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艺术家成功是否必需更多艺术家挨饿

一些艺术家成功是否必需更多艺术家挨饿

          艺术家为什么穷？好问题！但别问那个荷兰的经济学家、《艺术家为什么穷？艺术之非常经济(Why Are Artists Poor? The Exceptional Economy of the Arts)》一书的作者——汉斯·艾宾(Hans Abbing)。
　　今年年初，艾宾曾应W.A.G.E。组织之邀在纽约SoHo的Artists Space发表演讲，W.A.G.E。全称“更佳经济境遇下创作之艺术家(Working Artists in the Greater Economy)”倡导非营利组织和美术馆付费展览艺术家们的作品——这一模式似乎已在加拿大得到应用。艾宾的《艺术家为什么穷？》一书早在2002年便已出版，却一直未激起多大反响。而在纽约，有W.A.G.E。推波助澜，令其颇出了些风头，有时还被援引来为艺术政策开具处方。所以，或许得及时将艾宾的小火苗捏死在摇篮，正式宣判他讲的一切都是痴人说梦。
　　W.A.G.E。曾自称“亲艺术家、亲资本主义”组织(但其意为使艺术家得到报酬，而非为使富有的艺术家压迫无产阶级大众)，看来他们颇爱那本著作——作为一位经济学家，艾宾在书中主要揭穿艺术中“心灵之充盈胜过物质回报”的观点。如果一位艺术家被人占了经济上的便宜，这种观念绝对是一种心灵鸡汤，如此，你愈成功便负债愈深，因为各个机构都指望着你纯为热爱艺术而干活儿。
　　而不幸的是，艾宾并没在此停笔。《艺术家为什么穷？》继而开始对“艺术家津贴”狂轰滥炸。其实这不过是自由主义者的“老三篇”：一切的错，都终究是政府干预自由市场的错。这只是放在视觉艺术领域罢了。
　　在此，或许需要一提的是，艾宾的世界观并非基于对当代艺术界现实的熟悉。为此，他声称政府的畸形干预决定了“当代”及“前卫”艺术的现状，对此，他认为国家不给艺术任何补助也没什么关系。而令人发指的是，对这种病态的反经济的当代艺术范儿，艾宾唯一指名道姓地给出的“当代艺术家”之例——你猜是谁？——达明·赫斯特(68页)。这哥们就是个市场大混儿。我靠。
　　或许这只是艾宾的个人偏见(一个艺术家只要投入全部生命激情来创作，就算是成功了一半)。“传统”与“当代”的对照也是艾宾的论据之一，他声称艺术家之所以穷，是因为“供过于求”——艺术一多，需求才来。结论如下：任何试图从市场之外为艺术家提供经济援助的行为(津贴，减税，乃至个人的赞助)都不过是在支援那些不能靠自身实力生存的艺术家，还因此吸引了好多闲人进入艺术圈，使这圈子吃不消。“理论上讲，额外的资金从来都不会提高收入水平，只是增加了艺术家的人数而已，”他如是写道(130页)。
　　《人口论》的作者马尔萨斯对穷人就持这样的观点，颇受19世纪英国统治阶级的欢迎：任何社会福利之尝试，不过是在放慢人口减少/淘汰/稀释的过程，使世上有更多饥饿的嘴巴等待喂养，使人口过多，生活状况恶化。艾宾就是文化界的马尔萨斯主义者。
　　客观地说，在W.A.G.E。的演讲中，艾宾表示他在《艺术家为什么穷？》出版数年后，对其中一些极端看法亦持保留态度。如今，他较少关注津贴对支援“低产”艺术家的实际作用，更多关注政府津贴作为一种象征“信号”的严重性——误导艺术家，使其认为艺术是靠谱的生涯。然而，艾宾是基于荷兰的视角看问题，那里的艺术津贴一直给得极其慷慨，所以他以偏概全地说话也毫不腰疼。
　　问答环节最能说明问题，有位观众问艾宾对如今二级市场上爆出的天价艺术交易怎么看。“我对此没什么好说的，”艾宾温温地答道。“我想，会有些艺术家为此愤怒吧。”听到没？国家资助是一种畸形“信号”，而金钱无止尽地流入艺术市场却连想都不值得想——这才会使年轻人觉得艺术是靠谱的生涯呢。
　　在美国，这十年来，“独立艺术家、作家、演艺人”大量增加(从2000年的509,000人增至2008年的676,000人)，而艺术津贴(无论企业、联邦、国家和个人的)总的来说只有微微的增长，更多情况是下降[以上数据来自美国艺术发展委员会(Americans for the Arts)的“国家艺术指数(National Arts Index)”]。谈起全国艺术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美国艺术家们绝对欲说还休，这伙人将津贴削减到骨头，成为欺骗善良的纳税人的妖魔，却给人所谓的“信号”，说搞艺术会有美好的未来。另一方面，这十年的艺术市场却非常火爆。如果艾宾觉得对艺术家“供过于求”的最佳解释是政府的畸形市场信号，那他就真是活在一个完全颠倒的“新闻联播”里了。
　　然而，我至少同意艾宾说不能将非常真实且不稳定的文化经济增长简单解释为粗略经济核算的作用——虽说我也不同意那背后仅仅是需要揭穿的浪漫“神话”。我觉得影响来自艺术在历史上的社会表征，并结合当代经济生活的现实。
　　“我必须研究政治和战争，这样我们的子孙就能自由地研究数学和哲学，”第二任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在给夫人的信中如是写道。“我们的子孙需要研究数学和哲学，地理，自然史和海事工程，航海，贸易和农业，这样他们的子孙就能研究绘画，诗，音乐，建筑，雕塑，织毯和陶艺。”每一代父母的奋斗都可使他们的子女更少些受到异化，这已成为社会契约的一部分。而艺术(理论上说)是使人可以稍作梦想之处。因此，当社会的财富积累愈多，就有愈多的人去从事艺术生涯(这是个跨文化现象，即便日本这种传统上敬畏科学和技术的国家亦如此)。对艺术劳动力的研究显示(尽管分散不均)，每年都有数量可观的人放弃原先的工作去做艺术家，他们明白这样赚的钱或许会更少，获得的个人满足却多了一些[《艺术与文化经济手册(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 of Art and Culture)》821页]。
　　艺术家越来越多，社会消费视觉艺术的方式不会毫无变化，这是自然。而这一现象的原因涉及非艺术类劳动遭遇的极端异化，正如艺术家们的幼稚一般严重——而艾宾眼中的拯救之路，却是市场的无情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