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女性艺术

二、新中国，在“男女都一样”的口号中——艺术趋向“共性”

新中国的妇女，在“男女平等”的政策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种种权利，她们由“家庭中人”变成了“国家主人”，在迎接自身解放的同时，也把自己溶进了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之中，绝大多数的女画家，参加了工作，成为“国家干部”。艺术已不再是纯粹个人自娱或自我表现的手段，而是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宣传方针政策的工具。遵循着“为工农兵服务”的宗旨，走“大众化”“通俗化”的路。为了服从革命需要，艺术普遍地消解个性而趋向共性。在这大文化的背景中，女艺术家更是在“男女都一样”“男人能做到的女人也一定能做到”的思想支配下，在艺术中有意识地消解男女性别存在的差异，也就自然地一切按男性的艺术标准来要求自己，因而在追求共性的规范中失落了个性，也失落了女性。然而，即使在这个不承认性别差异的“无性”时代，女艺术家还是在一定的限度中用女性特有的视角，去表现女性的情感、女性的内心世界，由此也隐隐汇聚成一条女性艺术的潜流。

女艺术家适应新的角色。女子从以往“家庭中的人”，转变为“国家主人”，这种角色的转换，使女艺术家进入了全新的生活领域。艺术家首先是宣传工作干部,她们虽然有自己的专业，但必须锻炼自己成为多面手，努力调整自己的艺术去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曾在中央大学艺术系学习西画的郁风、方菁画着《和平代表欢迎您》《我爱和平鸽》《祝福》等宣传画和广告画。郁风长年在美协展览部工作，方菁当了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编辑，她们也就很难顾及画画了。曾留学欧洲研习油画和雕塑的萧淑芳，参加过新中国最早的壁画创作，此后水彩、年画什么都得画,唯独没有机会做雕塑和油画，直至70年代作“宾馆画”,才落实于水墨，逐渐树立自己典雅娟秀的绘画风格。广州的徐坚白，曾是杭州艺专林风眠的学生,1949年从美国留学归来参加革命部队。经过一段时间磨炼，她找到既适应革命需要，又不失自己艺术上淳厚、朴实并绚丽的个性油画语言。而1956年从法国学成归来的刘自鸣，也许因自幼双耳失聪,对外界的风雨变迁似乎不问不闻，始终沉浸于自己的艺术世界,在写实画风一统天下的时代里,她却始终不改融中国传统写意绘画于油画之中的语言探索。

艺术走向大众化。曾经历了新文化运动洗礼的女画家,她们当年冲破封建宗族家庭的桎梏走出闺阁，在寻求人身自由的同时,大多在艺术上还未来得及走出师承而确立自己独立的审美价值。新社会给予了机会，让她们接近群众，在反映新生活的实践中，带来了艺术上的新鲜活力。如北方的俞致贞、胡洁青、王叔晖，南方的吴青霞和陈佩秋，以及潘素、林妹姝、钱紫霞、曾杏绯等，她们逐渐摆脱传统程式中的“古旧风”，从生活中写生，使绘画具有“生活味”，从而也创造了自己艺术的独特风格。

50年代初，首先为社会所肯定的是一批来自解放区的女美术工作者的作品，它们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年画形式，成功地宣传了党的中心工作，反映了群众的生活。其间也不乏透露出女性特有的视角和表现手法。冯真1948年创作的《娃娃戏》，以女性对儿童游戏的关注，用富有童趣的形象表现，受到群众的喜欢，很好地配合了当时解放全中国的形势宣传。姜燕(1919～1958)是位颇有功底的国画家，她的《考考妈妈》表现翻身妇女学文化的热情。顾群的《女司机》突出地反映“男人能干的，女人也能干”，作为新中国妇女的光荣和骄傲来宣扬。邓澍有《保卫和平》《欢迎苏联朋友》等重大题材的作品，而她的《夸媳妇》也把视角转向了女性的生存状态和地位问题。她们的一批作品，推动了“新年画运动”的发展。

艺术在“规范化”中崛起。艺术家随着一浪又一浪的政治运动，在不断改造思想的同时，艺术从“大众化”“通俗化”逐渐走向“规范化”，即用写实的手法去创造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新中国自己培养出来的首批大学生在这样的艺术生态环境中成长，于60年代初文艺较为宽松的气候中走上了画坛。她们虽在规范之中,却又有了较多施展个性的余地，因而出现了一批较有女性意识的作品。一类是强悍型的女性形象。突出了在“男女都一样”的时代中，以女性的意气风发为主旋律。如王霞的油画《海岛姑娘》、单应桂的年画《当代英雄》和陆佩英的雕塑《朝阳》，虽为不同艺种，却是“异曲同工”之作。王德娟的油画《毛主席和女民兵》、蒋采萍的中国画《摘火把果的姑娘》和庄寿红的年画《在广阔的天地里》也纷纷在画面中突出了女性形象。赵友萍的油画《代表会上的妇女委员》，对女农奴翻身这一主题，不是简单地只作外在的表现，画家更重人物历尽沧桑、百感交集的复杂心情和庄重严肃的神情刻画，探索用色线来增强造型力度，画面沉稳、厚重，取得较好的艺术效果。第二类是温柔型的女性形象。如温葆的油画《四个姑娘》，则以四个不同性格的农村姑娘，来表现新农村女青年对美好前景的向往。邵晶坤的油画《少女》《溪边》等，以优美的笔调，表现美好的风土人情。王玉珏的中国画《山村医生》,形象平和温柔。第三类是母爱题材。从张丽的油画《读》，到于月川的中国画《翻身农奴的女儿》及陈光健的《窑洞小学》，虽画种不同，表现形式有别，但都以孩子上学这一题材，表达人类伟大的母爱内涵。

女雕塑家在旧中国是凤毛麟角，新中国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女雕塑家，如张得蒂、张德华、时宜、杨淑清、赵瑞英、卢琪辉、程亚南等，她们成天与钢、铜、石头打交道，作品中也多以女性、儿童及动物为表现对象，陈淑光的《小胖》、张得蒂的《小达娃》、沈吉鹏的《滑冰真有趣》、王合内的《小鹿》等，都蕴含着女性的温馨和灵气。

五六十年代，虽然艺术表现形式较单一，但女艺术家以表现女性的题材见多见长，从中表达了她们对女性的生活意义、女性的生命价值的思考。即使在文艺思想更禁锢的“文革”时期，这种女性意识也时而在禁锢的缝隙中透出。如生活在陕西的张自疑，创作过一幅当时广为传播的油画《铜墙铁壁》，画面是毛主席与红军队伍中的小战士亲切交谈的情景，亲切感人。此外山东的单应桂的《做军鞋》，湖南的陈行画的是毛泽东的妹妹《毛泽健同志在衡北游击师》，曾经是“红小鬼”的宋韧画的《小八路》，湖南郑小娟的《洞庭湖上红小兵》，广东鸥洋的《雏鹰展翅》、吴海鹰的《党是太阳我是花》，彝族女画家李秀的版画《毕业归来》，表现的是彝族女大学生。这些作品，都与作者自己的经历分不开，与自己作为一个女性的视角所关心的女性生命状态分不开。最突出的是曾经是女奴的彝族女画家阿鸽，她的《彝族喜迎新社员》以及此后的《小雪》《三月》《鸽子》等作品，几乎都表现了一个翻身女奴的生活和感情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