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艺术家的写与读

      1893年，保罗·高更给他分居多年的妻子梅特·加德写信，信中提到说：“我正在整理一部关于塔希提的书，这书对于理解我的绘画很有用。”高更说到的那部书，就是指1891年6月首次抵达塔希提后写的《诺阿诺阿》，这在当地土话的意思是“香啊香”。
      高更一生桀骜，《诺阿诺阿》则记录了他一生中难得的心平气和的幸福岁月：“南纬17度，夜夜都是美的……北纬47度，巴黎，我相信椰子树己经不存在，声音也不再悦耳动听……”岛上的湖泊鲜艳夺目，树木郁郁葱葱，土地闪烁着“流金与阳光的欢乐”，土著们都性情温和，他的塔希提少女热情顺从，激励着他的创作……
      《诺阿诺阿》的出版，也正像高更自己的命运传奇，一波而三折，先是被平庸的诗人朋友莫里斯修改，后来被高更否定，高更的原始手稿在辗转流落之后，直到1954年爱德蒙·萨戈的女儿在阁楼里沉睡了几十年后才被发现重见天日，逐渐恢复出版。
      无论是《月亮和六便士》还是《诺阿诺阿》，我相信，艺术家的阅读和一般读者的阅读，心迹是不大一样的，我们更多的是想看到传奇、绯闻、跌荡，艺术家们则更多是想看到一个真实的自己和“形而上”的那个自己，如何交错撞汇出盛名伟业。
      中国人写东西，一向为尊者讳，尤其是后辈子女写父祖辈，更是敬畏小心，唯恐稍有不慎损及大人圣名，但是却大多都不能把父祖辈从伟大和平凡中剥离开来，有情感观却无历史观。高更的小儿子保罗，虽然也写了本《我的父亲高更》，但是这个高更生前从未见过的小儿子，却“不愧是高更的种”，虽写父亲，眼里却不全是父亲。
      在书中，保罗写道：“七岁时，我所不了解的父亲已经成为高更，当我试着去画他的肖像时，我不是那个爱父亲的儿子，而是我自己，我把他看成艺术家高更，一个一生都在积累艺术经验、把一生奉献给艺术的男人。内心的许多声音，好与不好的影响汇聚在一起，引领我走向正确的道路。”九泉之下，高更当为有斯子而欣慰。
      高更也许比谁都明白，生前早就已经看清楚了艺术是怎么回事，所以在《诺阿诺阿》的“补录”部分中，他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艺术作品后，真实，肮脏的真实。”
      正像毛姆在小说中所说的：“制造神话是人类的天性。对那些出类拔萃的人物，如果他们生活中有什么令人感到诧异或者迷惑不解的事件，人们就会如饥似渴地抓住不放，编造出种种神话，而且深信不疑，近乎狂热。这可以说是浪漫主义对平凡暗淡的生活的一种抗议。”
      生活太无聊了，大多数人都太没有勇气了，所以世人需要用高更来满足自己。
      但是高更的伟大，就在于他不愿当神，无论被造的神还是自造的神，他肯定知道，死后会被拔高，会被书写，会被颂扬，所以生前就准备了一记当头棒，就是这本《诺阿诺阿》！
      写：是作为人，还是艺术家？
      此刻距高更的年代，已过去一个多世纪，风云渐渐飘散，古典越行越远。
      今天的艺术家们，显然已没有高更那般沉静自省，已不满于待功成名就后被书写了，而是提前进入了“祭祀”自己的行列之中，不愿读书也罢了，却热衷于写书、编书、出书。
      在大大小小的书店，也许你随处可以看到艾未未的《此时此地》、方力钧的《像野狗一样生存》、蔡国强的《我是这样想的》等等。当然，这些书写还是相对真诚的，不过，即使我们的艺术家是出于真诚的书写，就写法和所写而言，我也确实不愿意恭维——当然我不都懂他们的艺术，但是从读者层面来说，我倒更欣赏西方艺术家和1949年以前中国艺术家的做法和写法，在他们的文字里我可以读出结实的人和仿若置身的时代。
      譬如杜尚，事实上，杜尚并没有怎么写作，但是他的思想却波及遥远。
      看过《杜尚访谈录》的人都知道，他的思想更接近于一种禅境，遇佛杀佛，遇魔杀魔，以四两之力拨千金之鼎，他没有贪欲，也没有著述传世的贪欲，但是他却传世了。
      在我看来，杜尚更接近于古人的表达，述而不作，孔子或者苏格拉底都是如此。
      和古人相比，中国的当代艺术家还太缺少一种文字和学养的历练。
      康有为不是艺术家，也不是书法家，但是康有为的书法无人能敌，是因为他把一生的风雨跌宕都连到了字里，康有为的《广艺舟双楫》，中国书法界自古至今鲜有人能够匹敌，他把对政治和身世的理解全部都书法化了、线条化了，所以点画撇捺，都是白马银枪。
      苏轼也不是书法家，不是词人，不是画家，他的本职是个朝廷官员，但是他却能以书法传世，以词作惊人，知人论世看人生，无不精当，也是因为他并不把“艺术家”的身份看得有多重，而是宦海沉浮多年，人生得意失意处能因火成烟，写几笔字，作几首词，聊以自慰。
      宋徽宗的本职更是个皇帝，却撇了江山捡画笔，马上失天下，纸上得天下。
