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光是悄无声息地从沙发脚边撤走的，灯亮起。这已经不知是张晓刚在北京的第几个工作室。
高大、宽广、庞杂，既能容纳巨幅的画布和装置，又能无处不张贴放置他收集的照片、图片、纪念品、CD、颜料、杂物……这是张晓刚喜欢的风格——杂乱而冗繁，反倒给人一种安全感。他喜欢在这样的环境里发呆。
1981年发表自己的第一张作品，迄今已经33年。这三十多年来，这个生于昆明、身上有一半广东人血统的画家在成都度过幼年，在云南晋宁插队两年，在重庆的四川美术学院度过四年画布上的时光。紧接着，张晓刚回到昆明，先是待业，继而在一家玻璃制镜厂做建筑工人，然后去昆明市歌舞团任美工，其间还到过深圳一家装饰公司打工并被炒鱿鱼，他回到西南故乡，直到1986年如愿被调回川美师范系执教。在20世纪的最后一年，他逃离重庆、成都、昆明，移居北京。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某种说不清楚的力量把他推到中国当代艺术家行列中的前排，成为最受瞩目的少数人中的一个。
如今张晓刚坐在上千平方米的工作室的一张沙发里，又需要再一次回忆并讲述他的过去。30年来，他所经历的所有挫折、压抑、彷徨、愤懑、孤独、无聊、虚无、颓废、忧郁、忐忑、得意、伤痛……都成为故事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而他成为一个样本，无法推辞，无法遮掩，无法忽略，无法逃避——讲述本身成为他的工作。
他永远活在时间差里，而且，“这个时间差有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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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彩色摄影、银色签字笔，油彩，2008，180x350cm
（在这上面张晓刚写道：“……人们在这个疯狂多变的年代，发自心底深处的恐惧却恰恰不是因为贫穷，想到在那真正一贫如洗的八十年代，几个朋友，身上除了皮就是骨头，喝着劣质的烧酒，虽然苦闷，迷茫，每天都要骑着单车在城市里胡乱瞎逛一圈，回到自己的小屋，捧着一堆并不真正明白的书狠狠地看，但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贫穷。我也知道，现在若对人说这些话，显得过于奢侈，甚至显得‘矫情’。也许是这样的，不要去奢望‘记忆’真的能给我们今天带来多大的力量，不是么？在今天看来，‘记忆’不过也是一个可以消费可以为我们带来物质的产品，仅此而已，若不能带来这些，人们自然会用一种简单的方法将它关掉……”）
四年前他的母亲去世，整理遗物的时候，他才发现早年写给母亲的回信全都被她烧掉了，仅有的一封，被夹在仅存的两本日记本中的一本里。那是巨大的遗憾——从1986年到1996年，这对母子之间的通信长达十年，平均每个星期都要往来两封信甚至更多。由于在“文革”中受到刺激，母亲常常出现幻觉，认为自己的儿子经常在外被人打、被人迫害。她把那些担忧写到信里，而张晓刚能做的就是不断地“编”另一套故事，说服母亲自己完全没有遭遇这些。
但不管怎么样，母亲都把所有信件烧掉了。张晓刚说，那是上一辈人的习惯：不能留下证据。他远在昆明老家、现年94岁的父亲早年做过地下工作，现在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仍是把一串钥匙挂在身上——即便对家里人也要有防范意识，这是一个习惯。
长久以来，张晓刚都是一个积极的书写者。他的日记写到上世纪90年代才停止，而整个八九十年代的通信则可以摞起一个人高的高度。与朋友们——周春芽、毛旭辉、叶永青等人的通信在2010年集结出书，题为《失忆与记忆》，如今已几乎断货，在网店上甚至被炒到了两百多元一本。
据称，那套梳理他从1981年至2013年艺术生涯的四卷本《张晓刚：作品、文献与研究》将于明年年初出版，时下他正忙着的事情就是审校书中的文字。他发现那里还有太多的细节需要确认，太多差错需要纠正，最后他不得不亲自写一遍自己的“回忆录”。
我问他记忆力怎么样，他说：“过去的事情记得很清楚。”他的朋友、策展人吕澎劝他出版《失忆与记忆》一书时说，“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有一个交代”；对于自己的过去，那些已经远去的带着黄金色彩的人生，张晓刚觉得，写下来，说出来，“现在好像到了刚刚好的阶段”。
10月22日，晚秋的斜阳退隐之后，厂房一般的工作室里显得空旷而清冷。张晓刚叫助手打开电暖器放在脚边，说出以下这些可能被说过、但仍值得被听一遍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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