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尔纳·巴特纳与坏画的诞生

维尔纳·巴特纳，《口渴》，1989，74,9″ × 74,9″ / 190 cm × 190 cm 布面油画（图片致谢艺术家）

维尔纳·巴特纳，《幽默是自然的一个概念吗？》，1992，94,6″ × 74,9″ / 240 cm × 190 cm 布面油画（图片致谢艺术家）

艾墨思：百合和鸟——你引用的是一句著名的圣经经文，在其中耶稣呼吁人们将财宝放在天堂而不是在凡间，那句经文是：“心在何处，珍宝也在何处。” 这里我向我们的读者解释一下：诺斯替教是一种早期的基督教运动，被排除在教会的正统教派之外。例如，在社区的日常和宗教生活中，妇女所扮演的角色比在当时常见的父权制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要重要得多。据我了解，在你的生活和艺术中，你与正统思想作斗争，也在尽可能地寻求其他路径。但我也知道你从未上过艺术学校，学的是法律专业（学习那些为我们的社会生活提供具有约束力的框架，定义了如果我们想避免入狱的话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知道了你的学习背景后，有了这样一个问题：艺术和法律这两者是如何融合在一起的？

巴特纳：我学习法律有两个原因。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成绩很差，当时这个专业没有入学要求。我每天下午5点到晚上11点在邮局工作，所以早上总会错过前两节课。我16岁离家，所以我得想办法挣钱。其次，我认为法律是应用在实践中的哲学，它使我能够帮穷人摆脱困境。那实属天真烂漫的想法。现实是，柏林自由大学有五千名法律专业的学生，其中大多数是那些自大的小子，他们的父亲和祖父已经是律师了。那地方不适合我。那些高傲专断的教授们个个愤世嫉俗，有着讲不清楚的过去。在1970年代初，德国大学还没有进行去纳粹化。但是这种经历正是我想要的。学习法律的三个学期加强了我对人类之间所有协定的不信任，无论是法律、传统还是习俗，它们都有时限，很武断。我对民族学的学习也使我对此保留怀疑态度。马克思·施蒂纳（Max Stirner）撰写了《自我与本我》一书，并创立了个人无政府主义，他是这样描述的：“我不依托于任何事物。”也就是说：只能依靠自己检验过的并适合自己的事物。有时，它可能是不合常规的事物。

维尔纳·巴特纳，《一切看似美妙，实则糟糕……》，2011，74,9″ × 74,9″ / 190 cm × 190 cm 布面油画（图片致谢艺术家）

艾墨思：所以你没有成为律师。那我再问一个关于起点的问题：你是怎么走上艺术这条路的？

巴特纳：这一切都始于一段一夜情。我当时还很年轻，二十多岁，在柏林，一个女人带我回了她家。她住在一间和别人同租的公寓里，第二天一早，她打开门，一个台球悠悠地滚进房间，在地板上急促地滚动。那是他们的内部代号，意思是：“冈达，把那个家伙赶出去，我们要吃早饭了。”阿尔伯特·奥伦（Albert Oehlen）是住在那里的人之一，后来我们成为了朋友。我们一起翻修了公寓，花了三年的时间讨论艺术还有什么可能。然后我们就着手工作了。1977年，我们一起搬到了汉堡，在那里阿尔伯特被艺术学院录取，跟着西格玛尔·波尔克（Sigmar Polke）学习。那时候，我们把波尔克、伊门多夫和博伊斯视为里程碑一般的人物。我们讨论了如何通过他们的作品再进一步发展，还可以做些什么。然后我们开始着手自己的工作了。

艾墨思：听起来就像一个五年计划。先讨论，然后就干。或者就像与你合作过的马丁·基彭伯格（Martin Kippenberger）所说：“今天思考，明天就完成。” 但这并不容易。那时候，你是1990年代后期被称为“男孩团体”中的一员。和奥伦和基彭伯格一起工作是怎样的？

巴特纳：是的，我在汉堡遇见了基彭伯格，他刚开始有了他的柏林空间，叫基彭伯格办公室 （Kippenberger’s Büro），奥伦和我搬到了那。基彭伯格继承了一比钱，开始买作品，办展。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一起出场的话，反响会更大，一群青年男子一起做展览比单个画家更有力量。