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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青生：中国当代艺术的问题意识
时间：2023年01月04日 作者： 来源：艺术批评家网
朱青生艺评—创作教学—案例
中国当代艺术的问题意识
中国当代艺术的问题意识在发生的初始阶段确实和西方有很大差异，也和东亚的日本、韩国有巨大的不同。
具体当然有很多的方面，但是，从大的方面着手来反省这个问题，还是创作主体和社会条件两大块，也就是说，“当代艺术”（也称现代艺术）虽然是一个经典艺术之后艺术史发展的阶段，但是，每一个文化和每一个时代，其自身发生和发展的当代艺术却有较大的差别。这个问题如果不加反省，并做清楚的理论归纳，我们既无法来解释中国的当代艺术为何会出现目前的这样一个状态（及其历史进程），往后也无从来继续有效地开拓和探索未来的当代艺术发展的方向和目标。
中国的当代艺术是因为改革开放才具有了发生和发展的条件和基础，而第一代创作主体是在“WG”中接受的基础教育和教养，是改革开放后最早上大学的一代。他们大多数出生在40年代末、50年代和60年代初，也有个别年纪稍长的作者（“89后”则完全是另外一代人主导，形成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第二期）。
当然，有学者在建国后到“WG”再到改革开放之前的新中国的艺术中找到了一些“社会主义现代主义的因素”，但是这种因素只是非“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形式探索。根据潘公凯的描述，当他亲眼看到苏天赐作为艺术家因为“现代派画法”被人戴上手铐押上吉普车驶离学校（中央美院华东分院，即今中国美院）的时候，这个场景就意味着中国已经不再有实验艺术意义上的当代艺术的土壤。把在上海由林风眠或者陈大羽所坚持的一些形式主义的画法看成是对现代派的坚持和对美的忠诚，只能说是对老大师们的一种最低限度的惋惜和追念。其实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艺术家的作品已经脱离当代艺术的现场和自身性质，最多也就是没有完全忘却和抛弃“二战”之前欧洲从野兽派、毕加索到巴黎画派的遗风。“社会主义现代主义”和当代艺术必须有对于社会的关切、对于现实的批判，打破一切所谓传统规范和规定，探索个人独立而自由的创造，探索一种前所未有的全新的人类精神的领域和方法，这些现代主义的基本方面，艺术家不可能有任何涉及，否则连生存都成问题。
“WG”时期样板戏人物形象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改革打下了现代主义艺术的社会基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际上在物质生产突破计划和控制之后，在精神上立即就是鼓励自由、独立、个性化的感受、思维和表达的“解放思想”。首当其冲的是艺术（美术），因为这是一个个体可以独立完成，可以调用景观、装置、现成品等各种新材料，方法不受限制的领域，所以本来在人群中问题最多、最不安分，同时最具有创造能力的一群人立即投身于现代艺术革命，中国随即出现当代艺术。但是最早的理论焦点是政治理论。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有一整套的严格的文艺理论、政策和审美的限制性规定，几乎不给“资产阶级”现代派留任何缺口和角落。新的理论可能有很多种，因人而异，因事而异，但是无论哪一种理论，发展的前提都是有一个共同的限制需要打破，这就是解放思想，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意义之所在。这种意义不在于这个理论自身具有理论价值，而在于其作用，这种作用就是撬动拆解了固定框架，使得各种具有真正理论价值的可能性得以生长。而中国的当代艺术的生长也是在这时突破到对理论本身的自我否定（“自否法则”）和将否定形式化，成为精神开放的无阻碍探索状态。
当代艺术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发生的一种新的艺术。之前，中国整个国家经历了一个艺术极度匮乏的时段。新中国建国以后，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的发展，在极“左”路线的干扰之下，艺术进入了偏执化和极端化的阶段：以反帝为旗帜，禁止了西方经典艺术；以反封建为旗帜，禁止了中国古代艺术；最后以“反修”为旗帜，又禁止了建国以来引入的俄罗斯/苏联艺术。当时的样板戏中塑造的标准单一的模板，是“三无”的典型形象：无情（批判感情和爱欲）、无美（批判形式和修饰）、无家（批判个体和自我）。大局既变，百废待兴。首先对思想进行了拨乱反正，在艺术方面体现为，一是要恢复艺术的方法，二是要恢复艺术创作的自由。油画复兴、国画复兴、书法复兴和各种民间民族多样式的艺术同样获得了效果。事实上，美术门类中的《父亲》和《西藏组画》横空出世，可以比照当时朦胧诗/新诗、小说和电影，直接而充分地表达了时代的回应，似乎本来并不需要一种莫名奇妙的现代艺术/当代艺术。
罗中立：《父亲》
陈丹青：《西藏组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