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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白的力量：谈张晓刚的九十年代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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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始终贯穿者集体命运使命意识的主线，在减少了题材上宏大叙事的同时，在精神诉求方面一如既往地表现对于宏大问题的关注，即使在形式探索方面也普遍带有悲壮的宣言样式。在八十年代末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之后，对于艺术的迷惑情绪蔓延开来。
进入九十年代，文化历经近乎休克的短期徘徊后，迅速转向艺术本体的探索，并逐步成熟起来。文化艺术成熟的标志是在几十年里终于表现出艺术对个体意识的主动追问和相应艺术语言表现的完善和自信。进入二十一世纪，市场的触觉无处不在，而且往往表现出压倒性的力量，文化被市场的无形的手所把控。文化艺术由自身发展的主动，而变成为策划为先导下的一个个棋子，艺术将变成怎样，成为一个疑问。
如果一定要选择一个人和他的艺术能够代表九十年代中国艺术发展状况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张晓刚。他恰好在上述的每个时代节点完成了艺术的转型。特别是九十年代，体现他个人记忆和价值思考的《大家庭系列》，也正是这个时代文化艺术摆脱精神空泛和流俗而拥抱人文关怀的整体趋向。吕澎在《二十世纪中国艺术史》以《大家庭》做封面，恰如其分，这与封底的黄宾虹作品正好形成世纪两个半期的呼应。
八十年代，张晓刚和那个时代许多艺术家一样，一只手伸向西方现当代艺术，另一只手伸向文化的本土和民族土壤。他的《再生》等作品显现其在理性的集体意识下，所表现的对于内省的关注，这为他的后续探索埋下了伏笔。1990年，张晓刚的作品《除夕夜》，已经有了后续标志作品的影子。个人经验成为他艺术思考的出发点，同时他也在主动寻找属于个人特点的语言表现方式。
1993年，张晓刚的《大家庭》、《全家福》系列问世，他说，“希望自己的艺术与个人气质、心理结构、受到教育等等这些我敏感的东西保持密切的关系”。每个人都有记忆，对记忆的理解揭示个人对于当代思潮和文化的态度，张晓刚用理性的思考，认识集体意识时代的文化模式对个体产生的影响，他选择一种极度个人化的手法去触摸一个时代的个体心灵，这样的文化结构手法无疑具有强烈的当代意义。
在此后，差不多十年时间里，张晓刚不断在这一主题的外延和内涵方面拓展和挖掘。在世纪之交的一些作品里，他的思想诉求逐步转向对当代人的心灵思考，当下问题成为他关注的新的方向。从《迷恋和失忆》开始，张晓刚完成了又一次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