      贡布里希说，哪里有什么艺术，只有艺术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海子不卧轨，当没有今天的膜拜；北岛不杀妻、不自杀，当也没有今天的盛名；比宋徽宗画鸟更重要的，是他的皇帝身份，比李煜的词作极尽哀肠更重要的，是他以南唐后主的身份被赐予一杯亡命毒酒。
      相比较，我还是比较欣赏黄永玉的做法，做艺术，但不只是艺术，纵然隔行如隔山，但是他也能从彼山之巅跋涉于此山之深。他写《比我老的老头儿》、《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都有比文学家还文学家的功力，这一点跟他的艺术身份无关，跟他的“去艺术化”和“归人生化”有关。
      归国十年来，陈丹青已出版了多部随笔集，从最早的《纽约琐记》，到《多余的素材》，再到《退步集》、《退步集续编》、《荒废集》等等，人们似乎对这位靠《西藏组画》名噪一时的画家的绘画身份越来越淡，对他的民国范儿、文字书写和隆隆骂声却越来越接受。
      陈丹青的好，即在于他虽然有艺术身份，也谈艺术，但是每每却能跳到艺术之外，他的师承和视野是1949年之前的，他的艺术与书写和生活、和人、和性情都是不脱节的。明治天皇的诗写得第一流好，却不以诗人自居，即是因为比身份更好的，是人本身，因为人生的格局大，所以艺术的格局才大，这也就是胡兰成所说的“作品只是人生的副产品而已”。
      黄永玉和陈丹青就是身为艺术家却不“艺术”，以人生的姿态去读、去写，去“去艺术化”。我觉得，这是清明自觉的一种做法，挖却艺术的尘泥才能明心见性，见人真颜。
      所以看到安迪·沃霍尔的《安迪·沃霍尔的哲学》，你能看出他的真诚与隐藏、惊世骇俗与微不足道、风云激荡与昙花一现，他是作为一个时代里的人在说话，或者说，这是他作为一个艺术家背后的东西，而不是他作为一个艺术家的东西，“艺术”只是“人”的之一。所以即使作为一个神话，他无论被造或者自造，都可依可据，而不是一种宣传或者利益。
      读：今天的艺术家还读书吗？
      有朋友谈到，今天的艺术家该怎么阅读？这话从何说起呢，艺术家和别的行当似不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艺术家天生就应该是一个独裁主义者，在创意上，在思维上，在表达上，在性情上，在品味上，都需要是“一手遮天”的。而在人际上，在道德上，在心态上，艺术家应该退回到“人”的领域，跟“艺术家”的身份无关。艺术家的阅读，也应该如此，对艺术家或者准艺术家来说，首先应该是“人”的身份的阅读，然后才是“艺术家”身份的阅读。
      人的阅读，应该是成为一个基本的人，有着对传统的继承、对未来的展望，以及对异域的关注，建立起一种开阔的视野和价值基础。今天的艺术家，很少具备传统的学养继承和环境，更多是建立在一种“为艺而艺”的个人兴趣或扬名手段之上，1949年前的艺术家并不如此，无论齐白石、徐悲鸿或者林风眠，或者再靠后一点的吴冠中、赵无极，他们的学养基础不光是靠阅读得来的，更多是从那个时代、师承和自身生活中得来的。
      对艺术家来说，只有先具备了人的阅读，然后才谈得上艺术家的阅读。
      艺术家的阅读，更多是自身一种艺术兴趣和艺术需要的阅读，对自己置身的艺术行业有一种基本的观照和了解，于前可以通古人，于今可以知周围，于后可以明来路，同时对自身周遭的艺术大环境有一种基本的俯瞰和判断，是山雨欲来、泥沙俱下还是风云际会，起码有一种起码的认知和嗅觉，在此基础上再深入自己的兴趣、专精自身的特长。所以，今天的艺术家，可以不懂山水画，但也应该要知道黄公望，知道中国山水画人之寄情的精奥所在；可以不懂波普，但也应该知道安迪·沃霍尔的基本拳脚路数。
      对艺术家来说，阅读不阅读、怎么样阅读是一个伪命题，只有对人来说，阅读不阅读、怎么样阅读才是一个真命题。在阅读面前，艺术家首先要退回到人的层面上来，对阅读来说，艺术家的身份是个不小的障碍。缺少了人的阅读，艺术家纵然是艺术家，但是这个“人”字的撇捺是无力的，即使小胜于一时，却名不了一世，不可能做到元气淋漓、大气磅礴。
      而缺少作为“艺术家”的阅读，则做不好艺术家，起码做不好出色的艺术家，我不相信康有为没看过孙过庭的《书谱》而能写得出《广艺舟双楫》，我也不相信杜尚没有看透塞尚的理性和秩序而能发展出自由与非理性。
      我记得吴冠中曾经说，历史就是靠传统、反传统、反反传统形成的。
      那么作为一个艺术家的伟大，我相信他的“反传统”和“反反传统”不但要反“艺术”，还要反“人类”，反“艺术”奠定的是他的艺术地位，反“人类”则奠定的是他的思想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