了。也许我们只是在等待下一个艺术叙述方式的出现,那时,艺术的目标和目的,又会发生我们无法预测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